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于向外拓展

美国东部时间2018年11月8日晚，由亚瑟·克拉克基金会（Arthur C. Clarke Foundation）主办的2018年度克拉克奖颁奖仪式及晚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西德尼·哈曼剧院（Sidney Harman Hall）举行，刘慈欣被授予了2018年度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Clarke Award for Imagination in Service to Society），以表彰其在科幻小说创作领域做出的贡献。 

刘慈欣领取克拉克奖后的演讲现场。

刘慈欣曾凭借科幻小说《三体》，成为第一个拿到“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的亚洲作家。同年，《纽约客》专栏作家约瑟华·罗斯曼（Joshua Rothman）将刘慈欣誉为“中国的亚瑟·克拉克”。亚瑟·克拉克（1917-2008）是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和发明家，与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并称为二十世纪三大科幻小说家。克拉克最知名的科幻小说作品是《2001太空漫游》，此书由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于1968年拍摄成同名电影，并成为科幻电影经典。

作为刘慈欣访美行程的一部分，在领奖后的第二天晚上7点，刘慈欣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政治与散文（Politics and Prose）书店，和《华盛顿邮报》科幻小说书评编辑伊夫狄恩·梅森（Everdeen Mason）举行了对谈。伊夫狄恩·梅森本身是一个科幻迷，她每个月都会在《华盛顿邮报》的科幻专栏上，点评这个月新出的科幻小说。他们广泛地交流了对女性的看法、东西方的科幻小说的异同、科技与文学的关系还有对人类未来的看法。刘慈欣也透露了他对他笔下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人类沉溺于信息技术的担忧。

在刘慈欣的小说里，是男是女并不重要

刘慈欣对女性角色的描写，一直以来都会被女性主义者们诟病。比如《三体》系列里的女性角色就很脸谱化。故事会经常因为某些女性人物的“女性特质”，比如非理性、泛滥的爱心等而走向悲剧，反而男性角色则显得很理性，最后往往是男性英雄拯救了被女性毁灭的世界。伊夫狄恩·梅森就问刘慈欣，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的一种女性观？

刘慈欣与伊夫狄恩·梅森在政治与散文书店的对谈现场，王玉琪摄。

刘慈欣则表示，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想过性别问题。他写小说的第一步，是先想象未来科学技术的样态，之后才能产生故事，最后才产生人物。他甚至认为，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并不重要，这在小说创作中可能不是一个很正确的做法，但在科幻小说中会比较常见。

比如《三体3：死神永生》中的程心，最初设定是男性，之后才改为女性。刘慈欣认为，其实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方式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在他的小说里，人物是男性还是女性，这并不重要。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男女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如果有差别，也更多是后天的而非先天的。比如《球状闪电》里的女主人公林云，就非常积极进取，而不是被动的形象。

那么为什么在《球状闪电》中，要选择以陈博士的视角，来讲述女主角林云的故事呢？是不是意味着刘慈欣无法代入女性的视角？刘慈欣表示，这只是方便讲故事罢了。另外，林云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她有着很多性格缺陷，比如她痴迷于武器。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描写她，这会让这个人物显得更加客观可信。

《球状闪电》

作者:  刘慈欣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6月

东西方的科幻小说有什么异同？

伊夫狄恩·梅森认为，最近中国有许多优秀的科幻作家涌现出来，比如郝景芳、韩松、宝树等。其中，刘慈欣在这个领域树立了榜样，功不可没。刘慈欣则认为，这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话语权的问题。最近进入西方视野的新中国科幻小说，不一定是受他的小说刺激出来的，而是因为他的成功，中国科幻从而能够进入西方人的视野，受到了更多关注。因此许多优秀作者的作品，有机会被翻译成英语，从而被西方认识。

西方读者往往会关注中国科幻小说里的“中国性”，刘慈欣认为，其实中国和西方的科幻小说大同小异，科幻小说是跨国界的。科幻小说比其他的文学体裁，更容易能被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理解。因此我们经常能看到，在各国的科幻小说中，人类都经常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而且科幻小说的主题，也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比如外星人入侵和乌托邦等。

当然，不同还是有的。因为美国科幻小说有比较浓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所以克隆人、人造生命等题材，在美国科幻小说中比较敏感。美国科幻作家和读者都会郑重其事地对待这些伦理议题。而在中国，这些有关于人造生命、克隆人的作品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

中国的科幻小说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影响，比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中国人会比较倾向于“天人合一”，而不是像西方，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建立在对抗与征服上的。

刘慈欣举了他《流浪地球》的例子，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并且即将上映。《流浪地球》主要讲述了一个在太阳发生灾变时，人类如何逃生的故事。如果这是西方人写的，人类肯定会倾向于坐着飞船逃生。但是在小说里，人类选择把整个地球推进到无垠的太空中，以这种方式逃离太阳系。这种选择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这是一种人与家园、与大地无法割舍的情结。

