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

上天降下的灾异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与“天”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司马迁极为关注的问题。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目的，对于其真实内涵，历来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往学者多从探究“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理解，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纵观司马迁的《史记》，我们发现，“天人之际”的内涵似乎又不仅仅如此。如果我们从自然史和人类史密切关联、互相制约的角度来理解“天人之际”，这个命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包括司马迁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古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就是“天人”关系问题。我们在此探究的司马迁的“天人之际”，主要是针对这一部分的。此外，历史已经证明，灾异发生之时，也是古人心目中天人矛盾集中爆发之时，因而，天人关系往往集中反映在人事与灾异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我们首先要厘清的概念问题。

《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集中阐发了自己对“天人之际”问题的思考，这篇文献也成为我们探究司马迁天人思想最主要的史料依据。然而，在研读《天官书》时，我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该篇的正文部分与论赞部分在思想旨趣上并不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这就造成了研究上的诸多困惑，也正是基于此，学者在对司马迁天人关系问题上的研究也呈现出很大的分歧与差异。司马迁对待灾异及天人之际问题的态度到底如何呢？对《天官书》正文部分与论赞部分的思想龃龉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呢？

作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似乎不应该这样自相矛盾。这从逻辑上肯定是说不通的。《天官书》的论赞部分显然是司马迁本人的思想，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那么，《天官书》的正文部分会不会只是一种记录，而并不代表他本人的思想观点呢？要厘清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讲，首先要搞清楚司马迁撰写《天官书》的目的是什么。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谈到了这个问题。

“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司马迁认为，星气之书，多杂禨祥神秘之文，是荒诞不经的东西。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录入了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其中谈到“阴阳之术”时，司马谈为其下的评语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重视吉凶祸福的预兆，讲究的禁忌避讳特别多，让人受到很大的拘束，整天都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这显然是否定性的评价。

司马谈认为，“未必然也”。司马迁继承了其父的思想衣钵，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司马迁更是直接批评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宏大不经”，并对“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於巫祝，信禨祥”的“浊世之政”进行了抨击。可见，司马迁对充满禨祥神秘之气的星气、星占等荒诞不经的东西是持一贯的否定态度的。这是司马迁对星气之书的总评价，是这段话的第一层意思。“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星占家用这些星气之书来占验人间祸福，往往言之凿凿，屡试不爽。这说明星气之书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这是第二层意思。

“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对于极具迷惑性和欺骗性的星占之书，采用回避的态度是不行的，司马迁认为，要把这些星占之辞一一罗列出来，再用天体运行的规律——“轨度”来加以检验，这才是对待这个问题的正确态度。这里，司马迁对《天官书》的整体结构已经做了安排，“首先把‘多杂禨祥，不经’的星气之书原貌展示给后人，以使后人知道当时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思想氛围之中，然后再正面阐述自己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并用天体运行的规律去验证星气之书和星占家们占辞的荒谬。”这是第三层意思。

事实上，司马迁也的确是这样安排这篇文章的结构的。《天官书》正文部分首先讲述了中宫天极、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等五部列宿的分布情况及各种象征意义，日、月和岁(木)、太白(金)、荧惑(火)、填(土)、辰(水)五行星的运行情况，以及一些重要星体的方位、形态及相关预兆等。然后，正文部分进入第二个大问题——望气之术，二者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星气之书了。这些内容，是否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多杂禨祥，不经”的星气之书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天官书》正文每一个条目之后，都是某星主某事，某气主某事，某现象主某事这样的禨祥之辞。按照这样的说法，人们面临的一切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大到自然灾害的发生、国君的荣辱祸福、战争的胜负，小到谷物的收成甚至鱼盐贵贱，都有“星气”的前兆，都可在星气之术中找到确凿的证据！冥冥之中，天上的星空决定了人间的一切祸福喜乐，人如同一颗棋子，被“星气”——上天——这只主宰一切的大手操纵着。这是彻头彻尾的宿命论和禨祥迷信思想。若据此，司马迁简直就成了星气之术及天人感应说的狂热鼓吹者。我们认为，这些内容不可能是司马迁的天人之际思想。这里试举几例来看。

首先，作为太史令，司马迁是一位优秀的天文学家，他曾经参与《太初历》的制定。《太初历》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推算出了日蚀的周期性规律，自从有了这个周期规律，人们就可以据此矫正朔望，过去人们眼中可怕的灾异——“日食”，似乎也就不再像原来那样是令人恐惧的“天变”了。如此，《天官书》正文部分出现的“日蚀，国君”云云，显然就是“不经”之谈了。司马迁在理性上估计也不会大肆宣扬这些东西了。

