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返乡观察

袁梦  |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近几年，年轻人“断亲”似乎开始成为一种趋势，这不禁引发自己的思考。作为一名95后，自出生开始，自己就生活在一个规模比较大、氛围和谐的大家庭关系当中。到目前为止，这个大家庭已经有了70-80人的规模，构成了三代结构的家庭关系。在“断亲”趋势明显的年代里，自己这个大家庭关系的案例似乎是一个另类，即使在当地也是少见的。但从一般层面看，笔者认识到自己所在大家庭关系的建构实践，或许能为现代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的重建提供一些启示。 

一、大家庭的故事

我家地处鄂西山区，在文化上属于西南片区地带。我的这个大家庭，在结构和性质上和传统的父系家族不同，而是以外婆这一辈的母系关系为纽带构建起来的。我外婆这一辈一共有九姊妹，她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注：我自己的外婆是老二，直接称呼为外婆外公；其他的外婆及其丈夫都将按排序称呼，如老九就称为九外婆和九外公）。在她们出生和成长的50-60年代，“重男轻女”、“要儿子传宗接代”是主流思想，所以太外公太外婆（外婆的父母）为了生儿子就生了九个孩子，但还是没有生下儿子。再加上太外公是河边拉船的纤夫，家庭条件困难，这就导致外婆她们小时候受到外人欺负比较多。不过，在太外公比较高权威的情况下，外婆她们相互之间比较团结。外婆她们一个一个出嫁之后，相互之间来往仍然十分密切。这种紧密的亲戚关系一直延续至今，即使是70-80年代的中青年人、90-00年代的年轻人也都愿意积极参与其中。因此，“和谐团结”成为我这个大家庭关系的基本特征。

1. 热热闹闹过大年

过年是家庭关系建构的重要结点。年过的好不好，亲戚之间相互如何走动，实际上影响着家庭关系互动的质量。同时，过年也展现出一个家庭关系的结构状态。而我家过年一直以大家庭的方式进行。随着社会变迁，大家庭过年方式发生了一些转型变化，但基本形式并未改变，每年七八十人过年都会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因为每家每户住的比较近，所以过年期间都会到太外公家拜年。晚上大人们会围着柴火聊天，讲讲家长里短、聊聊过往温情，小孩则一起追逐打闹、吃吃零嘴，甚为欢喜。

到2007年左右，太外公去世，大家庭面临着第一次转折。此时大家都以为关系可能就不会太亲密了，因为已经失去了传统的大家长权威。不过在那个年代，太外公虽然没有儿子继承香火，但是却可以通过上门女婿的方式替代。当时正好三外婆和三外公通过媒人介绍相识，三外公是煤场工人，但家住在偏远乡下，于是三外公就愿意成为上门女婿。这种情况下，三外婆就成了家里招上门女婿的人选，也自然成为了大家庭的主心骨。三外婆性格比较强势干练，为人直爽，在太外公去世后，过年过节仍然会召集大家一起聚会，于是大家庭关系的第一次危机就此度过。

但是好景不长，2012年左右，三外婆身患肺癌，大家庭开始面临第二次转折。由于我父母这一辈外出工作比较多，三外婆的子女也是如此，所以谁能成为大家庭的核心组织者便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并不是正式的，而是通过实践解决的。这个实践的具体问题就是，大家要不要一起过春节？大家怎样一起过春节？面对这个问题，外公外婆们不断探索，开始张罗过年期间每家请吃一顿饭的方式。于是在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里，我们便是大年三十各个小家吃团年饭，然后从初一到初十，轮流每家自觉请客吃饭。但是随着这种方式的进行，又开始面临一些困境，即随着大家庭人口规模的增加，每家请客吃饭的难度也就提升，尤其当外公外婆这一辈年龄增长，父母辈又在外工作居多，在家请客吃饭就耗时耗力，大家逐渐感到力不从心。

2017年左右，家里人提议每家每户出钱，大年三十到饭店聚会，那年饭店安排了大概有五桌左右。这种方式虽然减轻了大家的精力负担，但是“吃了一顿饭就没了”，不能有很好的聚会体验。于是近几年，家里人又开始创新聚会方式，即由年龄比较小的几个外婆做饭，年龄比较大的外婆外公们以及父母辈们凑钱，为大家创造聚会条件。

通过这种聚会的方式，年轻人们都愿意回家过年，并以各种娱乐的方式增进彼此间的联系。而且伴随着近些年手机网络等现代信息工具的发展，在年轻人的倡导下，家里聚会的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并出现了新的过年活动，比如照全家福、拍视频、发抢微信红包等等。老人、年轻人、小孩都能在聚会当中获得乐趣。

