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进闹哄哄的会场，瞬间空气都安静了……74岁王小鹰，推出小说《纪念碑》｜睡前分享

发布时间：2024-12-22 15:47

74岁的王小鹰，最近推出了长篇小说《纪念碑》。王小鹰曾千里追寻，沿着父母的脚印找到了父亲芦芒为战友设计的纪念碑。现在，她用自己的方式为父辈和自己这两代人艰难探索走过的青春之路矗立起纪念碑。当后人走到这座纪念碑前，能听到什么呢？又能从中感受到什么、汲取些什么呢？

大美不言

王小鹰是个美人。

很久以前，还没见过她时，就在不同场合听说过她的美貌。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来自王小鹰的同行。一位老作家在上海市作家协会位于巨鹿路的老房子里，指着一间会议室说，王小鹰年轻时，有一次走进闹哄哄的会场，“大家都不说话了，有一瞬间，空气都安静了”。

我第一次见到王小鹰，是在一场读书活动中。她当时已经年过六旬，微微烫卷的头发，白皙的皮肤，秀气的眉眼。那天，她穿一身素色的长旗袍，声音轻轻柔柔地，向读者讲述诗词和昆曲之美。根据主持人的介绍，大家知道了，王小鹰老师不仅写书，还擅长书法，会画国画，能抚古琴。我想，她真是一个娴雅贞静的闺秀。

“所以你想不到我会吵架吧。”后来熟悉了，王小鹰和我说。

“文革”时，王小鹰的妈妈在中山公园被批斗，别人劝台下的王小鹰谨慎，但她在台下放声大哭。后来有人冲击她的家，年幼的妹妹被吓哭了。王小鹰和来者理论，直接拍桌子怒怼。她说：“我无所顾忌，我无所畏惧。”

我想，这是她娴雅贞静的另一面。

王小鹰不仅是个会画画、写字、著书的才女，她的血液里流淌着新四军的基因。毕竟，1947年冬，在苏北根据地烽火连天时，王小鹰是一个在射阳河芦苇丛中一艘四面透风的乌篷船里被生出的孩子。

她是战火中孕育的孩子，注定善于抗争。

王小鹰一岁多时与父母在苏北

抗争，于王小鹰的父母这代人，是与看得见的敌人作战，他们青年时即投身前线，有志于拯救民族于危亡，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雄心。抗争，于王小鹰这代人，是与看不见的自我交战。他们经历插队和洋插队，见证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面对社会不断剧烈的变化，一次次在内心的天平中抉择。前者的抗争对外，关乎性命；后者的抗争对内，但一样不容易。

两代人，经历不同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千万种可能性，面对不同的诱惑和迷茫，能做出回应的，都是凭着一颗心——一个人归根到底，只能有一颗心，只能有一种命运。1979年去世的王小鹰的父亲芦芒，2011年去世的王小鹰的母亲王庄霄，都已经交出了他们的命运答卷。

王小鹰酝酿二十余年，要用文字记录父辈的旗帜，要用艺术留住记忆中的一座座丰碑。在最新完成的长篇小说《纪念碑》里，她写下了父母和自己两代人的挣扎和奋斗。他们互为映照的故事，也照亮了上海走过的半个多世纪。

美丽的王小鹰说到美，她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她讲，最美的美人，不是如今上海街头俯拾皆是的丽人。

最美的，是她曾见过的母亲和她的战友，以及她们共同经历的青春。

心灵居所

王小鹰住在上海图书馆北侧的街区。

自从近50年前结婚后搬入公公婆婆位于这里的公寓，王小鹰的足迹半径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一带。

不管江南的夏季多么溽暑蒸人，只要从淮海中路、高安路交叉口穿入湖南路，然后一路朝北走过去，这一街区的梧桐浓荫永远在头顶编织出一片清凉。

梧桐背后，是一幢幢西式洋房和低密度的公寓。近现代史上曾经入住的各种传奇人物和建筑本身的神秘美丽，让这一街区成为时下年轻人近悦远来的网红打卡地。这里，也是上海解放后许多南下干部和文化人士被分配入住的区域。

王小鹰和长辈共同居住的这套房子，曾是梨园泰斗俞振飞、言慧珠伉俪的家，宽敞的客厅曾是大师吊嗓子练身段的舞台。20世纪80年代，著名翻译家草婴也曾住在这幢公寓里。而几步之遥，在五原路288弄，则是“三毛之父”漫画家张乐平先生的故居。