电影《流浪地球》剧照

科幻小说里的文学性和科学性，孰轻孰重？

科幻是科学和文学的结合，但是读者往往关注的是科学幻想的那部分，那么小说的文学性到底在科幻小说里有多重要呢？刘慈欣透露道，说到了文学，俄罗斯文学影响他最深，尤其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排在第二位是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第三位是写《一九八四》的乔治·奥威尔。不过，刘慈欣表示，其实自己不是因为热爱文学才写作的，而是因为热爱科学幻想才写作的，科幻小说中的文学性并不重要。

因为令刘慈欣沉迷的是科学幻想，所以他在写作时，对笔下的人物并没有代入感，也没有特别喜欢的角色。他认为，人物在小说只是符号，比如程心只是一个象征着正义的符号而已。刘慈欣表示，自己虽然说不上来喜欢哪个角色，但是可以明确地说出讨厌谁。林云就是刘慈欣不喜欢的角色，因为她的侵略性太强了；章北海也是一个令刘慈欣恐怖的角色，因为章北海会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有读者可能会喜欢章北海，误认为刘慈欣也喜欢他，甚至推崇他这种做事方式，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谈到科学，刘慈欣则显示出了巨大的热情。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会试图去表达，人类在面临宇宙的浩渺时，一种类似宗教般的敬畏。他认为，这种宗教般的敬畏感是科幻小说的核心精神。因为像物理学，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想象力，令他痴迷和敬畏。他说：“物理学本身就是一部科幻小说，只不过物理学的想象力是通过方程式表达的”。刘慈欣所做的只是抽取物理学中的一部分，构造出能被广大读者理解的故事。

比如，在《球状闪电》小说中，球状闪电被解释为像西瓜一样大的基本粒子，在宏观上呈现量子行为。其实这种解释不是接近真实情况的，但是，把这种解释写进小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小说把量子力学这种微观的东西宏观化了，能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物理学这种疯狂的想象力。

刘慈欣补充道，自己接下来想写一部和《三体》非常不同的作品。但是，由于现在科技已经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失去神秘感了，写硬科幻小说，只会变得越来越难。

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于向外拓展

科幻小说站在很高的位置去审视人性，关心全人类的命运。伊夫狄恩·梅森认为，在《三体》系列里面，刘慈欣似乎透露出对人性和人类命运的悲观看法，认为我们当下的人性注定会使我们的命运步入黑暗。

刘慈欣回应道，在自己大部分的作品里，其实人性在本质上并不黑暗。人性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没有本质的，会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而变。在《三体》中，人性在面临灭顶之灾时，就会发生改变，如果拒绝改变，就会和环境产生冲突，这就会被环境淘汰。

所以，在未来，长期呆在太空的人类，会不会越来越不像地球上的人类？刘慈欣说，生物从海洋走向陆地后，陆地生物和海洋生物就变得完全不同。这同样会发生在人类进入太空之后。人的定义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会在接下来几十年里不断加速。

“这一点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都一定会发生。”刘慈欣说，“我自己本来以为这种变化会发生在人类进行星际开拓的过程中。但现在看来，在人和机器在生理上不断地融合，人的定义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手机已经成为人类的另一个器官了，只不过手机和人体暂时还没有生理上的连接而已。”

对谈现场的观众踊跃提问。

“人们可以天真地认为，自己能够坚守一种‘本真纯洁’的状态，但当‘人机结合’的时代真正到来时，这种坚守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种改变是不可抗拒的。”刘慈欣补充道。

既然人性都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人类这种生物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什么价值是可以值得坚守的吗？刘慈欣则表示，生命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其实没有确切的答案。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里说，生命只不过是基因的容器，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定义，但这也是对的，不过在这个时代里，大多数人不能接受这个定义。

刘慈欣认为，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于向外拓展。人类应该不断地向宇宙深处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不断地向宇宙彰显自己的存在，这本身就是意义。我们如今却沉溺于信息技术的安乐窝中，变得越来越内向。“这种内向发展到极致，世界就会变成这样一个图景：地球表面恢复了森林和草原，生命都很繁荣， 但是整个地球表面看不到一个人。同时，在某个地下室中，有一台超级电脑，在这台电脑里，生活着几百亿人，就像《黑客帝国》一样。这种图像一旦变成了现实，人类的生命将不具有任何意义。很不幸，人类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刘慈欣认为，硅谷企业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是人类的希望，这样的人越多越好。马斯克对星际空间的向往，以及把人类的存在扩展到其他星球的愿望，是人类很本源的欲望。但是，目前时代的主流还是在往内走，而不是向外扩张。刘慈欣认为，对星空和宇宙没有兴趣的文明，不会有长远的发展，不管他们在地球上多么繁荣。

当然，这种向外扩张是一种冒险。刘慈欣表示，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类为了生存而牺牲自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类不去为了未来冒险，结果只是把更大的风险留给了子孙后代。人类的确很可能会在向外开拓的过程中死伤无数，但是如果不这么做，一旦地球发生了灭顶之灾，人类没有一个可以备份的世界，死的人只会更多。所以，探索和开拓过程中的牺牲，并不是人类可以选择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硕士生王玉琪提供现场速记整理，在此感谢。）

新京报记者萧轶实习记者徐悦东

编辑沈河西校对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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