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中国现代传记的发生与初期发展——兼及“传记文学”的概念

［作者简介］张立群，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辽宁文学院特邀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专业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具体研究方向为中国新诗与新诗理论、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与现代文学史料学。迄今为止已出版学术专著20部，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

［摘要］胡适是中国现代传记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家、倡导者和写作者之一，在传统传记现代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对于现代传记的贡献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30年代即现代传记的发生和初期发展阶段，通过为他者立传、自传倡导与书写、现代传记的类型划分等系列活动，胡适不仅留下大量的传记作品和文论、形成了自己的现代传记理论，还留下了“传记文学”这一重要的命题。全面考察胡适这一阶段的实践与文论主张，可以深入认知胡适在中国现代传记史上的地位，并在和现代传记历史发展结合的过程中，与当今的传记写作和研究联系起来。

［关键词］胡适；现代传记；他传；自传；传记文学；新文化运动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2020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胡适（1891—1962）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诸多领域都开一时风气之先。除思想、哲学、历史外，胡适在中国现代传记发展上同样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正是由于胡适的多方倡导与大力实践，才推动了现代意义上传记的发生与发展，实现了中国传记的现代转型，并促进了“传记文学”概念的传播，而探究胡适与中国现代传记关系的学术价值也由此得以确立。

为了能够具体、集中、深入地呈现胡适在中国现代传记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拟采用“阶段史”与胡适不同类型传记创作相叠加的方式进行阐述，即主要探讨胡适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发生与初期发展阶段的理论与实践，且在具体阐述过程中以公开发表且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为主要例证。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因为胡适在传记方面的创作涉及自传、他传、年谱、日记、游记等多种形式、多个方面，内容十分复杂；二则是现今看到的胡适各类传记作品部分是通过其日记整理而成的，并未单独发表过，它们虽反映了胡适对于传记的看法与观念，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现代传记的发生和发展产生影响还需谨慎地辨析。是以，“胡适与中国现代传记的发生与初期发展”的论题还隐含着对于胡适传记史料的考辨，并由此将其影响和今天的传记发展联系起来。

一、为他者立传：从早期实践经验累积到第一篇白话传记的诞生

胡适早年在家乡接受旧式教育时，就对朱子《小学》里记述的古人行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胡适于1904年到上海求学后开始接触新学。1908年夏，年仅17岁、尚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便先后于《竞业旬报》上发表了《姚烈士传》《顾咸清》《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作品。透过这些片段式的、篇幅较短甚至连主人公的生卒年都未曾记录的传记作品，虽可以读出胡适的创作仍明显带有传统的史传模式痕迹，但从其题目上多用“第一伟人”“第一女杰”等修饰语，不难看出胡适的传记实践在探索阶段已自觉接受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作传经验的影响，力求凸显传记的镜鉴作用和启示意义。这些作品可作为胡适一生“传记热”的开端，而其通篇有意采用现代白话，清楚明白、通俗易懂，又使其超前于时代并为后来的创作埋下了伏笔。

从写于1911年4月的《康南耳君传》情况来看，留美期间（1910—1917）的胡适在叙述传主时已注意到传主生平的完整性。结合写于1914年9月23日的日记内容，人们则可以清楚看到胡适已然在广泛接触西方传记作品，如布鲁达克的《英雄传》、巴司威尔的《约翰生传》、洛楷之的《司各得传》、穆勒的《自传》、斯宾塞的《自传》以及弗兰克林的《自传》，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开始深入思考东西方传记的异同。在“余以为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Character）。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The development of a character）”和“东方无长篇自传”的前提下，胡适既比较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又分析了东方短传和西方长传的“佳处”与“短处”。这则日记不仅表明胡适对于西方现代传记创作的了解，而且已从一般的写作尝试逐渐上升至自觉的理论探索，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传记理念。在此后近50年的时间里，胡适倡导传记的理论和书写实践都可以在这篇日记中找到依据。

