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史研究与敦煌石窟——从新史料看梁思成与伯希和的交往

韩琦

  

梁思成致伯希和信（局部），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

梁思成是最早利用敦煌石窟和壁画进行古建筑研究的学者，而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激发了梁思成的思考。在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图书馆新发现的信件，展现了梁思成与伯希和的交往细节以及梁思成古建筑研究的历程。

1924年，梁思成赴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次年底，他收到了梁启超寄送的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一书，此书后来成为他一生孜孜钻研的对象。在宾大期间，梁思成选修了建筑史的课程；1927—1928年，赴哈佛大学学习，期间应该看过德国人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新出版的《中国建筑》一书，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了解。柏石曼、瑞典人喜龙仁（Osvald Si ren）和日本人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都是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著作引起了青年梁思成的注意。

1928年，梁思成回国并在东北大学任教。1931年6月，他受朱启钤之邀回到北京；9月，开始担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鉴于《营造法式》十分深奥难读，梁思成转而集中研究清代建筑，从清代工部的《工程做法》入手，并通过向老工匠学习，在全面理解清代建筑成就的基础上，再深入解读《营造法式》，尝试破译书中艰深的术语。

梁思成注重以实物调查配合古籍文献记录，与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北平图书馆给营造学社提供了一个研究室，相关书籍都可供研究室调阅使用。其中，就有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Paris,1914—1924），这部书成为梁思成的案头常备。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大事，对敦煌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因此成为显学。敦煌石窟艺术和壁画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1906—1909年，伯希和组织了中亚考察团，最早对敦煌石窟进行编号和研究。1914年，《敦煌石窟图录》第一卷已整理完成，但由于一战的爆发，图录的出版不得不搁置，直至1920年起才陆续问世。此书虽不算石窟研究的专著，但披露了大量珍贵图片，引起了一些中国年轻学者的兴趣，其中就有后来投身于敦煌研究和保护的常书鸿先生。而梁思成则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批图片中的五台山壁画，注意到图中的寺院、窟檐建筑与唐代建筑之间的关系。唐代中期之前的古代建筑，流传至今的绝大多数都是砖石佛塔，因此要对之前的建筑史进行研究，就要借助其他资料，而这批图片无疑是极有价值的史料。

梁思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他曾指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1932年4月，他调查测绘了蓟县独乐寺，并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撰写了考察报告，证明是辽代的建筑，由此开启了中国学者对于古代建筑的系统研究。

同年3月，在赴独乐寺考察前夕，梁思成发表了《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首次讨论了唐代的佛寺建筑。在文章的开头，梁思成笔触颇为悲观：“唐代建筑遗物的实例，除去几座砖塔而外，差不多可以说没有。”在当时，由于缺乏系统的调查，所知的古建较早的仅有山西大同的辽代建筑上华严寺、下华严寺、应县佛宫寺木塔和嵩山少林寺初祖庵，有感于东邻日本保存的隋唐建筑，他继续写道：

假使我们以后的学者或考古家，在穷乡僻壤中能发现隋唐木质建筑遗物，恐怕也只是孤单的遗例，不能显出他全局的布置和做法了。既没有实例可查，我们的资料不得不退一步到文献方面。除去史籍的记载外，幸而有燉煌壁画，因地方的偏僻和气候的干燥，得经千余年岁，还在人间保存，其中宝物如唐人写经等等，虽经斯坦因由王道士手中骗去，再被伯希和运走。但壁画究不易随便搬动，仍得无恙；伯希和曾制摄为《燉煌石窟图录》，其中各壁画上所绘建筑，准确而且详细，我们最重要的资料就在此。

梁思成在列举了众多文献资料之后，讨论了唐代的建筑，并特别提到了伯希和的敦煌图录：“幸而在记载之外我们又有一种新的考据材料。这项材料虽逊于实例遗物，却有时胜于史传记载。”这就是敦煌壁画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梁思成继续写道：“燉煌壁画将唐代的建筑——宫殿、佛寺，乃至平民住宅——在佛像背景里一概忠实的描绘下来，使得未发现当时的木质建筑遗物的我们，竟然可以对当时建筑大概情形，仍得一览无遗，实在是一件可喜的事。”（写于1932年3月9日）他特别引用了第117窟（今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对唐代佛寺宫殿建筑进行了概要的介绍。

