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却是君子之争。这也反映了北宋理学影响下，君子的人格风度。这个君子人格，得益于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倡导，得益于北宋张载周敦颐等理学家的哲学滋润。当然也有北宋新旧党争两个当事人伟大的人格与胸怀。
王安石与司马光围绕要不要变法的问题，斗争了一辈子，他们所代表的新党与旧党之争，也让北宋党争达到了高潮。可以说，新党上台搞旧党，旧党上台搞新党，谁也不让步，看谁能熬到最后。最终，司马光在经历了十五年的蛰伏之后，不仅写成了《资治通鉴》，还上台尽废新法，活活把王安石气死在金陵。
在宋帝国统治者看来，王安石是新党，司马光是旧党。新党与旧党围绕要不要变法和变法到底能不能带来国富民强的问题，开展了激烈的拉锯战。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用虽九死尤未悔的精神，用冲荡一切扫除一切变法拦路虎的强硬态度，强力推进变法。而反对变法的另一方也在等待机会。司马光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时候，奉行韬光养晦的政策，自己躲到洛阳家中十五年，挖了个地窖专心编撰《资治通鉴》，当王安石被贬之时，司马光回朝担任宰相，将新法尽废，活活把心怀大志的王安石给气死。
王安石为什么非要变法？司马光为什么非要反对变法？难道他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摒弃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走妥协合作的道路？
合作是不可能的。
第一，王安石与司马光对改革的立场是完全相反的。王安石认为要改变帝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必须改革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用现代金融学的观点来看，王安石认为钱是可以生钱的，王安石要搞金融产品，因此王安石的变法可以叫做开源。而司马光是出了名的保守派，他认为钱不能生钱，要让国家有钱，那就必须省钱，叫做节流，所以司马光认为有钱就把钱老老实实存起来，最好都发给老百姓，这叫做藏富于民。
第二，对改革的手段的认识不同。王安石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对改革持一种狂飙突进的态度。而司马光则有一种非常形象的理论，叫做“破屋理论”，意思是说，当一个屋子已经破烂不堪的时候，就不能大修了，否则只能是墙倒屋塌的结局，只能局部地修修补补。因此，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第三，对于宋帝国来说，最为不幸的是，它的两个政坛领袖，恰恰都是极为固执的人，是属于九匹马也拉不回来、头撞南墙不回头，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主。只要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没有人能让他们改变自己的想法。
所以，在当时的政坛，王安石人送外号拗相公，而司马光也有一个类似的外号，叫司马牛。而司马牛这个外号是苏东坡给起的，按照苏东坡与司马光的良好的关系，苏东坡对司马光竟然大有意见，说他是执拗固执的司马牛，可见司马光的性格是多么的固执难以改变。
好玩的国学曾经在拙著《欲将沉醉换悲凉——北宋词人的命运沉浮》中，谈到了王安石变法与司马迁拆台的囚徒困境：
假如王安石能够跨出“囚徒困境”的陷阱，改变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性格，倾听舆论的回声，打捞“沉默的声音”，从而逐步修正自己的改革政策；而如果反对派能够摒弃凡是王安石所做的决定都是无稽之谈，凡是改革的新措施都是祸国殃民的“两个凡是”的理念，中国的历史将会重写。当然，历史不容假设，王权至上的超稳定系统也不可能出现两党执政或是民主协商，所以，王安石逃不掉变法失败的命运。
那么，王安石到底有多执拗，而人送外号拗相公呢？
第一，王安石不喝酒，就是皇帝老子来了让他喝，他也不会喝。据说当年包拯做开封主官的时候，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他的下属。包拯请几个下属喝酒，席间包拯亲自向王安石、司马光等下属敬酒。连从不喝酒的司马光都一仰脖子干了，王安石死活就是不喝，气得包拯脸黑中透红红中发紫。
第二，王安石有非常严重的洁癖。他在政治上的洁癖。至于生活中，王安石是一个极为邋遢的人，基本不洗澡浑身发臭，搞得老婆不让他上床睡觉。但是在政治上，他看不惯官场上的逢迎来往，看不惯官员之间的溜须拍马与推杯换盏。王安石老师晏殊请他吃饭，并教他官场逢迎之道，他却在日记中指责老师，说晏公身为朝廷大臣，却教人如此逢迎，何其卑污。宰相韩琦是他多年的老领导，他却说韩琦也就长得帅，其他没啥本事。
看来，王安石真的得了严重的病，这个病叫人际关系障碍症。
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的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甚至比王安石还要固执。在私生活上，司马光绝对算得上是楷模，与王安石一样不近女色。在政治上，司马光因为长期做谏官的缘故，脾气暴躁，遇见不平一声吼，经常让同僚甚至是皇帝下不来台。他是个比牛还固执的人。司马牛这个外号就是苏东坡给他起的。
当时王安石被贬，司马光执政之后，对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弃，包括免役法。王安石的很多办法固然由于制度设计和执行中的缺陷，造成了走形甚至是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但是免役法还是顺应了历史规律，将人身支配的役折算成非人身支配的税，这是历史的进步，也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但是司马光才不管那些，一律废除。当时处于中间派的很多官员都去劝司马光，后来做了宰相的章惇，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苏辙等人纷纷劝司马光收回成命，苏东坡也与司马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谁说都没用，最终司马光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掉，把王安石给郁闷死了。苏东坡在一次和司马光的争论中，气得回家大骂，说这个人真是司马牛。从此司马光就有了非常形象的外号司马牛。
在政治上，拗相公王安石与司马牛司马光斗的你死我活，但他们都是儒家真正的君子，他们争的是政治是理想，绝不涉及到人身的攻击，相反，他们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标准的君子之争。
王安石去世之后，原来靠他提拔对他溜须拍马的小人们，马上切割关系重新站队，不遗余力对王安石发起攻击，许多曾在他门下任事发迹的人都纷纷远避，唯恐祸及自身，更有人进谗诋谤甚至落井下石。但司马光却给予王安石以极大的包容与极高的评价。司马光上奏朝廷说，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故“朝廷宜优加厚礼”。于是，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这就是拗相公王安石与司马牛司马光之间的君子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