中国现代传记的发生作为一次创作与历史的转型，和现代文学其他文体一样，都经历了相较于传统的继承、转化与创新，且在客观上必然要以融入新的资源与经验作为创新的重要动力资源。现代传记使用白话语言展现人物的性格、形象、内心世界和生命历程，离不开现代观念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留学美国、广泛接触西方现代传记，将其资源和经验融入自己的理念和创作之中，对于中国现代传记的发生来说可谓至关重要。当然，胡适与中国现代传记的发生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终究要取决于胡适在传记创作上取得的实绩以及产生的影响，而作为一个潜在的因素，胡适本人的身份和知名度也会对此产生积极的作用。1917年1月，年轻的胡适应陈独秀之邀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尚未归国便因首倡“文学革命”而先声夺人、“暴得大名”，客观上为其日后在思想、历史、文学等多个领域进行卓有成效的“尝试”铺平了道路。留学归来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胡适积极倡导、从事传记创作和形成传记理论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现代传记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年代，二者在时间上的“重合”客观上为胡适成为中国现代传记的推动者提供了历史的机遇。

归国后的胡适以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作品为现代传记的发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其中，写于1919年冬的《李超传》是胡适有感于时代风潮、为当代人立传的开篇之作。该传发表后曾产生很大的社会反响。李超，女，广西梧州人，父母早亡。李家本是一个大家，家产也算丰厚，只因李超父母无子，承继了胞叔的儿子成为她的继兄。为了冲破旧家庭的黑暗，李超决定到广州求学，而其哥嫂却希望她早早嫁人，了却“一桩心事”、安享她的家产。李超几经辗转于1918年7月到北京，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但家中又以断绝经济来源相威胁，结果使本已患病的李超病势加重，于1919年8月病逝，死时只有“二十三四岁左右”。李超平凡而短暂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相对于胡适，她只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可怜女子”，但胡适仍要参考她有限的“行状”与“信稿”，花费工夫写一篇长达六七千字、可算是“中国传记里一篇长传”，这一行为背后显然隐藏着更深层的原因。

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波及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女性生存与解放也是当时各界人士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仅以胡适的言论为例，1918年就曾于《新青年》发表《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美国的妇人——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等多篇文章；1919年又于《新青年》《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杂志发表《论贞操问题》《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大学开女禁的问题》等文。在此背景下，李超悲惨的遭遇和结局一经公布，就迅速引起了北京乃至全社会的关注。1919年11月30日，李超的追悼会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召开，到会人员踊跃、竟达千人之上，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社会名流均到会并发表演说……李超成了当时的“新闻人物”“声名跟娜拉那么大”，“李超之死”更被视为1919年大事之一。“因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记录和研究她的一生，有助于人们反思旧有的家庭制度，关注女性受教育、婚姻、财产继承等一系列问题，这才是胡适为李超立传的目的。

《李超传》是现代文学和现代传记发生期的第一部名传，同时，也是胡适为他者立传的第一篇成名作。它的发表与成功为现代传记可以选择普通人为主人公树立了典范。虽然就当时的文化语境来看，《李超传》的出现与新文化运动主张平民化、问题化的方向一致，符合“人的文学”的标准、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从中国传记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来看，其意义却远不局限于此。不再聚焦王侯将相和文化名人，而是换之以“无名的短命女子”，“不但她个人的志气可使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她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胡适对《李超传》价值的强调，一方面展现了他顺应时代与社会，对于传主采取唯典范是举的策略，另一方面则展现了他重视传记社会意义和人格教育功能，而其功用性、时代性和现代性的传记观念也由此获得了有效的传达。

二、现代自传的倡导与实践

与“他传”写作相比，胡适在现代传记发生与初期发展阶段对于自传的倡导与实践作用更为显要，堪称现代自传的引领者和推动者。“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由于深受儒家文化和群体意识观念的影响，自传在中国古代传记创作中一直鲜少出现，即使将《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和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等少数篇章列入自传，自传也确实是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门类之一。在此前提下，胡适倡导自传书写并亲力亲为、率先垂范，实为现代传记转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由《四十自述》“自序”写作的时间（1933年6月）向前推算，胡适劝告老辈朋友们如梁启超、林长民、梁士诒、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叶景葵等名人写自传的时间，可以说在其留学归国后不久就开始了。胡适于1930年6月开始动笔写自传，该自传曾于1931年3月至1932年10月间，分别以《我的母亲的订婚》《九年的家乡教育》《从拜神到无神》《在上海（一）》《在上海（二）》《我怎样到外国去》为题，陆续在《新月》杂志上刊载。按照最初的设想，胡适本还要写美国留学七年（1910—1917）和归国以后（1917—1931）这两段，但由于“种种打断”和即将出国、归期未定，故在亚东图书馆朋友们的劝告下，胡适出版了校改过的《四十自述》作为自己“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1933年9月，胡适的《四十自述》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单行本。尽管就具体成书情况来看，《四十自述》仅有六章，只写到胡适去美国留学前夕，相对于当时胡适的年龄只完成了“半部书”，相对于原计划只完成了1/3，但其日后多次再版，至1939年1月就已在同一家出版社印行至第五版，《四十自述》有很好的销路、拥有大量的读者。需要补充的是，写于1933年12月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在文末也曾注有“《四十自述》的一章”字样，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台湾出版《四十自述》时，胡适才将这篇与《四十自述》其他各章风格并不一致的文章收录其中，这使得后来的《四十自述》与20世纪30年代的版本有所出入。而《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从被注为“《四十自述》的一章”到终被列为“其中一章”，一方面反映了胡适对传记写作要记录传主人生事业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胡适对写自传始终抱有理想与热情。

