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电影创作的“变”与“不变”

上海国际电影节每年邀请国内外知名电影大师做客电影学堂，以对谈的形式分享个人电影理念和创作心得，畅谈光影艺术的魅力。从2017年的第20届至2023年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先后已有克里斯蒂安·蒙吉、布里兰特·曼多萨、努里·比格·锡兰、贾樟柯、是枝裕和、丹尼斯·维伦纽瓦、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等中外电影大师走进SIFF电影学堂，进行了21堂高水准的讲授与对话。

“SIFF电影学堂精粹”带你回顾电影学堂的对谈实况，感知电影大师的个体经验与时代关照，领略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抵达更广阔的光影世界。

以下为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陈可辛导演大师班实录：

关于陈可辛

导演、监制。在执导的17部作品及近40部监制作品中，获得超过400个奖项提名，赢得超过230个奖项的骄人成绩。获奖作品包括《甜蜜蜜》(1996)、《如果·爱》(2005) 、《投名状》(2007)、《武侠》(2011)、《中国合伙人》(2013)、《亲爱的》(2014)、《夺冠》(2020)等。其监制的作品包括《见鬼》(2002)、《门徒》(2007) 、《十月围城》(2009)、《七月与安生》(2016) 、岩井俊二《你好，之华》(2018)等。

时间：2023年6月11日（周日）10:00-11:30

地点：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金爵厅

主持：沈奕斐 |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联合主办：新浪微博、新浪娱乐、新浪潮

主持人：

欢迎大家来到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陈可辛大师班。我们今天想聊一聊陈导的人生，他拍电影的经历和感悟。您是怎么进入电影行业的？有什么契机吗？

陈可辛：

其实我的故事没有任何戏剧性，好像从小就想做导演，为什么呢？也不是说看了大导演的老电影这些故事，因为我爸爸是导演，我算是“电影二代”吧。但也不是二代，二代需要你爸爸非常成功，我爸爸追了一辈子电影梦，很辛苦地做了导演，但是也没有很成功。我从小就看着他追这个梦，看到他每天回来想到要拍的东西，有拍不成的，有拍成的。导演嘛，就是要找观众、听众，回家就会把想法、故事、梦想去讲，老婆肯定是听多了就烦嘛，就跟儿子讲，我每天看着他跟我讲故事，看着他那个梦想，跟他去电影院看电影，很小就看一些完全看不懂的电影，一直在这个氛围里长大，所以我跟我爸爸有一种特别好的关系，可能不是很传统的父子关系，像朋友一样。所以我最后决定还是做电影。其实他是不同意的，因为他知道这条路很难走，他一直说服我去做一些比较舒服的东西。我中学毕业的时候，要进好的大学也不容易。小时候从香港搬到泰国去住，因为我家是华侨，在泰国住的时候去了海滩，有一个酒店经理是香港人，我爸爸说做酒店经理多好，去念酒店管理，回来也不用发财，住的是酒店，吃是在酒店里吃，生活比较舒服。我念大学的时候就选了酒店管理，念了一个学期就熬不下去了。当时在美国念大学，可以选择很多科的，选择了历史、地理，最后觉得还是最喜欢电影，所以转了电影系。

主持人：

听上去爸爸妈妈给你一个非常温暖的童年，但我刚才听了您的经历，跟着爸爸拍电影到香港又回泰国，各种漂泊的生活，这种幸福和漂泊对于你后面的电影生涯有什么影响吗？

陈可辛：

我不知道这个是基因、天生、星座，还是命？我觉得全都能够解释。我家里是在电影圈，我爸爸虽然不算很成功，但是一些小学、幼儿园同学都喜欢来我家，都觉得在我家可以见到明星。当然，可能是四、五、六线明星，不是流量明星。我有一个很好的幼儿园同学，他喜欢动画、画画，结果他是许诚毅，《捉妖记》的导演，他说去陈可辛家就可以看到明星。我爸爸一直在一个行业，对电影失望就进了香港主流报纸做编辑，后来又做电影编剧，又到国泰公司做演员训练班的主任，所以才有了那些学员明星在家里，之后做了一些宣传，一直想做导演。表面上我们好像碰到一些比较中产、高端的电影行业，其实生活还是很辛苦。我妈妈还要做别的工作，使家里能够有体面一点的生活。所以家里其实很矛盾，我有很温暖的关系，因为我跟爸爸妈妈关系很好，同时也知道他们的难，所以我很谨慎，也明白要成功是不容易的，要做很多妥协。但妥协的时候也要有技术，有坚持。我觉得我爸爸比我全能，他自己写、自己编、自己导，我们以前香港有一句笑话说：自导自编自演，有些导演做演员，自监，最后是自杀。所以我们永远在那种状态里面，我一直有很重的危机感。我11岁多小学毕业，中文只念到六年级，所以没有自信，现在的电影剧本都不是我写的，但是我全程参与，我需要别人帮我写，因为我中文不够好。我英文是六年级后才学的，因为去泰国进了国际学校，所以我中文半桶水、英文半桶水，到哪里都不适的人。所以有很大的危机感，因为我家庭温暖，尤其我跟我爸爸关系实在太好了，使得我有两面的矛盾。最近大家常讲一个词“温暖写实主义”，我特别相信“温暖写实主义”，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可以活在很残酷、很困难的生活里面，但我又有很温暖的信念，我也相信明天会更好，可能因为我是射手座，所以我特别乐观。

