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

【摘要】：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给全国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量社会组织也参与了新冠疫情的防控防治工作。政社协同成为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我国不同地区的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协作基础、措施和成效各有不同。本研究关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政社协作情况的地域性差异问题。学者们对于疫情中的政社协作,大多关注于在实践中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角色功能和关系等方面,而在政社协作的地域性差异方面缺乏相关的研究。因此本文在政社协作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城市的政社协作情况的具体差异进行对比。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通过疫情的严重程度、城市地理位置、政社协作经验、经济基础以及公益慈善基础等角度选取四个典型地区:北京、武汉、杭州、广州四个城市。立足当地政府和社会组织抗击疫情的具体实践,搜集资料,并阅读文献,分析案例资料。本文选用“协同治理综合模型”(田培杰,2013)作为工具分析四个城市政社协作抗击疫情的异同。根据本模型,本文从“外部环境”、“协同引擎”、“协同行为”、“协同后果”四个要素对四地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具体的异同点,并讨论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在外部环境方面,武汉地区的疫情严重程度远高于其他城市。在协同引擎方面,四个城市在思想共识、有效参与和协同能力等方面也有一些差别。总体来说,在协同引擎方面,北京、广州和杭州三地优于武汉地区。在协同行为中,不同层级的政府和官办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在四个城市中具有较多共性,但在民间社会组织方面,北京、杭州和广州三市民间社会组织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政社协作中表现良好,而武汉地区的民间社会组织在协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较小,但是扎根本地的社区组织以及临时成立的志愿者团队在武汉疫情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协同后果方面,各地的社会组织参与程度较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中,而筹资情况来说,武汉地区的官办社会组织筹资数额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本文进一步讨论,探讨“外部环境”、“协同引擎”、“协同行为”、“协同后果”四个要素的因果关系在政社协同地域差异对比中的应用。得出结论:外部环境对不同地区政社协同治理的差异有显著影响,思想共识、有效参与和协同能力对政社协同治理的地域差异有一定影响。并就进一步发展政社协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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