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90后刚背上房贷，却发现工作没了

发布时间：2024-12-23 08:34

对于大部分90后来说，靠自己的能力在一线城市买房，实非易事。而房子到手，也并不意味着安全着陆了。一旦他们的工作和收入有点风吹草动，面临的将是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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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上房贷还不到一年，95后夫妻唐百万和阿诚，就面临失业风险。

大学一毕业，唐百万进入一家互联网房产巨头工作。那时房地产行业虽然已经过了如日中天的时期，但依然在缓慢增长，一线城市房价正值巅峰，唐百万公司的业务也一路扩张。虽然不是名校毕业，她只能从五千元月薪的基本岗位做起，但刚开始工作的她，正是有冲劲儿的时候，一年之内，她就实现了月薪破万，两年多后，她又成为了全部门最年轻的经理。

唐百万的丈夫、一心想当老师的阿诚，离开校园前赶上在线教育行业的爆发。从线下到线上，从小机构到大公司，阿诚的选择太多了，最终，他落脚到一家行业排名前三的在线教育公司，成为一名主讲老师。阿诚每月的课时费可观，唐百万的销售提成也节节提高，2018年年中，他们俩一起设立了购房基金：每人每月，必须往同一个账户里各存5000元。在他们事业发展最迅速的两年，这个基金的目标不仅经常超额完成，有时甚至能翻倍。

2020年秋天，这对夫妻在唐百万的老家成都买下了第一套房子后，就马不停蹄回到北京，为下一个的目标继续奋斗：装修、买车、育儿基金……阿诚还有一个私人的愿望：希望未来自己能开一家小而美的教培学校。

但仅仅是几个月后，形势便急转直下。房地产行业在政策调控的压力下大幅失速，唐百万要背团队业绩，明显感到吃力，同事们接连离开，公司的招聘名额也显著紧缩。到了2021年7月，阿成又面临打击，“双减”政策后，他的月收入降到之前的三分之一，开教培机构的梦想也被彻底击碎——原本开足马力的小夫妻，被迫刹车。

1991年出生的毕霖，和唐百万夫妇遭遇相似，也是在买房后生活突然发生巨变。

大学时期，毕霖就定下目标，希望能在成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那几年，成都的房价已经在上涨，毕霖备受刺激，为了让收入能赶上房价的增长，她申请调岗，去北京寻求职加薪的机会。但她没想到，自己的追赶速度还是不够，前脚刚落地北京，后脚成都的房价就直接翻倍，从过万的均价，一路升到两万。原本八十多平米的两居室，平均首付大约三十多万，是她努力几年可以够到的水平，但半年后，这套房子的首付逼近五十万。

目标坚定的毕霖，为此想了无数办法。她找到一位在重庆有购房资格的好友，两人抱着纯投资的心态，在当地买了一套二手房，期待重庆房价的同步上涨能缓解攒成都首付的压力；同时，她也盯住行业内的高薪岗位，靠跳槽实现了收入翻番；工作中培养的钻研能力，让她在理财方面也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2018年，毕业六年的毕霖终于如愿在成都买下了一套二手两居室，还过了一段相当滋润的日子：房贷由公积金全部覆盖，房子还有租金收入，至于理财，在巅峰时期达到过50%的收益。

但是，美好终止在疫情前，毕霖所在的公司业务下滑，决定全体降薪。毕霖判断，短期内公司的状况并不会好转，她决定离开北京，提前回到成都。她没有想到，后边还有更大的打击——最近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肺部出现了一些问题，按照医生的吩咐，需要三个月后复查。

刚刚迈入30岁的刘芳和李军夫妇，也面临着行业下滑和还房贷的双重压力。

早年，他们攒钱在北京顺义买了套商住Loft，当时房价不高，还贷轻松，两人都在望京工作，地铁通勤也方便。但双胞胎女儿的出生，让他们不得不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抚养两个孩子是双倍的支出压力，同时还须依靠双方老人帮忙照顾，Loft不仅空间狭小，老人行动也不方便。

2019年，孩子出生不到半年，认真分析了全家生活的需求后，不宽裕的夫妻俩向亲友借了几十万，在离刘芳父母家不远的平谷，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足够双方父母同时居住的房子。

李军是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元老，公司上市、期权升值一直是夫妻俩寄予厚望的财务自由之路，但是，疫情影响使公司业务增长开始放缓，上市变得遥遥无期。刘芳的公司受疫情影响更为直接：大型线下活动和品牌投放原本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前者在整个2020年几乎停摆，品牌方的投放预算也受经济影响大幅下降，原来每年平稳的涨薪也没能实现。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开销也越来越多，虽然两套房子的月供由两人的公积金覆盖，但是二套房的负债一直是夫妻俩身上时刻悬挂的重担。