主持人：

我看陈导作品的时候常常有冲击感，写实常常落在现实生活中，越悲剧、凄惨越有冲击力。我们经常讲幸福的婚姻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幸。我自己觉得不幸的婚姻才值得言说，如果是幸福的婚姻，就是偶像剧了，没有深度。如果落到现实里，往往是更悲伤、更悲观、更悲剧性的东西有张力，总的基调又让人感觉是温暖的，所以您会怎样处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

陈可辛：

其实这是没有办法说的，什么样的人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因为你要对自己诚实才能拍到好看的电影，你刚才说幸福的婚姻是相似的，不幸福的婚姻也是相似的。我加一句：不幸福的婚姻也是幸福的，这是我的信念，我对于一辈子的所有经历，苦的、甜的、酸的、辣的，我都觉得是好的。因为要是没有这些不好，我就没有今天的好。

主持人：

即使人生里面很多曲折困苦的经验，对于个体来讲都是成长的养料，让你变成更好的今天的基础，所以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经历也有价值，并且重新回味的时候也有幸福感，可以这样理解吗？

陈可辛：

可以这么说，所以我的电影就卡在中间，它又不是最卖钱、最商业的电影，因为永远把人性有些时候的不幸或者阴暗面挖出来讲。但当你挖出来讲的时候，很多时候一些比较艺术性的电影就会把这个血淋淋的东西写得很悲观或者很没有希望，觉得那个是现实。偏偏我就相信那种血淋淋挖出来讲之后，它是能解决的，能不能解决取决于自己能不能解决，我自己能解决，我只能拍能解决。很多时候高端的影评人就觉得这是商业的妥协，所以我在高端影评人的口碑也不算很好。

主持人：

但是看的时候还是很治愈的，您在乎高端影评人对于您的口碑吗？

陈可辛：

没有人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电影的，不在乎是骗你的。多少人夸你，夸你的人只有一种，骂你的人有很多，不一样地骂你，所以我们看的都是骂你的影评，不会看夸你的影评。

主持人：

这让我想起《金枝玉叶》，张国荣、刘嘉玲、袁咏仪的角色都是明星，但是你在讨论他们的生活的时候，让我感觉跟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区别，有恋爱里会遇到的各种问题、身份的困境等等，尤其到了《金枝玉叶2》，他们已经有那么多的矛盾，但最后又是合的结局，您刚才讲到温暖写实主义在最后那一刻的治愈性，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也是您的爱情观的表达？

陈可辛：

确实是，我唯一对自己比较满意的就是我没有违背过自己的良心做过任何一部我不相信的电影。

主持人：

用年轻人的话说，您已经很早就开始自我意识特别强大？

陈可辛：

可能是吧，又要回到我爸爸跟我的关系，使我非常相信自己的决定。但我又不是盲目的自信，所以很矛盾，人本来就是矛盾的。

主持人：

很多成功者都会有这种状态，这是两种交替的状态，现在年轻人说的躺平、内卷，好像这是两个对立的词汇，其实很多人身上是两个不同的状态在不断切换，有时候你觉得自己真的做不到了，有时候又觉得还可以再努把力，在您拍片过程中是不是有这两种状态的纠葛？

陈可辛：

矛盾一直有，但从来没有躺平过。我很希望能够躺平，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希望说这几年就算了，什么都不管了，就去享受生活。我选择电影其中有一个很天真、很傻的理解就是做电影导演挺好的，你充满热情做一部戏，做半年、一年，就可以去享受人生，环游世界，找新的灵感。再回来拼搏，但原来是没有中间那段的，因为拍完一部你已经担心下一部怎么做，而且电影是一个很困难的行业，你越成功、压力越大，下一部对你的要求更高。当然，现在也不一样了，我们以前的世界是做生意，签了一个订单就可以做一辈子。做生意现在也是每天都在拼，几年前很厉害的一些企业一下子跟不上时代就没了，跟做电影差不多，电影本身就是这样的东西，每部电影只会使你下一部更难，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主持人：