2. 同甘共苦，守望相助

除了过年期间的共同聚会娱乐外，我所处的大家庭关系为各个小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帮互助还提供了支持。

比如有人生病时，其他人都会自发组织起来看望照料。2012年三外婆检查出肺癌后，大家庭中在本地生活的家人有时间有精力就会前去看望、陪伴和照料三外婆，这样的状态大概坚持了三四个月。最后一个月，三外婆病情严重的时候，家里人便开始分工，坚持白天、前半夜、后半夜照顾。还有人组织反2021年三外公检查出动脉血管瘤，到市里住院，住在市里的家人便也自发组织分工照顾。

比如在红白大事上，其他人也会自发组织起来操办事项。2017年左右，家里人积极给一个表姨介绍对象，2018年表姨结婚，家里人组织起来帮忙筹办，包括安排管事人、车队、婚庆、婚宴等。去年我外公去世，大家庭的家人们也全部纷纷从外省外市赶回来帮忙和吊唁。

3. 多远都要回来

我身处的这个大家庭关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包容性很强。无论是发展好还是发展坏，都能被容纳到其中；无论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们，还是只有姻亲关系的女婿和媳妇们，都非常愿意参与其中；无论是在本地定居，还是到外地发展，不管有多远距离，每年只要有时间就都会回到家乡。而之所以大家都愿意聚在一起，就是因为大家庭愿意为每个人都提供支持。

比如，有的小家庭或某个人在某一段时间内发展比较困难，可能就会产生不愿意与其他人来往的想法，这个时候家里其他人有任何活动都仍然会叫上这家人或这个人，或者也会组织一些活动去看望这家人，提供一些需要的帮助。有的小家庭在某一段时期因为某些原因，即使长时间未参加家庭活动，其他人也不会因此就心生芥蒂，当他们愿意再度参加时仍会非常欢迎，而不具有强制性的规范压力。

比如，无论是兄弟姐妹，还是女婿或媳妇，虽然相互之间有角色上的差异，也会产生日常摩擦和冲突。但是通过情感互动和轻松氛围，大家庭里每个人之间的相处也更有了朋友的情感面向，可以通过一起喝喝酒、过过节、唱唱歌、聊聊天、吐吐槽等娱乐方式释放负面情绪，增加积极情绪，化解摩擦冲突。所以即使是很多来自外地的年轻女婿或媳妇，也都非常愿意和喜欢回到家里，并希望将关系延续下去。 

二、为什么不断亲？

从我个人大家庭的故事来看，建构良好的家庭关系、亲戚关系是具有合理性优势的。我的这个大家庭在性质上其实更主要是亲属制度的具体实践，是亲戚关系基础上的扩大家庭。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并非不需要家庭关系、亲戚关系。相反，良好的家庭关系、亲戚关系是亲密有间的，并能够为个体提供情感价值、互助价值和意义价值。

1. 能够提供情感价值

大家庭关系并不像核心家庭具有同居共财的基本生存功能，尤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个体都需要在市场上独立拼搏才能获得经济财产收入，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能够接受“断亲”这种观念和方式的根本基础。但是从另一方面，良好的大家庭关系能够为个体提供情感依托。例如，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过年娱乐玩耍的情谊、互帮互助感恩的情谊等。而且当大家庭关系相对远离利益，出现去利益化的趋势，并为情感互动保留足够空间时，也就更能为个体提供更加轻松愉悦的情感支持。

2. 能够提供互助价值

对于祖辈和父辈来讲，大家庭关系仍然比较深度地嵌入到她们的日常生活中，包括办红白喜事的相互帮忙、过往经济条件较差时的物质支持、生病时的照料看望等。对于年轻人来讲，虽然自己的日常生活远离着大家庭关系，但是良好的大家庭关系却是有助于祖辈父辈养老功能的实现。当祖辈父辈能够实现一定范围内的互助养老，也有利于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3. 能够提供意义价值

当大家庭中能够识别并孕育出正向的奋斗氛围，抑制不良风气的传播，这便有助于家庭中每个个体获得自身的价值，在这个层面上，“七大姑八大姨闲话”其实也就能发挥着正向作用。例如，对于老人，讲究“上慈下孝”，老人虽不再是至高权威，但老人的付出要得到尊重和关爱；对于年轻人，讲究“既有规矩又有自由”，虽然也面临着工作、婚姻、生育等方面的催促，但只要努力发展也有自主发展和被理解的空间；对于小孩，讲究“奋发向上”，讲究对小孩自身发展方面尤其是教育的重视，不溺爱，也不放纵。当然，这些正向话语和价值导向是需要结构条件支持和日常生活磨合才能形成。 