王小鹰的父母、公婆都曾是新四军战士。结婚后婆家往来的亲友，以及母亲王庄霄在世时，让长女王小鹰陪伴去看望的阿姨叔叔们，大多住在周边，也大多是同一个身份——他们都曾是战士。

在王小鹰作为后辈和作为作家的眼光打量下，这些进入暮年的战士似乎保持着一种与外界保持距离的生活方式——不管外界时兴什么流行什么，他们的生活起居显得特别简单，甚至单调，房间陈设如雪洞一样，四壁空荡荡的。

有的人屋中连沙发都没有，有的人家里的家具上至今保留着机关的编号铭牌。虽然都身处这座以讲究生活情调、注重消费而闻名的城市的黄金地段，但打开他们的房门，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时光暂停的气息。屋子的主人还像在军队生活时那样，不要说服饰妆容，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之外别无他物，好像随时准备听到命令就要开拔一样。

以王小鹰自己为例，1975年成婚的时候，王小鹰带着所有的嫁妆：两个人造革箱子、两床薄被、两床厚被、两床棉胎坐在黄鱼车上，丈夫在边上骑一辆自行车，从娘家出发到婆家，这就算是仪式了。婚房则是公婆让出公寓内一间东北朝向的小房间，小两口买了床和大橱等家具，加上公公送的一个书橱，就是全部家当。彼时，“文革”还未结束，公公的公寓里，一半房间还被贴着封条。墙粉剥落，小两口就自己带了一桶粉来刷墙。

这种简朴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而有所改变。这书橱保留至今，而一直到上个世纪末，公公婆婆都还坚持用一对旧藤椅。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经历了什么？这一帧帧父辈的朴素的家居影像，都留在王小鹰的脑海里。老战士们对物质和消费的淡漠，对家居生活的不甚在意，并不完全是偶然的。背后一定是与他们的人生故事紧密交织的。

王小鹰的母亲王庄霄曾是新四军皖南教导总队八队的队员。她所在的队伍是一支传奇的队伍，成员全是女兵。她们当中，有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有来自上海、苏浙等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和产业工人，有不堪压迫的童工，有贫苦的村姑，有远渡重洋而来的华侨，也有瞒着父母前来参加革命的巨富豪门家的千金。每一个人展开都是一本丰富的小说。由于材料过于丰富，描述反而变得困难。

在云岭的晨曦中，这些出身背景各不相同的女兵在操练、行军和内务中习得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在进入上海生活、工作几十年后，依旧保持了行伍时的状态。

这个摒弃旧日自我、获得一种新生的过程是怎样完成的？

真正自由

在人生最后的时段，看到昔日战友都在出回忆录时，母亲也有把自己的7本笔记整理出书的想法，最后却说：“我不出书了，我把所有的故事都留给我的女儿。”

倒是王小鹰，反而迟迟不敢下笔。有几次，母亲甚至催促她：“我的女儿真讨厌，总是写别人的故事，不写我们的。”

这种近乡情更怯的惶恐和与死神争夺的惶恐交织而来，追赶着王小鹰。眼看着母亲日常使用的通讯录上，一个接一个战友的名字被黑框框起来，王小鹰感到越来越急迫。母亲日渐体弱后，王小鹰从公婆家搬到母亲身边，直到2011年母亲去世。不久，婆婆也去世。王小鹰和丈夫从娘家搬回公公家，照顾高龄的公公。

回到新婚时的住处，看到客厅外的樟树。樟树的树冠大约三层楼高，从阳台望出去正好齐平。但樟树上攀着一丛边上依附过来的冬青，西边又蔓延过来一簇紫藤，底下还有些杂草长上来。所以，虽是樟树，但一眼望去，是一大捧形状各异的叶子长在一起，春天开着紫色的花，冬天有红的叶。

“就好像人和人的命运，时间和时间的因果一样，纠缠在一起，分不开彼此。”王小鹰说。

面对这一棵树，王小鹰有所触动，萦绕脑海许久的前辈故事纷纷而来。现在是写作的契机了。

2015年开始，王小鹰花费5年时间，写下了《纪念碑》。这里面有如母亲一样的女干部史引霄。改革开放初期，史引霄复出工作，她以高票当选上海某区区长，她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解决回城知青就业问题，启动旧城改造工程；也有像父亲芦芒一样的画家、诗人，全心全意用艺术讴歌曾并肩作战的战争英雄，为设计英雄纪念碑呕心沥血；更有他们的一众子女和同辈的故事，众多人物各自有血缘或者同事、战友关系，互相纠缠，互相映照。两个时代，一种青春，纪念碑在这里不仅仅纪念去世的人，也是灯塔，照亮每个人心中的英雄主义或卑劣情操。

