从“仰望偶像”到“养成偶像”：周杰伦与蔡徐坤的两代粉丝

蔡徐坤周杰伦粉丝的刷微博超话热度大战，是近日最为引人瞩目的大新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参与者、旁观者数量都非常庞大，简直成了一起文化事件。其中，一个周杰伦粉丝的评论成为了点睛之笔：“这是一次面向流量大型嘲讽的行为艺术。流量是周杰伦最不重要的指标。杰伦以缺席的方式参与这场流量较量，一切战绩都带着不屑但陪你玩的嘲笑。”

周杰伦和蔡徐坤在超级话题榜单上的对抗，既表征了两个时代的不同，也是检验偶像标准之间的冲突：自称“夕阳红”的年长受众对时下娱乐工业产品化偶像制造链条的不满；流量明星霸屏实力却与之不匹配图景的反抗；对蜂拥而上为偶像买单的年轻粉丝的鄙夷等等。流量帝国、贩卖梦境、造星神话……我们有无数个词来形容当下看似疯狂和娱乐至死的饭圈生态，但却甚少试图将其作为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投影去解读。当今粉丝流行文化，看似充斥着失去自我、全身心迷恋偶像的年轻人，但实际上，相比传统的偶像崇拜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粉丝核心”的文化，偶像反而成为了他们实现自我、情感消费和们参与社会的工具。

新时代的流量明星：粉丝力量的证明

偶像的意味的确随着时代而变得不同了。

对于很多在青春期听周杰伦的80、90后来说，都不曾想过周杰伦会有一天因为流量数据不好而被质疑。在这些粉丝眼中，周杰伦歌曲的创新性、传唱性、大众认可度等事实早就是一个歌手演艺价值的最好证明。作为“中介”横亘在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则是演艺公司和媒体。创作、唱片、演唱会以及传统媒体，构成了造星体系的几个支柱，他们通过发布和宣传明星的作品帮助明星获得热度。

然而，作品不太出众的流量明星的出现意味着，这个长期而缓慢的口碑模式被打破，流量明星可以不靠作品，只靠强有力的粉丝组织就获得成功。因此，偶像的诞生不假他人之手，而是与粉丝同步产生并相互依存，只有当一个偶像有了粉丝，他/她才能被称之为“偶像”，控制权已经完全交付在粉丝手里。“哥哥只有我们”是粉丝努力的动力。

蔡徐坤正是一个流量明星的典型代表。2018年初，蔡徐坤在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中以断崖式的票数第一名出道。而已经在节目中身经百战、习惯为偶像制造人气的粉丝们早已成为“打榜专业军”，运作体系非常成熟，以极高的活跃度穿梭在各大平台上。举例来说，蔡徐坤的歌曲《PULL UP》的官方MV发布才9天，转发量就达到了一亿次以上。如此庞大的转发量，如果每人只转发一次，按照中国约14亿人口来算，相当于每14个人就有1个转发了蔡徐坤的微博。显然，这种的努力也得到了相当明显的回报——20岁的流量明星蔡徐坤已是Prada全球代言人。

蔡徐坤并不是特例，如今热衷于打榜的明星粉丝比比皆是。另一个曾一度引起巨大争议的新闻事件是，去年吴亦凡发新专辑，粉丝们寻找iTunes的各种漏洞，通过水军刷票，让在美国并不广为人知的吴亦凡力压Ariana Grande、Lady Gaga等人，霸占了整个美区iTunes专辑总榜、单曲总榜、Hip/Rap专辑和单曲四个榜单的冠军，引发北美与中国民众激烈讨论。虽然吴亦凡并没有因此得到音乐成就上的社会认可，但他确实展现出了自己的影响力和受关注度。

从过去的投票到现在的打榜，粉丝支持偶像的形式虽然变化了，但内在逻辑是非常一致的。即粉丝掌握着偶像的命运。当然，热火朝天的偶像工业也乐见其成，渲染和鼓励粉丝的这种心理，让粉丝坚信明星是由自己造就的，明星的成功完全归功于他们，从而使他们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继而更多进行消费。相应地，追星的粉丝为了获得参与感和成就感，愿意建构流量同其偶像事业发展前景之间的关联性。

同时，互联网的普及进一步确证了追星对于粉丝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如果说过去粉丝的行为是隐匿的，那么互联网时期就是粉丝文化从私到公的重要转折，喜爱偶像不再是个人欣赏的行为，而通过社交媒体走向公共空间，能够更轻而易举地被看见。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转发、评论、等都会被捕捉并转化成为偶像的财富。这是数据时代，也是偶像制造时代。

流量明星的粉丝大多是95后和千禧一代，他们是互联网原住民，没有经历过从卡带、专辑到数字的娱乐时代变迁，但在大数据算法中耳濡目染。大数据 (big data) ，指的是一种以数量庞大为特征的信息资产，具有极高的传播速率和多样性以及价值转化性。在互联网普及之前，虽然偶像的粉丝们对其保持讨论和热情，但没有方法能对其进行捕捉和量化，并最终用于衡量一个偶像的人气高低。