您刚才讲到了越成功越难，《金鸡》以后，1996年拍了《甜蜜蜜》，这是一个有漂泊感的爱情故事，很多人说它是一个最好的爱情故事，尤其是很多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比如说两人第一次挑明情感关系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有点像我们心理学讲的吊桥效应，人在紧张的状态里很容易把自己本身的紧张理解为对对方的心动和喜欢。李翘再遇到黎小军的时候，李翘是在出租车上，不敢叫住他的，因为头碰了方向盘把黎小军又拉回来了，他们两个有一个非常热烈的吻。这些细节很打动人，情感处理很好。不知道您在这个片子里是怎么考量这些细节的？

陈可辛：

运气吧，每部电影都有它的命，谁想拍一部不好的电影？每一部都想拍一部最好的电影，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灵感就来了呢？《甜蜜蜜》是我拍得最舒服的一部戏，因为没有什么压力。说回《金枝玉叶》和《金枝玉叶2》，两部电影其实是很相反的。《金枝玉叶》是一部命题作业，我之前没有拍过命题作业，都是我自己想拍什么样的戏，当然我想拍什么说难听一点也是要“算计”，算观众喜欢什么，如果拍了电影没人看也没意思，不仅是为了票房，也是为了沟通。在这样的商业模式里找一些能够有自我表达的题材，但《金枝玉叶》是当时已经拍完《霸王别姬》的张国荣回香港说想跟我们合作，张国荣回来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是几个电影人开的新公司，就觉得怎么样也得想一个故事给他。我就想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比较接地气的，比较像我们以前拍的电影，比较没有那么合适他演。另外就是《金枝玉叶》，为了他量身定做，但也用了很多我们自己在娱乐圈里知道的事情。明星也是人，也有生活，也有婚姻、爱情、关系的问题，就用了很多我见过的，甚至自己经历过的，或者自己有感觉的东西，把《金枝玉叶》的故事写出来。其实是很老好莱坞套路的电影，所以它能够达到最大公约数，到今天为止，我在香港票房最高的电影还是《金枝玉叶》。

主持人：

《金枝玉叶》张国荣的个人色彩很重，在片子里能看到他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场景，特别生活化，我觉得那些细节抓得特别好。

陈可辛：

拍那部戏是觉得我们要拍一部，叫《金枝玉叶》，其实跟电影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一来就给人看到那个片子，看到很《金枝玉叶》的世界，那部电影就很成功，那部电影跟我的爱情观完全相反。我说的相反是说，它是一个童话故事，王子和一个灰姑娘的故事，我其实从小都不看迪士尼童话的，那个其实挺违反我的爱情观的。拍完这个电影大卖，从那天开始，我一直在等回那部电影上映之后我那个月的感觉，我感觉我是不用走路的，整个人是在飘的，那种成功感我等到现在，等了30年还没有等到。每一部电影都觉得口碑不够好，票房不够好，每一部都觉得差那一口气。

主持人：

《金枝玉叶》那么成功，拍《金枝玉叶2》的时候，一开场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场景，把童话故事马上拉到了现实里面，为什么有这样的处理？为什么不持续成功的道路呢？

陈可辛：

因为这个故事讲完了。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拍《金枝玉叶2》。就拍了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就大卖，也花了很多钱，结果公司就快倒闭了。我们是五个导演的公司，因为我一个人，成也在我，败也在我，最后等于要解散了，公司要卖给一家大公司。我们一帮年轻人已经很沮丧，那个公司说我们买你公司唯一的条件是你必须拍《金枝玉叶》续集。我对着我的小伙伴们说，我就拍吧。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拍，我只能拍童话故事之后，把那个快乐地永远生活下去拍出来，就是拍一个关系，同居、婚姻等等。因为《金枝玉叶》的成功，《金枝玉叶2》拍的时候就很“顺”，不是剧本顺，是指你要到哪里拍都会给你拍。我们当时又没有钱拍戏，酒店不会给你进去拍的，因为电影行业不像现在那么受尊重，那个时候的电影行业很底层的。我们拍了《金枝玉叶》创造了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些大酒店都给我们拍，拍的时候好像很爽，但是剧本很辛苦地弄，一个多月拍完。我还提了一个要求，我拍这个真实的快乐地生活下去，同时我希望拍一部小电影，是一部文艺片，当然它也不是艺术片，就是《甜蜜蜜》。当时那个大公司很不愿意地说，我给你几百万就把它拍了吧，我说好，我两部一起拍，要拍《金枝玉叶2》条件就是要拍《甜蜜蜜》。我先拍《甜蜜蜜》，因为我怕拍了《金枝玉叶2》他不给我拍《甜蜜蜜》。《金枝玉叶2》赶暑期要上，所以《甜蜜蜜》拍了一半就停了，去拍《金枝玉叶2》，回来再拍纽约那部分《甜蜜蜜》，跟所有曾志伟在的香港部分。我还记得去纽约拍《甜蜜蜜》的时候，《金枝玉叶2》在香港首映，疯狂做宣传，十几年没有见过的朋友都打电话来要票。结果一上片之后，大家就傻了。怎么会这样呢？第二天我就去美国拍《甜蜜蜜》了，去美国每一天，看到票房一直掉，当然《金枝玉叶2》的票房不算很成功，口碑也不算好，虽然它写实一点，但是也不至于能够讨好高端影评人，所以就是一部两边不讨好的电影。《甜蜜蜜》拍完回来，那个时候香港的周期很短，拍一部戏一个多月，剪片两个礼拜，一年能拍几部戏。拍完《甜蜜蜜》回来没有人管我，我有很多时间剪片、做后期，剪了一个多月，那个时候最多五天要剪完，而且不是拍的时候剪，是拍完才剪。一个多月没有人搭理我，我可以自己慢慢剪片，因为人家都不追你什么时候要上，没有档期，也没有计划，等于我完全被打入“冷宫”了一样。我跟我的剪辑每天很沮丧，觉得这个戏还挺好看吧。

