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错在哪里？

发布时间：2024-12-23 05:46

文\江湖小舞

因为“收钱替日本人说好话”，叱咤中文互联网多年的才女蒋方舟近来成为焦点，甚至被部分同胞冠以“汉奸”之名。

从蒋方舟本人针对此事的最新回应来看，日本方面确实支付了她在日本期间的衣食住行等所有生活开支和研究费用，每月金额在2万元人民币左右（约34万日元），至于这算不算网友质疑的“收了外务省的钱为日方做文宣”，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蒋方舟在回应中确认，“为推进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她于2015年12月中旬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参加学者访日项目，活动于2016年4月结束。按照蒋方舟的说法，她此行“为国家官方组织的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主要是“与日本推理小说家进行关于文学真实性和中日类型文学写作的交流讲座，并与翻译日本文学的中国学者们进行了文化交流”。

蒋方舟特别强调，“旨在增进了解”，绝不是“拿外务省的钱”。

同时，蒋方舟澄清，她后来出版的日记书《东京一年》，是“在交流项目结束之后”，“自费在东京旅居休息几个月，进行旅游和文学观察”写成。

虽然蒋方舟承认“旅居的缘起是受邀交流”，但却否认《东京一年》的出版与交流项目存在关联。“因为交流项目已经结束”，因此，蒋方舟认定，“书籍出版为正常商业出版，从书写到出版过程与国际交流基金会无关，我与邀请方也没有进行任何层面的交流。”

为了佐证自己的出版独立性，蒋方舟专门指出，“在日交流期间，我还看到一个社会的复杂面向，观察到了日本老龄少子，日本年轻人缺乏活力甚至心理扭曲，日本社会对女性的物化和压制等等社会问题，记录在了《东京一年》的书中。”

蒋方舟的这段话转换为我们更为熟悉的语言可以概括为，“我在《东京一年》中写了日本的负面问题，不信你看，我记录了日本老龄少子、日本年轻人心理扭曲、日本女性社会地位低。”

对于蒋方舟的回应，至少在笔者看来还算相对坦诚，基本还原了从受邀赴日到书籍出版的整个过程。但“相对坦诚”并不代表蒋方舟如实陈述了事实的全部，比如她刻意撇清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与日本外务省”的关联。

而在我看来，厘清两者关系，对于界定蒋方舟的行为是否属于“收了外务省的钱为日本说好话”至关重要。

按照《日本新华侨报》总主笔蒋丰对“补壹刀”的确认，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本身就是日本外务省下面负责“大外宣”的一个组织，任务是树立日本的国际形象。

作为日本在世界各地综合实施国际文化交流的唯一专门机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承担着为日本“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及维护和发展日本的和谐对外关系”重任。

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官方披露的信息，他们从2008年开始，就专门在中国舆论场寻找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体验日本生活学习的机会，使其与日本各界人士接触，然后通过他们在中国的发声，促进中国社会对日本的理解。

这份邀请，蒋方舟前些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将其形容为“什么也不用做”，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2017年，她出版了《东京一年》，并热销15万册。虽然蒋方舟否认出版此书与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关联，但没有这次邀请，恐怕蒋方舟也不会写这一本书。

回望中日关系可以发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发起邀请国内大V赴日交流的2008年，正处于因2006年“8·15”时任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以来，以及此后接连出现的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2010年“撞船事件”、2012年日本抛出“购岛议题”等一再重挫，中日关系两国关系陷入最低谷期间。

2013年，中日两国媒体共同实施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中国普通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仅为5.2%，而到2020年，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则达到45%的高位，几乎是7年前的10倍，而反观日本，则多达89.7%的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好。

当然，我们无法简单地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全部归咎于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努力，但我们也无法否认，通过邀请何兵、蒋方舟、熊培云、段宏庆、马国川等人，并结合他们撰写的《日本法官为什么从不腐败》（何兵）、《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熊培云）、《日本为什么那么干净》（段宏庆）、《我为什么如此关注日本》（马国川）等，多少在树立日本形象方面起到了一点作用，哪怕作用不太大。

就像针对蒋方舟此举，胡锡进总编辑在文章中所言，“不能因为中国某些人参加了西方国家出资的交流活动，就对他们加以指责或进行严厉的意识形态定性”，但“他们之中一些人赴日之前和之后的创作，与日方邀请他们的目标太过吻合”，令网友情不自禁地联想“日方出钱，他们办事”的印象。

在胡锡进看来，“爱国是绝大多数人的天性，至于有人在爱国这一点上受到质疑，需要他们自己进行个人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