1932年对梁思成来说是一个学术上的转折点。经过对蓟县独乐寺的考察，梁思成对唐代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转向对唐代佛寺建筑的系统研究。他试图从古代文献和绘画中寻找建筑史的讯息，如指出独乐寺中的观音阁与敦煌壁画中的唐代建筑十分相似，敦煌壁画因此成为他研读的重要对象。除了实测现存的建筑，梁思成对唐代之前建筑的研究，十分注重参考画像石、石窟壁画和明堂，作为实物资料的补充。他仔细阅读了《敦煌石窟图录》，仍感到尚有许多疑问，于是在5月28日提笔给伯希和写信，请求伯希和的解答和帮助，这是梁思成与伯希和直接交往的开端。

他在信中写道：

希和先生座右，敬启者：

先生研究中国文艺，数十余年，学界泰斗，中外同钦。今不忖冒昧，敢自绍介。思成为任公（启超）长子，研究中国建筑，不自量力，窃愿以中国建筑史之编撰为任。曾在东北大学任建筑学系教授，并讲授中国建筑史。惟自愧学无所精，有憾于中。先严在世时，于治学之道，辄谆谆命以先生治学方法为南车。一九二八年夏，思成由美取道欧洲东归，路出巴黎，蒙陈任先公使介绍，趋谒崇阶，适大驾未返，失之交臂，未聆教诲，怅歉无已。

兹有恳者，顷检先生燉煌千佛洞照片，第百三十洞前室内有木梁斗栱照片一帧（第CCLXXVII图），又第VII图有立于某洞口外门前木廊上照片一帧，成窃以为此乃唐式木造建筑之最古者，与燉煌壁画，日本奈良遗物，及中国唐代砖塔中所表示者皆相吻合。惜照片不甚清晰，未得详其究竟；其外部只得斜角一部，内部亦颇迷糊。未审左右尚有此二帧及此种木廊外部之正面照片否。如蒙加印见赐，裨得研究，并许翻印为文中插图，靡惟思成铭感不尽？抑亦先生惠而复惠也。至于复照价值，亦祈一并示知，当即奉呈。敝社汇刊三卷一期，另封寄呈，想邀青睐，岂敢云论，学而已耳。尚祈不吝赐正，并恕翻印照片是祷。其中思成所著“我们所知道的唐代宫殿与佛寺”一文，拟加以添改，译成英文，在哈佛Harvard大学发表，其翻印权，须先求许可，想必邀慨允也。一九二九年，舍弟思永在哈佛得聆讲学，思成已返国，亦有幸与不幸也。书不尽言，先此叩谢。

敬请

著安。不宣。

世晚梁思成再拜

一九三二年五月廿八日

住址：北平北总布胡同三号或Liang Ssu-Ch’eng

      3 Pei-Tsung-Pu Hutung

      Peiping,China

梁思成之所以给伯希和写信，是因为《敦煌石窟图录》有几点引起了他的关注。一是伯希和题有“初游千佛洞”的照片，梁思成注意到其左上方有木质建筑一角，是窟前的檐廊，从这一角，他就敏锐地看出了“简单雄大的斗栱”以及其他结构，“无一不表示唐代的特征”。他还注意到了敦煌第130窟前室木梁斗栱照片，也推测为唐代的形制。但这些照片不完全或欠清晰，于是提笔给伯希和写信。

1932年7月30日，伯希和自巴黎给梁思成回信，并提供了他所录的敦煌第130窟（现437窟）的两条梁上的题记，分别是宋太平兴国五年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曹延禄和开宝九年曹延恭的题记。在信中，伯希和还专门提到了常盘大定和关野贞《中国佛教史迹》对中国最古木构建筑定年的质疑，以及他本人在《通报》（1931）上所发表的书评。这年冬天，伯希和访问北京，梁思成十分高兴，趁他访问之际，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了《伯希和先生关于燉煌建筑的一封信》，披露了伯希和的详细回复，可以看出梁思成对伯希和回信的喜悦和重视，这是目前所知关于这段交往的唯一文字记录。伯希和的详尽回复，尽管带给他的只是北宋的信息，但梁思成的眼光是敏锐的，在此文的结尾，他仍按历史发展的逻辑，推断敦煌窟檐遗制是唐式的，他这样写道：