三、如何构建新型亲属关系：家庭公共性的生产机制

每个个体都绝非天然的孤岛，而是有社会性的需求，都希望有良好的家庭关系和亲戚关系。但是在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如何建构良好的家庭关系和亲戚关系，确实构成需要深思的问题。由于自己所身处的大家庭并非是天然的家族组织，而是具有较强的建构性面向。因此笔者想试图从中提炼出几个有启发性的家庭和亲戚关系的建构机制，这些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能够生产再生产出家庭公共性。

1. 亲密有间的情感公共性机制

社会转型背景下，受到时空分离、代际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家庭关系、亲戚关系都变得更加破碎、复杂。当这些关系掺杂利益关系时，由于缺乏传统性权威，就比较容易造成利益对关系的撕裂和切割。因此，在家庭关系中，一定程度上的去利益化有利于营造出情感生产空间，这是“有间”的部分。比如在亲戚之间避免出现一起做生意等利益关系。即使是存在必不可少的利益关系如借贷，也需要相对清晰的界限。同时，避免过度干涉相互之间的利益选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关系、亲戚关系就不能触碰利益问题。而是只有当建立起比较稳固的情感机制时，“讲感情”就能够发挥比较明显的正向调解功能。比如，我外公去年去世时，写了一份遗嘱，此时就邀请了大家庭里一些积极分子公开阅读见证，并以“兄弟姐妹之间可以商量，但不能闹矛盾，要维持和谐”作为分配利益的基本原则。

而情感公共性机制的“亲密”则主要就发生在日常互动、节假日互动等环节当中。例如每年过年期间大家庭的聚会活动、祭祀活动，以及随着祖辈们年龄的增长，他们提出了每年祖辈老人过生日就聚餐的活动。在这些活动当中，“开心”是最为重要的原则。因此，在举办活动时，除了活动和娱乐方式的多样，也需要照顾和平衡各家经济条件，防止给每家带来过重负担。

2. 去阶层化的互助公共性机制

如上所述，大家庭关系的良好建构是具有实际效益的，最为重要的体现在红白事、养老生活和日常互助方面。由于我家地处鄂西地区，社区结构关系呈现关系薄弱的原子化特点，所以大家庭关系内部的互助就非常重要。在红白事上，互助包括事项安排、人力、财力等。养老问题上，老人之间能够相互交流，大家庭中一部分留在本地生活的中年人则可以看望和照料老人，但老人有什么情况或者想法可以通过其他人传达给子女，以维持良好的代际秩序。在日常互助上，经济条件较差的时候会存在一些物质支持，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好，尤其是当年轻子女外出之后，当前的日常互助就更偏向情感支持。

正是因为这种实际效益，因此大家庭关系能够被较好地维护下来。而且，在“以情感为基础”的氛围下，大家庭关系还具有去阶层化的特点，因而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以此避免因为经济利益不平衡等问题发生纠纷，也能够抑制住过度的竞争、攀比。从实际各个小家庭发展情况来看，每个家庭的发展情况都有差异，所以就不能以完全相同或平等的要求对待每个个体和家庭，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人物具体对待。有的家庭在某些特殊时期遭遇困难，大家庭并不就此排挤或排斥；有的家庭获得了较好，也并不强求付出和支持。正是如此，这种良好的氛围也往往能够带动所有人的积极性。

3. 正向价值的意义公共性机制

在情感、互助等机制的正向效果之下，大家庭关系的存在也就有了独特价值，这就使得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想要维持这个结构，并产生出正向的文化意义。于是，当我所处的这个大家庭每次遇到组织者危机时，就能够有积极分子站出来，并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例如作为组织者的九外婆说，“做饭很累，但是看到这些‘后人’都能聚在一起开心，我们‘老人’也开心”。家人们也都说，“家庭氛围这么好，不维持下去感觉很可惜”。 

因此，在年轻人个体主义的热潮之下，笔者认为“断亲”话语的盛行并非意味着个体的真正绝缘，其背后的问题实际上更多是年轻人对亲密关系、家庭关系、亲属关系乃至集体公共性等内容的陌生和困惑。大家并非不想要“亲人”“亲戚”，而是想要符合现代需求的家庭和亲戚关系。因为后者才能够为个体带来丰富的情感、互助和意义体验。 

2024.2.12

谨以此拙文献给我的亲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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