电影上的时候是午夜场，半夜大概一点多散场后，我们会走一段10分钟的路去咖啡厅喝东西，去检讨，看是否还需要修，那是观众第一次看到你的电影，他们喜欢不喜欢可能还需要回来调，因为电影还没有上，只是上午夜场，第二周才正式上映。回来的时候，5-10分钟的路，我走了一个半小时，因为一路上每个同业都抓住你站那儿聊他多喜欢那个戏。但是没有飘了，没有第一部戏那么飘。踏实的感觉，我还能留在这个圈里，继续拍电影。

主持人：

我觉得这个经历可以给年轻的电影从业者很多信心，现在我们动不动就是大制作，其实很多好片子，很想做、很真诚，几天时间，比较简陋的条件一样能够拍出好片。

陈可辛：

一个好片真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碰到最好的团队，最好的人，最好的故事。当然最重要的核心是导演要非常坚持你的信念，过程里不停有人打击你，从投资方到演员、明星，每个人都会有他的要求，都可能把你带偏，也不一定会不对，有可能偏了更好，因为原意可能没有那么厉害。我很怕我们内地常用的“艺术家”，因为我们真的不是大艺术家，我们就是一个导演，导演就是把所有人码在一起去创作，去做选择的。我常说导演其实是一个最容易的岗位，是唯一一个可以不专业的岗位。每个岗位都必须懂得演戏、写剧本、剪片、拍摄、摄影，导演可以什么都不懂。

主持人：

《甜蜜蜜》里面有一个场景是李翘在美国看到豹哥过世了，首先她是笑了一下，然后再哭，听说这个场景拍了好多条，但是你最后选择了第一遍。现在很多片子的悲伤特别情绪化，一悲伤就哭泣，其实悲伤是有三个层次的，浅层的悲伤首先爆发出来的表现是愤怒，中层的悲伤才是哭泣和伤心，最深层的悲伤首先是否认，不愿意面对，再过一个时间段悲伤的感情才会汹涌而至。我不知道您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最后选择了那一条，因为跟我们常规意义上悲伤的表演方式不太一样。

陈可辛：

我当时是选错的，所以导演不一定是对的，第一条就那么好，干嘛拍那么多条呢。我第一下没有想到她这么演，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有点痕迹，我理解她那个笑的动机，但是我觉得有痕迹，张曼玉最好看的就是没有表情、眼泪流下来，我觉得演员最需要的就是脆弱。张曼玉有那个脆弱，是很自然的，与生俱来的，学表演都学不来的。她突然来一个笑，我就懵了，我就说不行。她给我解释说为什么这样。我说我完全理解，但就是觉得你在演。我们拍了8条，她最后说我真的哭不下去了，她说我想了一遍，我家里每个人都死了，我的一条狗都死了，我突然活不下去了。后来就说好了，够了，回去剪吧。所有人都觉得那条最好，当时没有绝对说服我，是没有找到一条更好的，更感动我，最后我就认了，大家都喜欢，我很多年都不明白。但后来有两个经历使我明白那个笑，不只是明白，而是亲眼看到那个情境。拍《金鸡2》的时候，找了张学友来演一个角色，当时张学友在配音间里配音，突然间我收到一个电话，说柯受良去世了，柯受良是我跟他的好朋友，尤其跟他的关系特别特别好。我就进去拉他出来，把他推在墙边，两手抓住他的肩膀，说小黑走了。他突然用了他在《金鸡》里面那个角色的“嘿嘿”笑一下，笑完才哭。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间笑一下。那个笑跟张曼玉那个笑一样，我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是不明白，我看到了一个实例，他的直接的反应是这样。20年后，今年我爸爸去世。我半夜3点接到电话，他是很健康，突然间走的。接完电话之后，我第一个反应没有笑出来，但是心里觉得很荒谬，我不是哭的，我第一下反应是怎么可能，觉得这是一个笑话。