母亲给王小鹰的材料，以及陪伴母亲重访云岭的经历，王小鹰最后只用了三分之一。史引霄的身上还浓缩了许许多多和母亲有相似经历的女战士的经历。她们有大大咧咧的一面，有仗义执言的一面，有不畏艰苦的一面，在这些丰富的性格下面，是她们共同分享过的艰苦壮丽的青春岁月。

“她们才是真正自由的女性。”王小鹰说。

虽然时下的女性拥有过去的女性所没有的受教育权利和择业择偶的权利，但王小鹰看到她们中一些人的心灵被消费主义和社会中各种攀比现象所禁锢——反而是母亲这辈人，在王小鹰的心里，是真正的无所拘束、恣意美丽。

纪念碑纪念的，就应当是这种风华正茂的青春。

长到了当年母亲叮嘱她写作的年纪，王小鹰也像母亲的战友们一样，对城市中的时尚和商场的流行保持一层淡淡的疏离。

“不管外头流行什么，衣服穿着的风向，或者写作风格的变化，到我这里都打住。我只跟随我的原则，我是不为所动的。我不会改变。”

她用我行我素保持她的抗争。

她写作，用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展开叙事。她落笔，也是用最传统的手写稿纸的方法，一笔一笔，5年65万字，全写在稿纸上。写到去年10月交稿，今年初誊录校对完成后，王小鹰胃出血，大病一场。

康复回家，窗台外香樟正葳蕤，夏日阳光照着叶片油亮。王小鹰说，冥冥之中，她感到对母亲有所交代。现在，她可以稍事放松地去构思下一本小说了。

一种纯粹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并为之而奋斗。”

这句罗曼·罗兰的话，王小鹰把它放在《纪念碑》的第一句。

大约在1994年，因为电视台拍摄共和国同龄人主题的专题片，要去黄山茶林场十一烈士墓前拍摄一些镜头。曾在此插队的王小鹰受邀带着当时只有5岁的女儿同往。当带着女儿来到山坳里的黄山茶林场四连，也就是她和丈夫曾生活工作过的采云队时，展现在面前的是门窗歪斜、砖墙剥落的小屋，门口到处是厚厚的鸟兽粪便，根本看不出曾有一群年轻人在这里有过笑声和哭声。

1969年夏天，黄山地区骤降暴雨，引发一场特大山洪。黄山茶林场四连遭洪水围困，山洪冲毁了木桥，对岸食堂、仓库里大批粮食和化肥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十余名青年沿着泥泞的山道赶到四连公路桥时，桥已被洪水淹没。他们毅然手挽起手，迎着没腰深的急流涉水而行。就在他们踏上公路桥时，凶猛的洪水猛然掀翻桥面，11位青年当场落水，不幸被洪水吞没，壮烈牺牲。

牺牲青年中的陆华和王小鹰都是向明中学66届高中生。她们一起来黄山，住在一个宿舍，睡的是上下铺，一个锅里吃饭。朝夕相处的青春少女，忽然变成了冰冷的墓碑上的名字。这样的冲击，让王小鹰永难忘怀。

陆华是个有为青年，来黄山不久就被选为生产队的副指导员，并作为群众代表列席了场部重要会议。倘若不是那场洪水，她的前程会如何？无数个夜晚，王小鹰一遍又一遍想着他们。如果他们不死，或许也能出国留学拿博士学位，也能成为腰缠万贯的炒股大户，也能是影视界的一颗耀眼明星……然而，他们化作了青山中的一抔泥土。他们审视生者的生活，会羡慕欣慰还是遗憾？

小说《纪念碑》一开始，一对上海知青恋人登场。男青年为了争取女友家人赞同，费尽心力谋得大三线军工厂职位。本以为从农转工能被高看一眼，但因为政策忽然允许知青返城，女友立刻回到上海另嫁他人。被抛弃的男青年不知如何面对被捉弄的命运，带着雷管去女友家决定做个了断。

所有的人物，随这个事先被张扬的谋杀行动开场。事实上，这也是王小鹰经历的历史时刻。在此分水岭前后，高考恢复、改革开放、国门重启、市场经济、股票开市、民营企业等一系列新事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次第展开，个人面对剧烈变化的社会，观念被不断捶打淬炼，一个人必须作出选择。这是很无奈的，也很令人生畏。其中的分量，并不亚于父母辈经历战争时遇到的挫折和压力。