这些靠自己买房的90后们，拼尽全力才背上房贷，希望能在城市留下属于自己的空间，可一旦遭遇任何意外，不仅还贷无望，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也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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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身处高薪行业，90后想要靠自己成功买房，首先得“抠”。

北京平均房价6.8万元，成都1.7万元，而人社部和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北京平均月薪11623元，成都平均8228元。面对如此悬殊的房价收入比，如果不对自己狠一点，买房就是天方夜谭。

唐百万和阿诚就是如此。他们是校园情侣，从恋爱到谈婚论嫁，顺理成章。23岁那年，唐百万目睹了自己闺蜜的现实故事：结婚前，闺蜜筹划买房，但男方和家里完全无法支持，这段感情最终一拍两散。

闺蜜的结局，让唐百万对未来恐慌。阿诚的父母虽然经济条件不错，但明确表示过，不支持两人买房。唐百万的母亲则说：“我只有为你妹妹教育准备的存款，要不你先拿去，赚了钱再还给我？”两人断了让家里帮忙凑首付的想法。

一位同事提点了深陷苦闷的唐百万：买房的目标看起来很庞大，但你可以拆分一下，制定一个五年计划，你们俩的收入都会越来越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买房呀。

这个建议让两人眼前一亮。那是深秋的北京，唐百万和阿诚窝在北京狭小的出租屋里，详细地分析了对房子的需求，“跳一跳能够到”的双方老家成都，离北京近的天津和燕郊，都是最初的选项。他们花了好几个周末进行考察，最终把成都定为目标——省会城市，生活舒适，房价也不像北京那样吓人。

接下来是更细致的计算。两人根据限购条件、各区房价以及教育理念，最终确定了目标：二手房，不挑学区，可以满足双方父母轮流来访的70平左右的两居室。

根据成都房价和年均10%的涨幅，他们预测出两年、三年、五年后分别需要的首付费用，再盘点了现有的存款和收入后，两人惊喜地发现，预计35万以内的首付目标，是可以在两年内完成的。

为了达成目标，既要开源，又要节流，但同为90后这一代，唐百万夫妇几乎是伴随消费主义一同成长的，大小商家对他们钱包的精准围猎。想要逃出“围猎”，单凭自己攒出首付款，靠的是改变消费习惯。

唐百万偶尔会被同事们的高消费扎一下心。刚入职时，她注意到同事们因为要接触客户，会用名牌衣服、鞋子、包包来武装自己，用高级护肤品来犒劳自己。但首付目标当前，她只允许这些羡慕在心中匆匆闪过，然后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由于每月收入的大头来自提成，为了完成更好的业绩，她手机24小时随时待命，“凌晨几点的北京我都见过”。

25岁那年年底，唐百万甚至给三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那时你们应该有了自己的房子了吧？日子是不是不那么紧巴了？用上神仙水了吗？是不是在给未来的宝宝攒教育基金了？”这封信被她发在了社交网站上。在非工作的场合下，她给自己起了“百万”这个昵称，也是希望早日赚到100万。

家庭条件一直不宽裕的毕霖，买房也没有父母的支持。受父母影响，她从小花钱就很节省，也一直有攒钱的习惯。毕业第一年，税前工资7千元的她，攒下了2万元。两三年后，25岁的毕霖手头有了小十万的存款。

她形容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当时她对房价、贷款都没有太清晰的概念，只是单纯地觉得作为一个县城出身的女孩，要想在当时读书工作的成都立足，买房是必须的。

当时成都的平均房价不到8千元，按照最低2成首付，如果买一间50平米的两居室，月供需要四五千元，工资里扣下房贷，剩下的钱，毕霖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她回家跟父母商量：要不把老家房子卖了换到成都？但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觉得自己的社交关系都在老家，将来不可能跟女儿去成都。

申请转岗到北京后，毕霖收入有了提高，但一直维持着刚工作时的消费水平，这使得她和周围的“国贸丽人”同事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事们打车上班，星巴克是早餐标配，中午吃几十元一份的精致沙拉，人均La Mer，没有LuluLemon都不好意思去健身房，平时一起点评哪家医美机构的医生技术好，哪家下午茶适合拍照，京郊哪里的温泉适合过周末。但这一切和毕霖无关，她仍然坚持每年只在“618”和“双11”两次打折时购买少量衣物，上班通勤坐公交，周末也很少出去玩。

生活方式的差异没有给毕霖带来太多困扰：“我没有她们那样的家境，所以穷得坦荡。虽然一起玩儿，但我知道并不属于这个圈子，也不会有心理负担。”

刘芳则身处一个更加“纸醉金迷”的行业：时尚媒体。她形容自己的主要业务是“教别人如何花钱”，每天官微的推送全是“种草”：当季最潮的衣着搭配，打完折也要大几千元的精致小家电、美容仪，以及最值得打卡的网红店等，但每天素颜朝天、带饭上班、背帆布包，才是刘芳真实的生活。