我一辈子一直在等，准备一辈子，因为我妈妈十一年前就去世了，我妈妈走的时候我也有哭，但是我一直在担心，我身边人走的时候我能哭还是不能哭，因为我在现实生活里是不哭的人，但是我看电影常哭，拍电影的时候也常哭。拍《武侠》的时候，跟女主角讲戏都会哭，我就觉得很丢人，但是现实生活我是不哭的。那一刻是我一直担心的，十几二十年了，父母年纪大了就担心到时候在他们走的时候哭不哭。我自己知道，我跟我爸爸的感情不需要交代给别人看，但是也会有这个压力，我甚至在拍《夺冠》的时候找了一个表演老师，因为《夺冠》是我第一部全用素人演员的戏，我不是念表演的，所以我没有能力跟素人演员沟通，教他们怎么演戏，我找了表演老师来教这些素人演员演戏，老师很厉害，很有方法弄到他们能哭。哭是很难，这一次我爸爸离开，因为我爸爸对于我来讲太重要了。整个过程里面，我几乎没有哭过。我就一直觉得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很多朋友说有一天你就会大哭的，我一直在等那一天。我已经觉得今天这个论坛就给我释放出来了。

主持人：

刚才您谈到了《金鸡》，这个片子您是监制，吴君如主演，你怎么处理跟她的工作关系，这个片子是为吴君如量身定做的吗？

陈可辛：

是为她量身定做的。这个关系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是一个挺细腻的人，又拍了那么多大家说的爱情片，我还是否认，那都是关系片，我不太会拍爱情片。其实很多人说我拍女性题材好看，其实我也没有站在女性角度，只是站在人的角度，或者我作为男性看女性的角度，可能我没有那么封建，没有那么大男人，我也相信女性比较强，所以我拍的女性会挖得比较深。说回《金鸡》，我跟君如怎么处理？我只是监制，当然我每天都在现场盯着每一个细节，因为那个故事也是我想出来的。导演是我很好的朋友，他也不介意，大家一起去弄。当时很多访问，君如说压力很大，因为每天都有不同的男人，老的、小的、盲的，要跟她做很亲密的戏，她真的是在现场大哭了。其实我也有点不太理解，演员不就是演戏吗？因为这个演员有点特别，别的演员拍完就回家了，这个演员回家了我还是碰到她，所以我只能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自己导她一部戏，也是有点不太敢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究竟是一部戏重要，还是婚姻重要呢？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对电影的想法和认同感，大家对自己的自尊心各方都有，我说了、我提了，是你觉得我不够好吗？人家不是跟你生活的话，就不会那么痛。跟你一起生活可能会很痛，所以我还在学习，我一直觉得我很世故，但是回头看很多事情，我觉得到今天我还是too young。同一个行业，要多理解对方的难。

主持人：

刚才那个阶段很多影评家称之为泛亚洲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你有自己的公司。之后因为国家变得越来越开放，您到内地来拍了《如果·爱》《投名状》《十月围城》《亲爱的》等等。您好像没有受到类型的限制，您怎样看待很难用类型来对你进行归类的身份？

陈可辛：

是优点也是缺点，很多人会觉得这样你就不是一个作者导演，什么都拍，就是一个类型片、商业片导演。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要生存的导演，大家常说要成功、要卖钱，其实没有多卖钱，电影永远都不是一个特别赚钱的行业。能够回本、能生存就很难了。每部电影都是很困难的，大家看到的那个数字很多，其实后面庞大的制作数字和宣发数字，压力大得不得了。我一直都很有危机意识，所以我一直得顺着市场当时的要求去改变。但这个改变不是完全的改变，在形式上、地域上都可以改变，我们不说“不忘初心”，但是你要坚持自己说什么，不会改变，因为一改变，电影就不会好看。这比一部不卖钱的电影、口碑不好的电影更伤导演。我一早说，拍每部电影，好的、坏的，你们喜欢不喜欢都是我的，不管有什么影响，我做了妥协，我都认了，都是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做得最好的，我都无愧于心。很多人都笑我，我拍《如果·爱》，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喜欢音乐剧的人，这一两年才开始喜欢音乐剧，因为我女儿要去念音乐剧，她喜欢音乐剧。

主持人：

原来是你爸爸影响你，现在是女儿开始影响你了。

陈可辛：

其实已经第四代了，我爷爷是搞话剧的。我是最讨厌也不喜欢看任何体育的，我自己没有玩过，在中学我没有玩过任何的运动。拍到网球、排球的时候，我一直回头看我的副导演和监制，这个行不行，像不像，我也很讨厌动作片，我看电影的时候永远一看到打就快进，一看到下面有字幕就停下来，我只想听故事，只想看感情和人物，所以我对于场面、技术这些都没有兴趣，这些对于我都是极致痛苦的事情，但是我要拍《武侠》《投名状》《如果·爱》《夺冠》，它有足够的人物支撑我去拍这些电影，技术那部分我一直都可以改变，我要拍怎么样的电影，可以找一些专家来帮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些资源，可以帮我完成一些我自己没有感觉的东西。