而随着大数据算法的成熟与普及，技术上的障碍终于不复存在，一系列计量艺人网络热度的新媒体数据榜单也就应运而生。2014年7月新浪微博明星势力榜上线，由“阅读数、互动数、社会影响力、爱慕值”四项组成。当然，关于明星影响力的各种计算公式都不一定是科学的。但它的出现却表明网络热度完全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被量化。如今，人们把这些数量统称为“流量” (traffic)。“流量明星”因有一批数量极其庞大且稳定的粉丝保证流量而存在商业价值。由此可以看出，流量下的生产机制看似以艺人为核心，但实际上，艺人的粉丝才是“变现”的基础。粉丝的重要地位由此得到明确的重视和保障。

通过偶像与个体的联系，是“养成”和应援，粉丝能够明确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正在把控偶像的未来。于是，粉丝和产业生成一种共识，即“数据越好的偶像越红，不做数据不配当粉丝”。一名粉丝愿意不断参与到偶像工业的生产机制之中，实现自我认可和群体认同。有商家从中嗅到商机，创造新的生财之道。去年，一款名叫“星缘”的软件允许用户通过该软件登录新浪微博。充钱开会员后，可以绑定多个小号（几十个到几千个不等），实现转发内容相同，转发数量翻倍。这种刷流量的行为被称作“抡博”，是饭圈的常用工具，而热衷“抡博”的粉丝们则被称为“抡博女工”。令人咋舌的是，在被查处之前，这款软件上线不到一年时间就非法获利近800万元。源源不断投入数据造假的真金白银宣誓着粉丝们的愿望——他们希望自己的力量由此能被世界看见。

贩卖虚拟亲密关系：新时代的偶像定位

另一个被广泛提出，关于当代偶像-粉丝关系的重大误解是：原来的明星卖作品，现在的明星卖人设。人们认为，明星的个人魅力（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是吸引粉丝的主要原因，因此非粉丝人群常常对粉圈的许多行为陷入迷思，不明白为什么某个偶像能够令粉丝如此痴狂。但实际上，这种“痴狂”正是粉丝追星的一种重要诉求。比起原来，当下的偶像-粉丝地位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导致满足情感消费成为粉丝追星的重点。

曾经，粉丝和偶像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地位也严重不平等。粉丝无法在偶像身上投射过多的感情，原因之一是交流不畅：偶像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生活/工作能够被粉丝看见，二是偶像与粉丝，粉丝与粉丝之间由于媒介限制而不自由，他们几乎不能形成良好的互动。

但现在，偶像与粉丝的亲密关系以“参与感”作为其精髓。互联网提供了24小时不间断的沟通可能。直播、社交媒体、等等打破了传统线下演出在时空上的制约，颠覆了传统演艺市场的生存链，达到了线上和线下的贯通，粉丝不再仅仅局限于来到现场的观看者，也不只有单一的消费方式。在追星的过程中，粉丝还可以随时与其他人进行分享和互动，这是“参与感”的最好体现，粉丝得以有一种更加亲密的错觉。我们时常看到，某个明星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私密生活的内容或者对粉丝进行调皮的回复而引发关注，而这一代明星中像周杰伦一样不开微博的，则屈指可数。与粉丝交流甚至“交往”已经成为了演艺圈的常态。

比起单纯地消费人设而言，看似亲密无间的虚拟空间交流让粉丝与偶像的关系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粉丝得以把自己在现实生活里得不到或者比较难获取的感情/亲密关系投射到偶像身上去，他们追星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消费和情感释放。在网络上，各路粉丝高呼偶像为男/女友、老公/老婆、儿子/女儿等早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粉丝也因此被划分为渴望和偶像成为伴侣的“男/女友粉”，想要守望他们成长的“亲妈粉”，喜欢观看偶像爱情生活的“cp粉”，甚至渴望偶像能够遵循自己获得成功的“事业粉”……有时候，粉丝的亲密关系和情感想象也不只属于特定的类型，而是会在多样化的内容之间自由变换。而粉丝得以体验不同的人生角色和释放多样的感情。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霍顿 （Donald Horton) 和理查德·沃尔 ( R. Richard Wohl) 在1956年提出“类社会关系”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理论，他们认为媒介接受者与他们所消费的媒介人物之间，会发展出一种单方面、想象性的人际交往关系。这种关系被认为是不现实的、病理性的。

深谙其道的偶像工业也鼓励粉丝进行亲密关系的想象，他们在线下举办粉丝见面会、粉丝活动，在线上拼命“宠粉”，让明星利用一切机会对粉丝表达感激、爱意和亲密。握手会、告白宣言、不恋爱承诺等“粉丝福利”（fan service)不断主动回应和认可着粉丝的关系想象，为粉丝提供能够让他们与偶像亲密的明证。