并且我们可以想像到，这两三座宋初建筑，绝不会脱离了当时尚存多数唐式而另立形制的。而且每个时代文化上的变迁，率多起自文化政治的中心，经过长久的时间，影响方能传到远处。照我个人推测，北宋初年中原的建筑，在形制上较近唐式，《营造法式》的“官订式”，至北宋末叶方才成熟。燉煌远在边陲，当时所奉为法则的，当然是唐代规矩。所以我当初以为它为唐式建筑实例的假定，得伯先生的覆信，更可成立。

1932年底，伯希和再次访华并盘桓数月。在北京期间，他的学术活动十分频繁，国内学者争相与之交流。这次到访也促成了梁思成与伯希和的首次见面。12月29日，梁思成用英文给伯希和写了一封信，约定了与伯希和见面的时间，但之后交往详情，因文献所限，已无从得知。

1937年6月，梁思成一行以敦煌第61窟的“五台山图”作为“旅行指南”，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发现了佛光寺。图为敦煌第61窟壁画（局部）

1937年6月，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纪玉堂四人来到五台山，探索古刹，他们以敦煌第61窟的“五台山图”作为“旅行指南”，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在豆村附近发现了唐代大中年间的佛光寺，进行了测绘，并根据梁上的题款，确定了该寺的具体年代，他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这对梁思成来说，是何等喜悦的大事，这一发现也成为中国建筑史上被屡屡传颂的佳话。

梁思成的这一发现，与敦煌壁画的指引有一定的关系，也应部分归功于伯希和的敦煌图录。需要提及的是，1927年，日本学者关野贞与常盘大定合编的《中国佛教史迹》第5卷，已收录日本僧人小野玄妙所摄佛光寺的照片，并得知殿前经幢有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号，但未能推断其建筑年代，关于佛光寺建造年代最终确定的历史使命由梁思成和林徽因完成。受战争影响，梁思成有关五台山唐代建筑的研究成果直到抗战末期才得以刊出，并为世人所逐渐了解。值得注意的是，1944—1945年梁思成发表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只字未提《中国佛教史迹》关于佛光寺的内容，但引用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提到“敦煌石室壁画五台山图中有‘大佛光之寺’。寺当时即得描影于数千里沙漠之外，其为唐代五台名刹，于此亦可征矣”。此文发表的背后也蕴含有复杂的学术和政治背景，特别是与日本学者的竞争。

梁思成虽然从未踏上过敦煌的土地，但他一直关注敦煌壁画和建筑。1951年，应常书鸿的邀请，他对敦煌壁画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强调了敦煌遗迹对研究古代建筑的重要价值，在文章的最后结论部分，他这样写道：

通过敦煌壁画和窟檐，我们得以对于由北魏至宋初五个世纪期间的社会文化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居住的情形——得到了一个相当明确的印象。因实物不复存在，假使没有这些壁画，我们对于当时的建筑将无从认识，即使实物存在，我们仍难以知道当时如何使用这些房屋。壁画虽只是当时建筑的缩影，它却附带的描写了当时的生活状况。

在这些壁画中，我们认识了十余种建筑类型；我们看出了建筑组群的平面配置；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了当时建筑的结构特征和各构材之相互关系及其处理的手法；因此我们认识了当时建筑的主要作风和格调。我们还看见了正在施工中的建筑过程中之一些阶段。这是多么难得的资料！

梁思成从壁画中寻找中国古代建筑的形制，是最早依据图像研究历史的先行者。敦煌壁画成就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对唐代建筑的发现，成为建筑史研究中的重要篇章，也改变了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遗憾，无疑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对传统科学技术的解读，是梁思成那一代人的共同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以及与国际学者一争高下的气派。

（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原文刊载于《文汇报》2022-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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