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孙元良与影星秦汉

发布时间：2024-12-22 14:02

　　本报特约撰稿(台湾)司马正翔

　　活跃于两岸的著名影星秦汉参与演出的影片《云水谣》，今年6月24日在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特别奖。正当各界肯定秦汉在影片中的精湛演技之际，这位资深演员的心中却有着无尽的哀思，因为他的父亲——抗日名将孙元良将军，才在上月(5月)25日过世，享年103岁。

　　孙元良与秦汉，很少有人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折不扣的父子关系更是少有人知。直到6月10日，孙元良的亲属在台湾《联合报》上刊登讣闻，告知天下孙将军的遗体于6月9日火化安厝，“骨灰坛葬于宝岛台湾，将适时迁葬南京” ，大家方知晓：这位黄埔一期学员、战功彪炳的孙元良大将军，他的第五个儿子孙祥钟，就是天下闻名、影视双栖的台湾资深艺人、偶像演员秦汉。

　　秦汉在影视圈活跃近40年，但极少提及父亲就是抗日名将孙元良。亲近的好友们都知道他不愿沾父亲的光，也反映出孙家人的天性低调。过去，他被友人问及父亲情况时，仅微笑表示：“他很好，很健康，谢谢关心。”所以，外界多半不清楚孙元良与秦汉是父子，还以为两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1.“父亲不太提当年勇”

　　对于秦汉从事演艺工作，孙元良非常开明，尊重秦汉的抉择，并没有按老观念，将演员视为不入流的戏子。秦汉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说，在他家7个孩子里，父亲最宠爱他：“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常把我抱在膝上说故事，说的是《封神榜》、《西游记》中一些经典的故事。长大之后，从事演员工作，父亲也赞成，而且说‘行行出状元’。”孙元良的开明还体现在，不仅儿子秦汉从影，连秦汉的独子孙国豪投身演艺圈时，他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孙国豪透露，他第一次到香港参加电影《白发魔女传(二)》拍摄时，爷爷就写了几封信让他随身带着。信里除了勉励他好好工作之外，还特别叮嘱：“不要迟到，不要因剧情需要而抽烟、喝酒。”由于孙家的家教开明中不失规矩，秦汉、孙国豪在演艺工作上的表现，向来为圈内人所肯定。

　　秦汉在演艺圈内相熟的长辈马汉英表示：“秦汉不提父亲孙元良是有原因的，主要是父亲战功彪炳，他不能有辱父亲威名，所以他努力表现，但从不肯提父亲。不过内心深处，一直以父亲为荣。”

　　事实上，秦汉对父亲孙元良的功勋，年幼时并不太了解，成年后通过父亲的回忆录，他才知道一些往事。秦汉说：“ 父亲不太提当年勇。他当年经历的惊涛骇浪，都是我在30多岁之后，从他的回忆录里看来的。父亲大半生戎马生涯，那时正好是近代中国最动乱的时刻，他参与了许多战役。父亲不喜欢战争，面对日本侵略，他是‘躬逢其会’，迫不得已。父亲经过惨烈的战役，对生命的脆弱深有感触。”

　　孙元良生于1904年，四川省成都市人，父亲孙廷荣曾任清朝朝廷知县，叔父孙震为川军将领，抗战时期担任第22 集团军总司令。孙元良幼年在私塾学习，1922年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就读，1924年考上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历任第一军第一师连长、营长、团长，参加了东征和北伐。

　　2.浴血抗日战功彪炳

　　1926年，孙元良赴日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炮兵科进修，不久辍学返国，担任第一师野炮营营长、第二师第七团团长、警卫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等军职。抗战期间，孙元良参与多次重要战役，其中以1932年的“1·28淞沪战役”、 1937年的“8·13淞沪会战”、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1944年的“贵州独山战役”最为重要。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发动“1·28淞沪战役”，孙元良率领第259旅坚守庙行镇11天，军官伤亡89人、士兵伤亡1400余人，坚守阵地，挡住日军攻势。这场战役当时被国际评为“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 ”，孙元良获颁“宝鼎”勋章，并擢升为第88师师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8月13日，日军发动第二次淞沪战役，也就是“8·13淞沪会战”。孙元良率第88师，死守闸北76天，伤亡惨重到补充过5次，每次补充几个后备团，打到最后的补充兵都是刚上战场的新兵。孙元良浴血奋战，与所有抗战人士一起，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梦想。孙元良战后获颁“云麾”勋章，并晋升为第72军军长。

　　在这场会战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死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事迹。孙元良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给第88师第524团团附(级别在团长、副团长之后的军职)谢晋元中校。八百壮士在国民革命军主力撤离上海后，仍在原来阵地抵抗十倍之众的日军，振奋了全国军民士气，也让世界刮目相看。

　　1937年12月，日军进犯南京。孙元良指挥第72军防守安德门、雨花台一带，辖下第88师的3个旅长阵亡两个，6个团长阵亡3个，营长阵亡11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八成，士兵伤亡难计其数。南京撤守后，孙元良却被人诬告军纪不良，遭撤职查办，投监羁押42天。