如果采用更为宽泛的计算方式，胡适出版的这一时期的自传还包括《我的信仰》和《时人自述与人物评传》中的收录情况。《我的信仰》是胡适英文作品“What I Believe”一文的译文，其英文原刊《生命哲学》（Living Philosophies）一书于1931年由美国纽约的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同年9月，向真将其译为中文，收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之自述》，该书由赵家璧主编，是“一角丛书”第一种，其余三位思想家为韦尔斯、爱因斯坦和杜威。1935年4月，王子坚编的《时人自述与人物评传》在上海经纬书局出版，再次收入向真译的《我的信仰》，另有胡适的《逼上梁山》《九年的家乡教育》。《我的信仰》内容与《四十自述》基本相吻合，因而在以往关于胡适传记研究中很少被提及，本文将其列于此也只是作为一种“参照”。

“自从胡适之先生在《新月》发表了他的自传几章，便引起了外界许多人对于自传的注意。胡先生自己在某次笔会的席上曾长论自传文章的优点，他更说自传是最好的文学体裁中的一种。”胡适不遗余力地向朋友推荐自传，显然对现代自传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尽管直观地看，对于胡适的提倡和邀约，当时虽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友人进行了回应，而且《四十自述》在出版时间上看也并非最早的现代自传，但这些都不能影响胡适在现代传记史上的地位。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倡导自传写作的学术大家，同时也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传记家，胡适对于现代自传的最重要意义在于营造一种声势、形成一股浪潮。“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现代传记与现代文学同步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第一个发展期同时也步入第一个繁荣期。在上述历史进程中，现代自传受关注程度和艺术水准远高于同期的现代他传，堪作现代传记的代表。仅作家自传就有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光华书局，1929）、《反正前后》（上海现代书局，1929）、《黑猫》（现代书局，1931）、《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张资平的《资平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郁达夫的《达夫自传》（《人世间》半月刊连载与《宇宙风》杂志发表最后一章，1934年开始）；沈从文的《从文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庐隐的《庐隐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巴金的《巴金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陈衡哲的英文自传《一个年轻中国女孩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Young Girl，署名Chen Nan-hua，1935）；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和许钦文的《钦文自传》（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等名作，成为诸如《人间世》《宇宙风》《读书杂志》《良友》等期刊以及出版社的“新宠”，或大量翻译与介绍域外自传作品及文论，或由出版社适时策划“自传丛书”集束出版。这些虽与追求“人的文学”、白话文的应用、现代出版业的繁荣以及名人效应和市场消费关系密切，但同样也离不开胡适最初的引导和垂范。

结合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中谈及“这书的体例”时，提到的运用“小说式的文字”“（遇必要时）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用想象补充”三方面内容，我们会发现胡适已在自传实践中意识到传记写作需要使用文学的想象与虚构的问题。而从“自序”结尾处的“我很盼望我们这几个三四十岁的人的自传的出世可以引起一班老年朋友的兴趣，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我们抛出几块砖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许多块美玉宝石来；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为文学开生路”。我们则会看到，胡适已充分注意到自传的价值并揭示了自传的本质属性。胡适对自传的提倡不仅涉及传主的身份及成就、人生的展示与纪念及相应的社会意义，还指出传记兼具文学的特性、改变了以往只将传记列入历史范畴的传统认知。这在当时来看，显然是一种非常有见地且具前沿性的解读与概括。