住到平谷的新房后，她每天的上下班通勤要花整整4小时，平谷不通地铁，她和丈夫李军每天不到8点就出门，先是跟同小区邻居一起拼车到公交站，再转公交，10点前赶到公司打卡。不加班的日子，夫妻两人都是十点才到家，女儿们早已入睡，他们再轻手轻脚去厨房加热老人们留给他们的饭菜。但刘芳已经习惯这样的“抠”：“在我看来，没有一种消费观是错的，我只不过选了我更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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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到手，并不意味着就安全着陆了，一旦工作、收入方面有点风吹草动，面临的将是更大的压力。

地产行业下滑，看不到更好的前景，唐百万压力激增，很多个深夜，她会在小区里痛哭来发泄情绪，“我有点理解中年男人回家前在车里独自发呆抽烟的心情了，不同的是，我需要更直接的释放”。有时候，阿诚也会看到，唐百万分享的打车软件行程已经结束，妻子却迟迟不进门，他只好下楼去迎接她、安慰她。

但很快，阿诚从安慰妻子，变成了被妻子安慰。“双减”政策发布后，阿诚的公司经历了“观望-寻找新出路-裁员”的过程，到了11月底，政策逐渐明晰，公司做出了“12月31日结束所有K9阶段课程”的决定。作为为数不多留下的主讲老师，阿诚拿着刚过万的底薪，坚守在岗位上，交付着最后的直播课程，等待公司遣散。

好在，这些年攒下的钱和节俭的消费习惯，给他们带来了些许安全感：这对夫妻再次算了笔账，之前为装修和买车攒的积蓄，差不多有三十万，即便是失业，也够两人在不影响生活质量和还贷的情况下，支撑一到两年。

唐百万和阿诚已经一起讨论了好几个月：阿诚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当老师，唐百万对自己四年工作的总结是“虽然行业光环不能依靠，但是一些软性技能还是我自己的”，她希望用这些积累去尝试一些小成本创业，目前清单上有“宠物食品”和“新农业”两个选项。

两人跟双方父母郑重地开了视频家庭会议，汇报了下一步计划：等阿诚公司年底正式裁员后，他们会离开北京到成都。生孩子的计划被延期，他们想趁着年轻多探索属于自己的事业和生活。阿诚已经收到了几家私立学校的面试邀请，他打算慢下来，安静研究教学教研，同时准备考研提升一下学历，为将来进公立学校做准备。唐百万打算辞职后先彻底休息一个月，回老家陪即将做手术的奶奶一段时间，然后对创业项目进行调研。

同样身处地产行业的毕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今年夏天，毕霖摇到了极难中签的一套成都高新区100多平米的抢手期房。新房子、房价仍有增值预期、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装修——一串因素的驱使下，她咬牙借了100多万，交了二套房高达50%的首付。那套之前的两居，卖了可以用来还债。“顺利的话，手头还会有十几二十万盈余，可能会比较有安全感。”

毕霖一直非常缺乏安全感，她给自己买了意外险，“万一自己出事，父母少遭点麻烦”；由于害怕生病，更害怕生病后“半死不活”的状态，她又给自己配了重疾险；自己是独生子女，她还担心“万一自己走得早，父母怎么办”，于是又买了寿险，可以在意外发生的情况下覆盖房贷，父母可以获得独立产权的房子，房租足够他们养老；同事所在的小区曾发生爆炸，为了防止此类意外发生，她又给自己的房子买了保险。保险研究多了，毕霖发现，自己比大部分保险代理更专业，干脆开展了保险经纪人的副业，来对抗房地产行业衰落带来的的风险。

刘芳的公司从去年开始鼓励“全员销售”，毕业后一直做行政工作的她，一开始还是佛系对待，但自从“依靠老公公司上市暴富”的梦想破碎后，她开始主动寻求开源之路。促使她开始行动的另一原因是，她发现自己在犹豫要不要给孩子报早教课——“整整一个礼拜，我都在纠结，甚至做梦都在自责，为什么我没有这个能力？”

一个礼拜后，刘芳决定停止自己的内耗，直接给两个孩子刷了3万元的课包。同时，她开始主动联系过去合作过的品牌，介绍公司直播带货的新业务。

开始奋力“搞钱”的刘芳，下班时间更晚了。不过，再多的疲惫和压力，都能在回到精心布置的家中、看到一家老少的瞬间立刻消失。每逢周末，一家人围着长长的大理石饭桌热热闹闹地涮火锅，是她最珍视的时光。她很确定，一大家子人一起住在一个房子里，就是她想要的理想生活。为了这种理想生活，她愿意再去找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