主持人：

您成立的公司是Changin’Picture，“改变”，您刚才讲到有一些坚守的东西，改变是为了不改变吗？不改变是为了做什么事情吗？您的初心是什么样的，未来的规划以及对自己的想法可以分享一下吗？

陈可辛：

改变就是为了不改变，不改变的话，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大家别看这么多光环，其实做到我这个阶段很难的。很多年轻导演你们以为很难，可能你到我这个位置比你更难。这真的不是说风凉话，这条路就是很难的一条路。所以一直在行业规则允许的情况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违背自己的信念，自己相信的东西，那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它根本不是一个作品，好的作品、坏的作品都需要是一个作品。

主持人：

现阶段您成立Changin’Picture公司的目标是什么，除了刚才讲到继续在电影上有个人的表达以外，成立这个公司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理想或者是想法吗？

陈可辛：

我在不同的阶段有几个公司，说白了都是口号，其实都是自己的公司，为什么要改变口号，给自己的团队一个打气，Changin’原意就是要把我自己从70年代，我念中学的时候就很喜欢看短剧，1976-1980年，很多美剧是短剧，都是从小说改编来的，8、10集，不会永远延长下去的。那些剧对我的影响可能比年轻导演喜欢的意大利新写实主义、法国新浪潮更深。做人一定要对自己诚实，我喜欢那个东西就是想做那个东西，结果做了电影，做了几十年也没有那个土壤，十几年前看到美剧又开始有了新的状况，觉得很羡慕。

我去好莱坞那两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学习了很多。不是技术，是产业方面，怎么去面对老板，因为我们以前在香港拍戏都是独立电影，虽然是商业电影，但是导演说了算。好莱坞所有东西都有制度，说白了就是上市公司，年轻人一面对投资者，就是面对一大堆的提议、建议、审核，各种不同的要求。因为我拍的电影不停在变，又回到Changin’，张曼玉笑了，就是变，一个演员给好东西给你，你变不变呢？肯定变。来了那么多好的艺术家、演员、摄影师，在你原有的路上加了分，你要吗？当然要。但是好莱坞拍电影就是不要，所有人包括监制在现场都觉得加了这一句好得不得了，但是在制度上必须要打电邮、打电话，打回总公司还有时差，还去到总公司最大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队去说“可以”，你才可以改，审批下来说可以改之后电影都已经拍完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制度非常不合适我的创作，它太没有灵活性。香港人是很有灵活性的，我们拍戏突然间想到什么就可以加。在好莱坞的那两年挺郁闷的，回来之后做了泛亚洲的合作，建立了很多泛亚洲的关系。后来在内地拍了我人生里面很幸福的十几年，拍了很多我想拍的电影，观众也接受，也不赔钱，但我看到流媒体开始有改变了，美剧能够在2个小时以上更长的时空去讲故事，我们确实被这2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限制，使得很多时候一个电影或者一个故事只能把它讲完就差不多了，根本没有时间讲得很透，也没有时间把人物的内心描述得更细腻。这种情况下，我很向往拍这种短剧，6、8、10集，甚至5集，我需要5个小时，不能是一部电影，就5集也行。观众看流媒体的习惯也不一样了，可以一个周末一个晚上就把5个小时看完了，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事情，我想试一试。而在国际川流的世界里面，还没有中文的代表，中国有很多好故事，有很多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共情共性的故事，因为大家都是人，其实故事都是差不多的。比如，我在香港成长，我还是泰国华侨子弟，我在香港不是纯粹的香港人，在泰国也不是纯粹的泰国人，来到内地也不是纯粹的内地人，我也能拍《中国合伙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拍一些让全世界观众都会觉得好看的人的故事呢？用中文拍中国的故事，大家有共情，也有时间可以敞开拍的，我觉得这个是我刚过60的新的人生开始。

主持人：

当看到Changin’公司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您的目标是要往外走，但刚才在听的时候，我觉得你更多是在形式上、各方面的改善，如何结合中国已有的好的东西，再跟世界的新的形式结合，在更大的平台上对于中国行业的一些促进作用，可以这样理解吗？

陈可辛：

可以这样说，其实在中国还是有更多的施展的空间的。我觉得中国有太多好看的故事，但我们要找到一个结合点，全世界人都有共情、共性的，把中国的故事拍到全世界都要看。我觉得这是一个能改变的时候，这也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现在中国市场还是很大的，能去拍一些和传统电视剧有点不一样的，譬如长剧变短剧，短剧变更短的剧，在里面找到一些全世界人都有共情的东西，给他们看到他们没有想象到的中国的另外一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期这么做是最好的，很多人都能做，也都会做。我一直都是一个桥梁，因为我在不同地方都能生存，也比较世故，也保持天真，无论什么姿态状态，只要能拍，能把好的东西传播开来就可以。所以我觉得结果最重要，姿态不重要，我以前听说过一句话，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的要求是站不站着无所谓，我的要求也不是赚钱，我的要求就是能继续拍下去就行了。