三、现代传记的分类及有效尝试

随着现代传记的发生与初步发展，对其写作、阅读和研究必然会面临一个类别区分、命名的问题。与古代传记不同的是，现代传记既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继承古代传记传统的过程中又融入了西方现代传记经验，故此，如何对其分类不仅是一个新的课题，而且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933年12月26日，在北京大学史学会作题为《中国的传记文学》的演讲中，胡适将“中国的传记文学”分为两大类：“他人做的传记”和“自己做的传记”。其中，“他人做的传记”包括小传、墓志、碑记、史传、行状、年谱、言行录、专传八个类型。“自己做的传记”分自序、自传的诗歌、游记、日记、信札、自撰年谱六个类型。如果只是着眼于具体的分析，那么，胡适主要围绕古代传记加以举证以及对“他人做的传记”的类型划分似乎并无太多新意。但胡适将“他人做的传记”和“自己做的传记”即“他传”与“自传”并列，且在“自传”方面概括出多个主要类型却颇具现代意识。“胡适第一个把自传列入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范畴，而且他把游记、笔记、日记、信札都归入自传，这不能不说是超前的、也很高明的学术见解。”胡适将“自传”作为传记两大主要类型之一并将游记、日记、信札、自撰年谱列入其中，理论与实践并重，既实现了对中国古代传记传统的超越，又充分展现了现代传记接受外来文化启示及其时代性，确实显现了其全新的视野和高人一等的见识。时至今日，人们依旧习惯从“自传”和“他传”的角度对传记进行总体分类再向下逐级区分，且将游记、日记、书信纳入现代传记的“私人文献：边缘自传”的范畴，并依据实际情况加以探讨，仍是延续胡适的观点。

对比具体类别的划分，胡适还在现代传记发生与初期发展期进行过多方尝试，从而为现代传记的各体创作积累经验。以年谱为例，胡适既写过《我的年谱（一九二三）》（1924）和《一九二四年的年谱》（1925）这样的“自撰年谱”，也公开发表和出版过《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吴敬梓年谱》（1922）等“他撰年谱”，其中，《章实斋先生年谱》是胡适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充分表达了其年谱观和书写现代年谱的愿望。在该书“序”中，胡适曾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是最爱看年谱的，因为我认定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最好的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在胡适看来，年谱不能“太简略了”，“若年谱单记事实，而不能叙思想的渊源沿革，那就没有什么大价值了”。故此，他要“做一部详细的《章实斋年谱》，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为此，在具体书写过程中，胡适虽沿用“向来年谱的体裁”，但还是在以下三方面开创了“新的体例”：一是对于谱主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张的变迁沿革的，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二是将谱主“批评同时的几个大师”的言论，无论公平与错误，都摘抄出来，记在被评者去世的一年，由此“不但可以考见实斋个人的见地，又可以作当时思想史的材料”；三是对谱主本人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说其“长处”，也指出其“短处”。胡适自认为“这种批评的方法，兴许能替《年谱》开一个创例”。表明其在《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实践实际上是相对于旧式年谱体例进行了改造，从而使现代年谱更具完备的传记要素。

与年谱相比，胡适在日记上的探索更为繁复、多样。如果只是着眼于文字表述，那么，胡适在1930年为董康（授经）赴日访书日记《书舶庸谭》一书所作的“序”中就有“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12〕。但将其和胡适这一时期所作的日记及其经验总结比较起来，显然只能作为其中一个概括而已。胡适在上海公学求学期间就有记日记的习惯并贯穿一生，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胡适留学日记》。该日记共17卷，收录胡适留美期间的日记和杂记，起止时间为1910年8月至1917年7月。《胡适留学日记》最初曾由好友许怡荪摘抄，以“藏晖室劄记”（此处的“劄”今作“札”）为题于1916年12月《新青年》第2卷第4号开始陆续发表。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四册的《藏晖室劄记》，前有胡适于1936年7月所写的“自序”，后胡适将这部日记校对一遍，改正了一些小错误，改成《胡适留学日记》，于1947年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对于留学日记，胡适更喜欢用“劄记”即“札记”来命名。这是因为在胡适看来，札记不是简单的日记，而是一种记录“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的“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胡适曾把和朋友之间关于某些问题探讨的“大概”和通信的“大要”等写在札记里，因而他的札记就包含一般意义上的读书笔记、日记、通信等多种形式，但从编排顺序的角度上看，胡适的札记仍按照日记的记法排序。是以，他最终将其定名为《胡适留学日记》也自符合应有之义。《胡适留学日记》集中展现了日记与传记之间的关系。“我开始写札记的时候，曾说‘自传则吾岂敢’（卷三首页）。但我现在回看这些札记，才明白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记他主张文学革命的详细经过，记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径和演变的痕迹。……这就是我留学时代的自传了。”胡适日记内容丰富、翔实，有的日记多则数千字。阅读这些文字，人们既可以看到他在美期间如何通过阅读西方传记作品、形成自己的传记观，也可以具体、生动地看到“文学革命”、尝试白话新诗等文学大事件的详细经过。这些日记不仅是其生命历程的详细记录，而且也是其单篇自传，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的原始资料与素材，将之当作胡适自传并不存在任何问题。