一个人一生中，大约会遇到上万的人，熟悉的或许有好几百人。这些人，你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人的结局。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王小鹰觉得有义务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结局。在《纪念碑》的下部，这些从知青岁月里走出来的青年，都有了各自清晰的判词。

这是书中人的故事，也是书外人的见证。

当自己两鬓斑白，回望黄土陇中永远年轻的逝者时，能纪念的是什么呢？

王小鹰说，对死者的纪念总是渐渐地淡漠，并且，如今的道德观、价值观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也许会觉得，以11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去换取几麻袋粮食、化肥，实在是不值得。然而，那粮食、化肥当时代表着集体的利益。值得永远纪念并崇敬的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这和《觉醒年代》里的革命先辈、疫情中奋战一线的青年一代所拥有的是一样的精神的传承。”

这一次，“纪念碑”三个字纪念的，不是一场战争中牺牲的人，而是纯粹的青春。在世界万物中，人们共同拥有的交集只有青春。青春带着个人的印迹，也值得被所有人回望。

毕竟，也是罗曼·罗兰说的：

“信仰不是一种学问。信仰是一种行为，它只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

没有谜底

王小鹰自诩是家庭主妇。

多年来，许多的长篇和一部部中短篇小说，就是在往来于医院照顾长辈、接送女儿上学读书、照顾丈夫工作起居的琐碎杂事堆积起的时光间隙里完成的。

公公家有一个与王小鹰同龄的保姆，已经为雇主工作超过25年，形同家人。她不识字。有时和王小鹰一起看电视，指着剧中人就问：这个是好人吗？又或者问：这个人是坏人吗？

王小鹰总是说：大姐，人不是黑白二元对立分的。即便你我二人身上，也同时有好的部分，也有坏的部分。人性的复杂幽深，很难简单粗暴地去评价。左右两者占比的，是外界的环境和个人的修为。

“一个全部的好人，或者一个全部的坏人都是不存在的。一个人总是在不断变化中。只有一个不变，就是世间万物在变。但关键不在于记录变化本身，而在于事情发展过程中，变化对人的塑造，以及应对变化时人的成长。”王小鹰说。

一个小插曲，让王小鹰感到饶有意味。母亲生前有两个好朋友，他们各自出了传记，在描述一桩事件时出现了分歧。两个人都是亲历者，一个说事情是这样的，另一个说事情是那样的。他们所争的并非个人荣誉，但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可能答案真的“只能在风中”。

包括王小鹰自己，也被父母遗忘了具体的出生日期：

1947年底，正值苏北根据地遭遇进攻。当时，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暂时北撤，只留下一部分干部在原地坚持斗争。王小鹰的母亲王庄霄就是留下的干部。当时，淮安失守，王庄霄被调往阜东县做群众工作。就在危急时刻，偏偏临产了。“组织上找到一户可靠的陈姓船工，将母亲托付给他。陪伴母亲一起登船的有母亲的警卫员，还有一位医疗大队的护士和一位略懂接生的当地妇女。这艘小小的乌篷船在射阳河里漂泊了半个多月。船老大很有经验，听到岸上狗叫得厉害，说明有敌情，便将船摇入深深的芦苇丛中隐蔽起来。”

母亲就在射阳河芦苇丛中的小船上生下了王小鹰。当时，产妇躺在四面透风的船舱里，身下只垫着一条旧毛毯，产后发高烧，说胡话，不省人事，命悬一线。幸而父亲与一个通讯员骑马沿射阳河追寻了四五天，终于追上了小船。随船的护士开了药名，通讯员飞马去军区医疗队取药，这才救活了王庄霄，并将才出生的王小鹰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两个多月后，重新回到父母身边的王小鹰头上身上已经长满了虱子。

父亲看到女儿眼睛炯炯有神，便说“鹰击长空，凌厉有光”，她便有了这个“小鹰”的名字。但关于王小鹰的生日，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母亲只记得当年她病愈后已然要过元旦了。警卫员和护士跟她说，她缠绵病床已半个多月了。新中国成立后，要上户口，母亲要填我的生日，她毛估估就写了个12月11日，登记的同志落笔误写成了11月12日。于是1947年11月12日便成了我户口簿和身份证上的生日。”

一辈子没有确凿生日的王小鹰，选择成为一名作家。作家归根到底不是给出答案的人，只是记录事实的人，也是提出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