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胡适：他是“伪君子”吗？丨胡适逝世六十年

历史上的胡适很少像影视剧里那样西装革履，而是以中式着装为主。图为1920年3月的胡适(右二)与蒋梦麟、蔡元培、李大钊(从左至右)合影。（资料图/图）

有人说，2021年中国电视剧的年度反派角色，胡适榜上有名。

电视剧《觉醒年代》首次将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民国叙事的主人公，胡适是其中之一，编剧龙平平接受采访时说，“（过去）还没有一部影视剧把胡适作为重要角色”。

此前讨论度最高的胡适形象，出现在2011年的电影《建党伟业》中，由美籍华裔演员吴彦祖饰演。短短三分钟戏份，呈现了胡适归国之初倡导白话文运动的演讲，被认为演出了胡适的儒雅和不卑不亢。

影视剧对胡适的塑造是否公允，人们的评价不一，但对其中的情节进行剪辑和二次创作流行一时。阅读量超过八百万的知乎提问“如何评价胡适”中，不少回答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伪君子”来形容他。

钱理群对胡适颇为欣赏，他认为中国白话语言的运用典范，前三名是胡适、鲁迅、周作人：“尤其是胡适，他的语言通俗、准确、简洁，是中学生的学习范本。”

2012年播出的纪录片《重回适之路》里，开场的旁白是：“对许多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胡适，是他们高中语文考试的一个选择题：狂人日记的作者，A鲁迅，B胡适。选择胡适，就没了这2分。”

将胡适和鲁迅对比的思维由来已久，在电视剧《北平战与和》中扮演胡适的演员六小龄童曾说：“在儿童时代，我就知道有这个人，但只知道他是一个跟鲁迅对着干的坏人。”

著有《胡适与鲁迅》一书的学者邵建认为，“胡适和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他们两人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

随着流行文化的介入，胡适重新回到了青年观众的讨论中。其实对他的褒贬争论，在学界早已稀松寻常。由于历史原因，对胡适的研究在海峡两岸都经历了较长的波折，后来才逐渐丰富和复杂化。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欢迎酒会上发言时，心脏病发而溘然逝世。

胡适逝世六十年后，误解和争议并未休止。生前，他强调整理国故的必要性时曾说：“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对于其人，大概也是同理。

“把胡适说成全盘西化者显然不恰当”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数月后从美国毕业归国，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哲学系教授。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一跃成为新思想的领军人物。

与影视剧里西装革履的形象不同，现实中胡适以中式着装为主。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杨奎松说，胡适初到北大工作时都穿长袍，任北大校长后，穿的是长袍马褂。他只在两种场合着西装：国际会议和出国。

着装只是一个侧面，透露着现代人对胡适“西化”的误解。留美七年间，胡适时时不忘关注国内局势。他常常阅读国内报纸，对于重要事件，会剪贴下报纸登载的证据，留美同学中有人说他“知国内情形最悉”。

《胡适留学日记》出版后，胡适沉迷打牌的网络段子大为传播。胡适日记里的确有打牌的记录，但除打牌之外，往往还有当日读书的记载，传播时则被省去了。

胡适本科入读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私下自修中国旧学，广读《左传》《诗经》《荀子》等大量旧籍，所作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诗三百篇言字解》。1915年，胡适在日记中感叹，他所遇见的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地的欧洲学生，都通晓本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唯独中国和美国的学生对自己的文明懵然不知，“可耻也”。

归国之后，胡适在北大开授中国哲学史，他年纪太轻，许多学生都感到怀疑。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顾颉刚是其中之一，他听了几堂，豁然开朗，“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在他的推荐下，一向反对《新青年》派提倡白话文的傅斯年，本是守旧派文人黄侃的高足，后来也去听课，成为胡适的学生和挚友。

倡议新文化的同时，胡适从来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他主张“整理国故”，对《红楼梦》等古典白话小说的考证研究影响深远。

但是，关于中西文化的争论几乎伴随了胡适的一生。据被学界称为“研究胡适第一人”的学者耿云志考证，胡适第一次提出“全盘西化论”，是在1929年的一篇英文文章中，主要是为了反对折中主义的态度，主张要“Wholesale Westernization”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两个词的意思不尽相同，前者是“全盘西化”，后者可以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

到了1935年，思想界再掀中西文化的讨论，胡适指出折中主义的本质还是保守，主张全盘西化，因为中国文化本位是由万千人民组成的，不会被毁灭，“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不久后，胡适发表新文章郑重声明，为了避免误解，他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改为“充分世界化”。

耿云志认为：“至少可以说明，把胡适说成是全盘西化者显然是不恰当的。”