除年谱和日记外，胡适在这一阶段还通过游记创作印证其可以纳入自传领域的结论。胡适曾于1935年在《独立评论》上连载《南游杂忆》，后在是年10月由上海国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南游杂忆》是胡适的自传作品，这是因为南游期间胡适没有写“日记”，而“因为许多朋友的催逼”，所以“决定写出一些追忆的印象和事实，做我第一次南游的报告”。《南游杂忆》是游记，也是一篇回忆录，这是其可以成为胡适自传的重要原因。综上所述，胡适通过年谱、日记、游记的创作，得出其可以归入不同传记类型的结论。这些结论和今天的传记理论两相映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年谱列入传记范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不过为他者所撰年谱列入“他传”、为自己所撰年谱列入“自传”而已；日记、游记从理论概括的角度列为自传的“边缘形态”也无问题，但在具体创作中，其究竟是不是“自传”或者是在何种程度上成为“自传”？则是一个需要回到具体文本才能解答的问题。唯有那些内容详细、记录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日记、游记以及书信才能成为“自传”，余者只能是传记的线索和材料——不过，这反倒从侧面证明了胡适在现代传记发生与初期发展阶段在理论与创作两面进行探索的意义。

四、“传记文学”：一个历史的命题

在现代传记发生与发展初期，胡适还曾使用“传记文学”概念，并由此为现代传记发展留下一个重要的命题。

为了能够全面呈现胡适与“传记文学”之间的关联以及他对于现代传记发展史的影响，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谈起。第一，“传记文学”概念使用时间的考辨问题。胡适曾一度被视为我国最早使用“传记文学”概念的人，这一结论在现代传记研究领域广泛流传且至今仍有人采用，而其依据主要是胡适写于1914年9月23日那则名为“传记文学”的日记。2002年第4期的《苏州大学学报》发表了卞兆明的考证性文章《胡适最早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时间定位》。通过史料考证和史实推测，卞兆明认为，胡适早年留美期间写的《藏晖室札记》原本并无分条题目，所谓“传记文学”这一条目是胡适的朋友、曾任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章希吕在1934年1月5日至7月7日帮助胡适抄写整理书稿时给加上去的。因此，“胡适在1914年并没有使用‘传记文学’一词，9月23日的札记谈论的也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直到1930年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才正式开始使用‘传记文学’名称”。卞文的观点曾得到晚近一些学者的认同，比如在界定“传记文学”概念时，辜也平就曾在认同卞文观点之余指出，“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梁遇春此前已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新传记文学谭》一文，文中谈及近十年‘西方的传记文学’的新进展”。当然，他的“现代最早使用传记文学一词的则是梁遇春和胡适，后来郁达夫、茅盾、阿英、许寿裳等人也采用该词”之说，表明使用阶段性时间考察“传记文学”概念的使用，胡适仍可置于“最早”一批使用者之列。