这也就是为什么，偶像的绯闻和恋情常常令粉丝感到怒不可遏，例如鹿晗与关晓彤宣布恋情之后，无数粉丝在网上宣告脱粉。其中有一个令粉丝极为愤怒的细节是鹿晗在情人节发布过的一条微博。微博内容为两件衣服，他询问粉丝自己应该穿哪一件。对于粉丝来说，自己可以决定偶像在情人节穿什么，显然是一件暧昧而甜蜜的事情，是对彼此亲密的关系的认可。但实际上，鹿晗穿上了“粉丝认可”的衣服去和自己的女友约会，却讽刺地成为了对粉丝的“背叛”。这一有趣的现象揭示了虚拟关系的运营是偶像运营的核心，早就被内化在偶像工业的运营逻辑之中。偶像贩卖的不止是隐私，还是一种亲密关系的承诺，当他们不能满足粉丝的情感需求时，粉丝就会弃他们而去。

不可否认，对于生活在人际关系疏离社会的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类“类社会关系”虽然并不真实，但却是一种简单、便捷、快速获取亲密感并释放感情的方式。而且，比起现实生活中平平无奇的社会关系而言，偶像与粉丝的“故事”既有亲密的部分（粉丝感受到偶像在意自己，自己可以和偶像交流，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决定其未来），也有疏离但更加诱人的部分（俊男靓女、上流生活、娱乐圈大起大落的夸张故事）。所以，粉丝们纷纷迎头而上，他们热衷消费的不仅不是作品本身，甚至也不完全是作为人设的偶像，而是以偶像为原型构建出来的某种可以被放置于亲密关系之中的形象。对于许多互联网时代出生的年轻追星族而言，它几乎就是理想爱情的模样。

破壁出圈：粉丝的文化影响力

当周杰伦和蔡徐坤的新闻充斥着人们的视野时，我们不难意识到，粉丝文化已不再是圈地自萌的小众爱好。类似，从反复霸屏的选秀节目到娱乐八卦全民热潮，人们逐渐发现，粉丝群体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如今让粉丝文化很难被看作是一种亚文化，其影响力丝毫不弱于主流文化，今天我们共享的社会文化热点很多都来源于此。尤其在大众最为集中的微博等社交社区，粉丝通过过度强大的消费能力、巨大的资金投入、不断的文本表达呈现出自己的影响力，他们的“打call”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特殊形式。以本次事件为例，周杰伦的粉丝通过刷屏行为表达的是自己对偶像的热爱、对代际交错的感叹以及对当下偶像创造工业的不满等。

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认为，粉丝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决定因素。一方面，它是集约化的流行文化，形成于反抗官方文化的外部；另一方面，它剥夺并改造了自身反对的那种官方文化的某些价值观和特征。他将粉丝的生产力划分为三种类型，即符号生产力、 声明生产力和文本生产力，粉丝常常通过自己的生产力使粉丝文化在人群中传播和定义，其作品持续地展现出“相关性”（relevance）、“赋权”（empowerment）和“参与”（participation）等特点。通过发布偶像相关的作品获得关注与回应，他们仿佛获得了偶像的力量。因此粉丝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自己的偶像，并在自己的文化中建构和传播具有特点的意见。

这一点在去年《创造101》中选手王菊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王菊的外形一开始被节目观众吐槽为“土黑壮”，与传统印象中肤白貌美瘦弱的女团成员形成强烈反差，因此也被认为是最不适合做女团的练习生。但随着多期节目的播出，王菊展示了与众不同的谈吐和独立的精神、独特的审美观。不少网友“路转粉”，被她对梦想的坚持与追求而打动。极其富有创造力的王菊粉丝们开始为其拉票并创造了许多相关的爆红的流行语，制造了一场空前的“王菊现象”。网络粉丝们表面上是在支持王菊，但实际上，观察王菊的后续发展可以发现，她在比赛后期并没有获得太多的票数支持，不少疯狂拉票的粉丝实际上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借助王菊完成了自我表达：他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不被身体羞辱（body shaming）困扰，拥有自己独立审美，敢于勇敢追梦的人。他们创作的表情包几乎都是展现王菊自信、有趣、气场强大的一面的，粉丝正是在这一文本再生产的实践过程中构建特殊的身份认同。

不难看出，粉丝进行的创作是一种典型的再创作，是偶像文本素材的拼接和挪用，他们剪裁图片或者视频，将偶像打造成符合自己期待或者能够表达自己的形象。就如同蔡徐坤和周杰伦在此次“大战”中被剪切的宣传视频/动图等，都展现着他们的粉丝认为其最动人的一面，实际也展现着粉丝的趣味和偏好。日本哲学家东浩纪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数据库消费。由于身处后现代的语境之中，观众已经不再热衷于宏大叙事，而更关心具体碎片化的要素。作品的人物要素包括特定的着装风格、发型和性格特征等，故事要素则包括特定的风格等，因此这些作品以及其中的任务，都多种要素的拼贴、集合与再循环。而粉丝们把对明星的提炼、臆想与自我理想放在一起完成了只属于自己的特殊作品。此类再次创作的形式和粉丝与偶像的关系一样，是高度虚拟的，但对于粉丝来说，又无比真实。

这正是当今偶像-粉丝文化的独特之处——既是狂热虚无的，也是有迹可循的，粉丝既迷恋伪饰的部分，也投入真切的感情。偶像看似高高在上，却又容易被遗忘。也许在这个被搭建起来的“帝国”中，粉丝和围观者们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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