其次，对于国君的强弱祸福，战争的胜负之数，司马迁显然也不认同“不经”的星气之书的解释。他认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有德”才是国君强大的保障。至于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集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于项羽的失败，司马迁认为，项羽之失败是因为“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这才是根本原因，而不是什么“天之亡我”。可见，司马迁对星占之书中关于战争胜负的观点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再看星气之书中所说的“鱼盐贵”问题，司马迁是一位颇具经济头脑的历史学家，他对物价涨落问题有精准的认识，“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物价的涨落是国家的货币政策和物品的供求关系客观决定的，星气之书中讲的“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鱼盐贵”就纯属可笑的无稽之谈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天官书》正文部分绝不可能代表司马迁的天人思想。司马迁欲探究的“天人之际”，不可能体现在这些“不经”、“荒谬”的星气之书当中。《天官书》正文部分既然不属于司马迁的“创造”，那么这些东西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天官书》正文部分记有五星反逆行、变色的现象，这和司马迁读过的“史记”是吻合的。这样，我们可以推断，《天官书》的正文部分，就应该是司马迁所看到的“史记”，或者说类似“史记”的其他文字记载。那么，“史记”又是什么呢？

《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则材料：“(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掌天时星历，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这些事情历来是太史令的工作职责，所以，司马迁当上太史令之后所看到的“史记”，应该是历代太史令之类的职官记载的史书及天时星历之书，它们与“石室金匮之书”一样，都属于国家档案。所以，“史记”应是一个泛指的统称，而不是一本具体的书籍。《天官书》的正文部分，就应该是历代太史令所作的天象记录及基于星气之术的注解。

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谈到，《史记》中“八书”的作用是“记国家大体。”既然是“记国家大体”，那么《天官书》正文部分记录当时“官方”的正统天人思想及星气之术，也就是清理之中的事情了。而且，从逻辑上讲，司马迁要阐发自己的“天人之际”，首先也应该罗列出当时社会上通行的天人思想，若没有这些东西作参照物，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又如何体现呢？因此，《天官书》正文部分记录的乃是当时通行于世的“官方”星气之书，并不能代表司马迁关于“天人之际”的真正思考。论赞部分所蕴含的思想才是真正属于司马迁天人思想的“一家之言”。

幽王、厉王以来，时间已经很久远了。自古以来所见的天变，国皆异具，所说不同。至于“家占物怪”，人们所用的“合时应”的书，“其文图籍禨祥不法”，这样的不经之谈，并不值得人们信任。这段话是司马迁对自古以来星气之书和占验之辞的总体评价。这与《太史公自序》中“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司马迁还认为，孔子从内心里也是不相信这些奇谈怪论的，或至少是保持存疑的态度。

司马迁认为，禨祥星气之说盛行与否，与时代环境是紧密相关的。星占家们还往往依据现行人间秩序，对星象随意解释，前后矛盾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本来二十八星宿主十二州的说法，“所从来久矣”。但秦统一中国后，头顶的星空未变，人间的格局却是旧貌换新颜了。秦本为“夷狄之国”，属阴，太白主之。秦并六国后，一统天下，成为人间格局的主宰者，则应属阳，这时的太白也就不再主“夷狄”，而是主中国了。此时，仍被目为夷狄的胡、貉等游牧民族国家，只好由辰星来“主”了。这样翻来覆去的解释，星占家用一句“更为客主人”就轻轻带过了。对此，司马迁是非常反感的，认为这种随意胡说的东西“无可录者”，毫无价值。

司马迁认为，“为国者”心中必须要有这种宏大的时空观念，经过三大“纪”(4500年)的探索和总结，或许才可以搞清楚“天人之际”的真正内涵。在《天官书》的末尾，司马迁再一次重申了这种思想：“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只有深刻观察，深入思考，辨别真伪，贯通古今，才能对天人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他是相信天人关系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而且规律是需要通过相当漫长的观察和探索才可能掌握的。那么，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的具体天象变化，显然并不是人间秩序变化的直接预兆。

正是在这种思想认识基础上，司马迁对当时流行于世的星气之书和占星之术冠以荒诞“不经”的总体评价。在司马迁看来，天象和人事之间应该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于大谈天人感应和推阴阳灾异的汉儒董仲舒，司马迁还给予了毫不客气的批评。再如，对于集中阐发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天人三策”，班固《汉书》中一字不漏地予以记录下来。但司马迁在《史记》却一字未提，其思想旨趣可见一斑。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司马迁的天人思想中充满唯物主义、自然主义的气息，在当时的思想大环境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的天人观，是“朴素的唯物的自然观”，司马迁的天人思想，“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天人关系认识的最高水平。”⑤尽管略有拔高之嫌，但对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整体把握，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太史令，职业的特点加之时代的影响，司马迁自然也难以完全摆脱天人感应及灾异之说。一方面，他对这些东西总体是怀疑的，另一方面，他对这些东西中有的思想成分又是相信的。譬如，司马迁对帝王封禅就是非常赞同的。此外，《史记》中还记载了不少怪诞的故事。这些都体现出了他思想中的矛盾之处。但总体来说，司马迁的天人思想包含着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清新气息，对天人关系及灾异的理解也是比较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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