第二，胡适在使用“传记文学”概念时，常常有与“传记”互换的现象。他在《四十自述》“自序”和1933年《中国的传记文学》讲演提纲等文字中，都是如此。1953年1月12日，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演讲时，仍强调“我觉得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说明30年来始终对传记饱有热情的胡适一直观念未改，认为“传记”和“传记文学”并无区别。胡适对于“传记文学”的使用，很容易让人形成他看重传记的文学属性、在文学范畴内探讨传记的印象。然而，事实上，胡适在使用“传记文学”一词时却常常表现出一种“游移”“摇摆不定”的态度。正如他在《四十自述》“自序”中强调自己“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虽想将“自述”写成小说式的文字、为“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开篇处虽强调“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但在具体行文中，针对近代中国历史上几个重要人物还未写有传记，又发出“许多大学的史学教授和学生为什么不来这里得点实地训练，做点实际的史学工夫呢？是畏难吗？是缺乏崇拜大人物的心理吗？还是缺乏史才呢”的感慨。胡适在使用“传记文学”概念时与“传记”互换，和其常常表现出来的“游移”“摇摆不定”的态度，与胡适所处的时代有关，同时也离不开胡适自身的观念和知识构成，而两者的结合是产生了一个也许连胡适本人都无法彻底厘清的新概念——“传记文学”，并由此为现代传记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课题。

显然，对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更值得探究，因为其涉及如何认识现代传记的本质属性。作为现代传记发生与初期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倡导者，胡适要促进新传记的诞生，必然要在告别以往的过程中强调一种求新意识，这一倾向无论就现代传记的历史还是其内在演进逻辑来说都是成立的。当然，胡适虽在现代传记发生期开一时风气之先，但从其生平来看，他仍是从旧学时代走过来的一代学人。着眼于传统旧学，传记一直从属于史学范畴，这一点只要从胡适的前一代学人梁启超将传记列为史学之一部就可以得到证明，不必做过多引述。一方面，胡适是从旧学时代走到新学时代并成为新学领袖的人物，他的传记思想和创作常常闪现旧学的痕迹，这符合其成长经历；但另一方面，胡适又深受西方现代传记的影响，从《胡适留学日记》中记录的西方传记作品和阅读感受来看，尽管此时他尚未完全接触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在欧美流行的“新传记”浪潮，但其显然已经看到了西方传记注重文本的艺术性，对传主人格、形象塑造、内心世界挖掘等特点。这些可以补偿传统传记不足的“特点”正是现代传记发展所需并衍生新的命名的重要原因。

胡适的“传记文学”不仅留给后人以种种猜测，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论域。结合中国现代传记发展的历史，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大致得出以下结论。其一，胡适所言的“传记文学”是一个偏正结构，意为“传记的文学”或曰“文学的传记”。它在代表现代传记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凸显了现代传记的文学性。这是现代传记区别于传统传记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认知现代传记本质属性的重要维度。中国现代传记的重要特质是在史学基础上加入了文学的要素，时至今日，对于中国传记本质属性所持有的“文学说”“文史结合说”以及相关的认知方式，都可以在此找到源头或是以此为参照。其二，狭义的理解即另一种理解方式是将传记文学作为一个词。“传记文学”是从“传记”中派生出来的概念，“传记文学”与“传记”之间是“属”与“种”的关系。像小说与文学的关系一样，“传记文学”可以笼统地称为“传记”，但“传记”还有评传、年谱以及日记、书信、游记等分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说“日记属于传记文学”只能作笼统之说解。“传记文学”可以被定义为“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及个性的一种文学样式”。但由于受到时代性、变化性等因素的制约，具体的传记文学的确定必须结合文本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方能确定。进入网络时代之后，“传记”早已突破传统的纸媒文字界限，呈现影视化、图像化等多元化的“出版形式”，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理解“传记文学”的概念，显然可以作为现代传记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总之，通过以上四方面论述，我们基本可以看到胡适与中国现代传记发生和初期发展阶段之间的密切关联。通过为他者立传、自传的倡导与书写、传记类型划分等系列活动，胡适以多方实践、共同展开的方式实现了现代传记的转型并推动其发展。在此过程中，他不仅是现代传记史上首位理论家、倡导者和第一批传记作家，还通过演讲、作序和札记，提出并促进了“传记文学”概念的普及与传播，对后来传记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全面阐释胡适在现代传记发生和初期发展阶段的文论与实践，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传记的现代转型和现代传记的发生与初期发展，而且对于认识胡适在中国现代传记史上的地位也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注释略）

网址：胡适与中国现代传记的发生与初期发展——兼及“传记文学”的概念 https://mxgxt.com/news/view/42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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