主持人：

如何把中国好的故事、好的文化以更好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到，其实就是我们的自信心所在，也是我们的文化优势所在，而陈导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乐观的，甚至有时候也是在争议中前行，但是对电影行业、对中国文化来讲有非常积极的作用。陈导用最后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

陈可辛：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因为我觉得人生的悲观是谁都知道，不用说的，人生里面会碰到所有的问题，但乐观是当下，当你乐观，当下就快乐了。结果是怎么样的？你就想象结果是最好的，因为起码你把当下赚了，这就是我人生的态度，拍电影的态度。

现场提问：

您说过要搞一个流媒体泛亚洲的剧集，我们知道现在比较流行的是网飞，它是非常流行的流媒体平台，各种国家的剧集汇聚在这上面。您想做的是类似于网飞的，但是以中文为中心的一系列剧集吗？我感觉这个事情很有意义。

陈可辛：

我觉得以中国的故事为中心，但为了要达到共情，因为你知道在电影人跟观众中间隔着很多层，有中间方、平台、制作方、宣发等等，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妥协，可以找一些中国故事，但是外国人又看得懂，甚至有一些故事可能会有不同语言，会使这个电影或者这个剧更有影响力。我们做十个剧，真正能够走出去的就是一两个、两三个，但也是一个开始。

主持人：

一些人对中国的想象还是停留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前，只有中国文化出去，才会真正改变人们心中中国人的形象，我们在国外才能得到尊重和理解。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有共同语言，哪部片子你看过我也看过，更能够拉近距离。语言也好、形式也好，都是一个桥梁，只要我们的内核、中国文化的东西保留着，就可以搭起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这个桥梁也是很重要的。

陈可辛：

很重要，黄种人很多人是分不出究竟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还是马来西亚人、泰国人的。还有很多对亚洲、对中国很无知的观众，而且有很多刻板形象。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改变那个刻板形象，我们肯定不想拍一些为了讨好他们固定的中国形象的电影或者电视剧，这样其实没有进步。我要做的是，要使这个世界更进步，使我们的生活、面貌能够表达出去，这个过程里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共情点是人家也觉得是有趣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现场提问：

您刚才说很多片子您不会直接做编剧，您是怎么样挑选故事和编剧，以及是怎样的合作模式呢？

陈可辛：

其实我很深度地参与每个剧本。人家写了一个剧本给我，我就拿去拍了，很少找到这样的剧本。但我下一部戏确实是这样的，别人写的剧本给我，我很喜欢，5、6年一直想拍，现在终于有机会拍了。我几乎没有试过有一部戏不是自己深度参与的，所以我既不是编剧，又是一个很麻烦的导演，就是编剧最讨厌的导演。我记得《投名状》编剧名字有9个，当时有一个编剧在访问里说，他的编剧一辆小巴都坐不下。我在不同阶段一直在摸索我要拍的电影是怎么样，我大概有一个概念，一直跟编剧去聊。你说初心是什么？我相信的是什么？其实不可能有的人相信一样东西一辈子的，这也是我的成长，我的年龄大了，我的阶段、我的关系、我的婚姻、我的父亲的身份等等会给我不同阶段、不同表达的诉求。我以前常说，我拍电影就像看心理医生，人生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找一批很有才华的人跟我一起去探索。在探索过程里，我一直去找，所以有时候会换编剧，昨天晚上我颁了一个奖给跟我合作十年的张冀老师，他是唯一一个我没有换的编剧，整部电影都是他写的，十年里已经写了四部，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记录。

现场提问：

我是创投训练营编剧组的成员，算是学术派长起来的学生，有很多的创作肌肉记忆，我想问一下您的创作肌肉记忆在面对市场和各方面的要求时，是怎么样很坚定地做妥协的？第二个问题是，您很多片子里有喜剧元素，您是怎么看待您的喜剧和人文关怀对于电影的从业者或者高端影评人和普通观众的关系的？