“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

胡适并非出身殷实富家，他的父亲生前为官，娶妻三任，50岁才生胡适。但三岁时父亲早逝，他随母亲回到安徽绩溪农村的老家，由不识字的母亲养育长大。

如果说胡适的家庭给他提供了任何优越条件，可能只是言传身教的修养。在《四十自述》中，胡适说：“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后来，胡适先后考取中国公学和庚子赔款的留学资格。在美期间有一次去参加罗斯福的演说会，他发现会议的主持者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位管楼工人，他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回忆，“实在令我神往之至”。

胡适晚年客居美国时，好友唐德刚和他一起去小餐馆吃饭。吃完后，唐德刚从洗手间出来，不见胡适踪影，在附近乱找一阵，后来才发现，胡适跑进后厨和工友们聊天去了。

主张文学革命的关键，也正是在于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能惠及普罗大众。当时白话文运动遭到守旧派诸多攻击，胡适曾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反驳：“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正在上海迎接他的老师杜威来华讲学。5月7日，胡适与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等人在上海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声援学生运动。6月，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胡适进行了翻译。据《新青年》编辑之一高一涵回忆，之后几天，他们和胡适几人街上热烈地散发宣言。

陈独秀被捕后，胡适接办《每周评论》，继续以舆论支持学生运动和群众斗争，直到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和后来陈独秀几次入狱一样，胡适尽力营救，两人虽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友谊善始善终。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辞职，北大一度面临被整顿和解散的风险，蒋梦麟、黄炎培、沈恩孚等人为保全北大，曾设想过将北大南迁上海的秘密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据文史学者张耀杰在《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中的考证，这件事由马叙伦、沈尹默张冠李戴地借题发挥，虚构为胡适的主张，“变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以讹传讹的学术悬案”。自然也就不存在胡适希望迁校以逃避时局。

1940年蔡元培逝世之际，陈独秀公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胡适三岁丧父，由不识字的母亲在安徽绩溪农村老家养大。图为2007年的安徽绩溪上庄胡适故居。（视觉中国/图）

“良知的两种表现”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着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鲁迅1934年在《忆刘半农君》中形容胡适的文字流传甚广。

鲁迅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思想接近，相互赞赏，后来胡适和国民政府走近，鲁迅对他多有批评，胡适从来不曾反驳。鲁迅去世后，作家苏雪林公开致信蔡元培和胡适，大肆攻击鲁迅，胡适回信劝诫：“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研究鲁迅多年，他认为鲁迅疏远胡适，主要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解不同。“鲁迅在破中立，胡适在立中破。鲁迅悲苦、怨毒，峻急里有寒光闪闪；胡适在曲中有直，以改良的方式温和地告别旧路。”孙郁写道：“在危难的时代，各自担当起民族重任，实乃良知的两种表现……现代文化如果没有这两类人，我们的文学与学术将多么单调。”

五四之后，胡适和李大钊发生了广为人知的“问题和主义”之争，双方平和笔战，以理服人，丝毫没有影响私交。1925年，胡适放弃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努力周报》，由他起草和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第一个征求意见的对象和联名签署者就是李大钊。

和观点不同的朋友维持友谊，在胡适的一生中是常态，胡适很赞同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史学老师布尔所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很多朋友对于他介入政治有诸多意见，胡适专门写了《我的歧路》一文，来交代自己“变节”的缘由。在是否谈政治的岔路口，他坦承自己徘徊许久，最后“忍着心肠来谈政治”。

唐德刚对胡适的观察很有代表性，“胡适之先生既然基本上是一位恂恂儒雅、有为有守的白面书生，他是不能搞政治的，因为他缺乏搞中国政治主观和客观的一切条件。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做政论家的眼光！”

新中国成立后，胡适客居美国。1954年，中国大陆掀起了批判胡适的运动，三联书店出版了八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胡适认真搜集和阅读，还经常把其中的文章原封不动抄录在日记里，不作反驳。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仍然没有放弃争取胡适的工作。1956年，好友陈源写信给胡适，转达法学家周鲠生劝他们回大陆看看的意思：“他说有一时期自我批判甚为风行，现在已过去了。对于你，是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

这封信被胡适收藏起来，直到百年诞辰纪念时作为文物在台北公开展出。胡适在那句话下划了线，写下批注：“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另一边，胡适与台湾当局同样关系紧张，他多次当面批评蒋介石。胡适任名义上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多次触怒当局，杂志负责人雷震被捕。

后来公之于世的蒋介石日记显示，他对胡适怨恨颇深。1958年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上，批评蒋介石致词中的错误，被蒋介石认定为平生最大的屈辱之一。“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安眠。”

1980年代后，胡适研究才在中国大陆解冻。有感于胡适清苦的晚年，耿云志说，“他生长于大动荡的中国，又身为知识界的领袖，不可能完全专心于学问而不问政治。结果是被政治激流冲击到寂寞的角落，而学术上亦再无创造性的成绩。”

除去影视剧里的虚构情节之外，胡适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这种复杂不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尘埃落定。关于胡适的争论，还将持续下去。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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