　　1944年冬天，已复出的孙元良，担任第2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29军军长。日军集中主力攻陷贵州独山，准备直捣重庆。孙元良率第29军援救，在欠缺车辆运输的情况下，多以徒步行军，最后一段还得穿越相反方向行走的溃军和难民。他指挥先头部队900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孙元良也因此战荣获“ 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因和当时的“军政部长”陈诚有过节而未获重用，先后出任南京附近的常(熟)镇地区警备司令、重庆警备司令等次要军职。国共内战爆发后，孙元良出任第16兵团司令官，1948年率部参加淮海战役，遭华东野战军包围后，12月6日自行突围，所率多数被歼。这场战役的失败，孙元良始终耿耿于怀，成为心中难以忘却之痛。

　　3.到台湾后报请退役改行经商

　　1949年，孙元良率第16兵团残部驻守四川，由于所率第41军、第47军通电起义，他只好搭机离开大陆，经香港到达台湾。

　　孙元良到了台湾后，与他有宿怨的陈诚正是炙手可热，成为蒋介石的左右手，纵使孙元良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 ，仍然面临投闲置散的命运。孙元良几经衡量，自认在军中已无发展机会，决定报请退役，领了薄薄几千元的退休俸，改行经商，自食其力。

　　4.多位抗日将领到台后被冷落

　　其实，不光是孙元良，多位抗战时期的将领，如指挥“太原会战”的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打赢“台儿庄会战”的 “参谋总长”白崇禧、在粤北击退日军的第七战区司令官余汉谋、九一八事变下令打响抗日第一枪的东北军将领王铁汉等，到台湾后均不再领兵，担任“战略顾问”的闲差。

　　最惨的则是在中印缅作战中击败日军、扬威异域的孙立人，由于他和美方的关系，在台湾初期曾出任“陆军总司令” ，但当蒋介石获得美援后，孙立人改调“参军长”的虚职，1955年更被诬陷涉及部属发动兵变，而遭蒋介石下令，在“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下，软禁家中长达33年，直到1988年才获自由。

　　5.将军卖面养鸡活到103岁

　　孙元良从军人转为商人，一路走来相当辛苦，他先远渡日本开餐厅，后回到台湾，在高雄加工出口区经营成衣。秦汉接受媒体访问时说：“那时，我年纪还小，记忆中父亲曾穿过军服，忙进忙出。我们住在台北北投区，家里养鸡、养猪，和大多数当年的台湾人一样生活。后来，父亲离开台湾，到日本经商，一度卖面维生。有人说他是‘将军卖面’，但父亲不以为意，他说：这是自力更生。父亲从日本返台后，到高雄的加工出口区经营成衣工作。”

　　孙元良的豁达与韧性，加上重视养生，活到了103岁高龄。被媒体问到养生之道，孙元良说：“我平生不抽烟，不饮酒，不吃辛辣，不吃葱姜蒜，不吃泡菜腌菜，不吃腐乳酱瓜，不吃凉拌菜，不吃西餐中的调味汁，不吃没在菜里煮熟或煎熟的生酱油；每天喝几杯香片茶。我虽有这些忌口，倒也无病无痛。”

　　孙元良还说：“我平生只进过两次医院，一次是因脚癣入广州公医院，适逢廖仲恺先生遇刺，我亲见他的遗体被抬进医院；另一次是当排长时中弹负伤住院。除此以外，我与医生无缘。我嗜好园艺，喜欢栽种修剪花木，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我好读历史书，从而探究文明的兴衰规律，所以人世间的荣辱名利我拿得起、放得下，也看得开。这50多年我无官一身轻，心理平静、平衡，心平才能气和。”

　　6.父慈子孝

　　低片酬拍《南京大屠杀》

　　秦汉近年来转向大陆发展演艺事业，在台活动非常低调，但他和父亲孙元良的互动，丝毫不受影响。其好友云中岳透露，秦汉只要在台湾，每周都会到台北阳明山麓探望父亲几次，“一起散步、吃饭，他们之间是父慈子孝的最佳典范。”

　　孙元良走了，这位抗日名将的赫赫战功，台湾年轻一辈并不了解。政党轮替后，执政的民进党当局，积极推动去“中国化”政策，将抗战史实弃之不顾。

　　尽管如此，但孙元良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不容磨灭，孙家后人更是烙印在心底，永志不忘。

　　受父亲孙元良影响，几年前，秦汉接受了很低的片酬，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电影的演出，为的就是要证明日军在抗战期间残杀中国百姓的暴行。秦汉说：“那年，我在南京拍摄这部电影时，想象父亲当年奉命率第72军据守南京，打一场不可能赢的仗；想象当时伤亡惨重的场景，格外感伤。”

　　的确，就是这种感悟，让孙元良与秦汉两父子，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看似走的是平行的两条线，走着、走着却又交叉成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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