陈可辛：

其实我的喜剧都不是很喜剧，我也喜欢喜剧，但我不会搞笑，这是很吃亏的地方。因为搞笑是最大公约数，我的喜剧都是来自于人物，喜剧本身就是悲剧，因为喜剧演员都有一个很灰暗的东西。说到喜剧，现在这个人生阶段就可以回家问君如了，好不好笑？因为我的笑点跟她也是不一样的。您刚才说到创作的肌肉记忆，我拍了两部体育电影才开始了解原来有肌肉记忆这回事，但是创作的肌肉记忆我真的没有想过，我只能说，在拍戏的时候，我的强项可能也是使我的电影没有那么有艺术感的地方，我喜欢感人。我看电影，喜欢找到我能哭的地方。因为生活里面我不哭，我看电影会哭，所以我会很敏感，这就是我的创作肌肉记忆，我看剧本的时候或者跟编剧聊剧本的时候，我会想到这里我一定会哭，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这个戏能不能过。高端影评人就很不高兴，你不就是在煽情嘛，煽情有一条线就是过了还是不过，你不喜欢就是煽情，你喜欢就是感人。同一部戏，不同的人看，会有不同的形容词。我第一次在北京拍戏，和编剧聊到周迅离开金城武的那场戏，是在一个地下室走，不要看我离开，然后关门走。走了之后，金城武冲上那个窗，看到外面下雪，她站在那儿，她知道他的头伸出来看着她，但是我们看不到周迅，只看到鞋，而她的鞋踢了一堆雪到那个窗就跑了，我们聊剧本的时候我就哭得不行。因为我对金城武的那个角色有共情，那个电影是我那么多部电影里面最个人的，也是年轻时候的一些经历，当然那个场面是没有发生过在我身上的，相爱文学。在想到那部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一定行，你说那个是煽情吗？我不知道，反正那个是我的直觉，但我很清楚，绝对不能拍到周迅跑，或者拍到她的脸。

主持人：

写作里面经常有一个困境，有的时候有一个套路，你不知道这是你的特点还是受限于框架。当你不断重复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自己是愉悦的，就OK了。如果你做的时候不是愉悦的，当你觉得“不得不”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框架了，您没有肌肉记忆的那种限制性，因为你没有不得不做，而是你选择去这么做？

陈可辛：

做人就是这样，做人也好，导演也好，你自己不喜欢，全世界又怎样呢？我自己很幸运，我自己喜欢的时候我还能生存，有的人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真的生存不了，那就是命，真的没有办法说。

现场提问：

您在挑选电影演员的时候，哪几个指标是您非常看中的？在电影艺术方面，您觉得您个人在哪几个方面是比较有天赋的？哪几个方面好像并不是特别有天赋，但通过个人努力在不断提高的？

陈可辛：

选择演员的哪几个标准，我也不用虚伪。其实当然要明星，因为没有明星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电影。因为投资明星才有观众，所以我就拍明星，你要找到明星的特点，别人没有拍过的，你才把那个明星拍出来，不像别人用了一个明星就算了，这是一个功课。第二，可能同样重要，无论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必须要脆弱，像我演员里面的女性角色，无论她演的角色多坚强，你要看到她脆弱的一面，观众喜欢看脆弱的人，不喜欢看强的人，因为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一定要把脆弱的时候拍出来，一定要演得脆弱。第二个问题，我肯定觉得是情感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家庭生活也比较幸福，也没有太复杂的问题。

主持人：

我觉得你的家庭生活给了你一个特别好的平衡，因为家庭生活提供了非常温暖的爱的流动，但是你在外面会有很多奔波、辛苦，所以你的世界里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时时刻刻在交融。你成长以后，情感性变得很敏锐，所以你的情感性是非常有天赋的。

陈可辛：

谢谢，我一直有一句诗，普通话我还不知道怎么念：“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一直觉得我一辈子都这样，当然我现在不是少年了，我还是觉得我是少年，很多东西我都不懂，也没有经历，但我就很喜欢那个感觉。我的弱项就是技术，我对技术完全没有兴趣，技术包括特效、动作、选技巧的镜头，我完全没有，但我还有一点优点，除了情感，我觉得我的审美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个很主观。

主持人：

他还有一个优点，他很能听取别人的意见，我跟陈导沟通的时候，他是特别善于吸收别人的想法的，他已经那么成名了，这是非常难得的。

陈可辛：

这是对的，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我非常相信年轻人，不管我们面对的未来的世界或者现在的世界，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年轻人的议题是我非常不了解、也非常不同意的，但我都愿意去聆听、去理解，我女儿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们聊了很多现在的各种议题，因为我跟女儿的关系就是她爱看什么，我就跟她看什么，我不会跟她说这个不好看。我从小都不看的动画片、漫威的剧，我也跟着她看。很多时候，那些情景喜剧有友情，她在笑，我在哭。她也不知道我在哭，因为里面讲很多人生的东西，大家找到共鸣，我觉得好了，终于能够沟通了，突然她又回去看漫威的剧，我跟着她看，我可以慢慢把我的价值观输入给她。因为我常跟年轻的电影人或者公司的年轻同事去聊，我觉得可能都不是很真实，因为我就是扮演很会很会听意见的人，但是对于女儿来说就是真实的。

创作不易，感谢支持

网址：陈可辛：电影创作的“变”与“不变” https://mxgxt.com/news/view/44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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