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业才敢当村干部，村干部“兼业化”是如何形成的？

目前，湖北某L村村干部已实现全职化、专职化，不同于以往的村干部兼职化，即村干部拿误工补贴，现在的村干部都已经是拿正式工资，纳入正式体制，拥有一定的福利保障，包括养老保险、节假日福利等。因此，这里的村干部兼业化并不是指类似于以往的村干部兼职化，而是全职化村干部在以村干部这一职业为主职的同时经营着自己的副业，即村干部都有自己的“产业”。

如下表统计显示，L村村干部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副业，比如农家乐、民宿、小商店、微商等。

结合村干部的个人动机，从职业激励来看，其具体可以分为制度性激励与非制度性激励，制度性激励是指村干部从正式制度中可以获得的利益或激励，非制度性激励则是指村干部获得的其他的、不是从正式制度中获取的利益或激励。

制度性激励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经济激励，即可获取的经济收益，包括现阶段的经济收益和可预期的经济收益，主要含有工资、报酬、补贴、奖金、物质奖励等，具体如下：

书记收入：基本工资+绩效补贴+养老保险、福利，其中以42800元为基数（每年增加2000），公积金480元，补贴480元，绩效结合村集体收入来算；

其他村干部：基本工资+分管那部分工作的绩效补贴+福利，其中以32800元为基数，各项工作各部门按人头或事项返点，比如医保、人口统计、纠纷调解等。

二是职位的晋升和职业的发展，村干部的职位晋升也分为内、外两种路径，一种是从后备干部到正式干部（委员）再到书记，即为“内”发展，在村庄内部实现的职位晋升，一种是利用主职干部三年可以考公务员或事业编的专项计划或自主备考等途径向“外”发展，在村庄外部实现职业的发展，L村上一任妇女主任即通过向“外”的途径考取了镇上的公务员。

非制度性激励也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家庭利益，二是社会利益。

家庭利益指的是除了经济利益外可以提高家庭总体收益或有益于实现家庭总体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及手段。村干部就在自己村工作，离家非常近，时间相对比较自由，因此可以顾得上家庭，方便照料老人、小孩，维持较稳定的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保持家庭的完整性。

社会利益指的是一种表达性收益，主要包括声望、权威、面子、社会关系、自我价值、成就感和获得感等。村干部也是干部，在村庄中有一定的权威和地位，而且不少村干部确实存在为人民服务、建设村庄的宏愿，因此这种社会利益也能形成对村干部的一种激励。

以上是一般的、较为基础的职业激励方式，具体在L村，调查发现村干部干事的动力都很强，究其关键，一来村干部的工资与绩效有关，而绩效与村集体收入相关，村庄越发展，集体收入越高，村干部工资相应也就越高；

二来虽然全职村干部要求全天坐班制，但在L村却不同，采用的是值班制，村干部轮流值班，不需要每个工作日每时每刻都在村委按工作时间上班，只需要完成自己手头上的工作任务即可，周末和节假日能够保障，时间相对自由得多；

三来这一届的村干部都是2017年村委换届时新上任的，村书记的领导能力很强，他们大多与村书记关系不错，个别村干部还是村书记的小辈，因此能听书记的话干事，成为书记的“得力干将”，而村书记在安排工作时也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充分利用每个村干部的个人能力，比如让有建筑工程经历的WL负责村里的建设项目，让有快递、微商经历和比较年轻的LXQ和XXW负责惠农综合服务站和直播间的工作，团队效率得以整体提升。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呈现出村干部兼业化的现状，并不是说村干部先竞选上了村干部之后，再发展出自己的副业，而是说这些村干部在成为村干部之前就已经有自己的副业了，他不可能抛弃自己的副业（也是之前的主业），只做村干部这一项工作，摒除任何利益，更多的时候是寻求两者兼得之法。

同样的，可以发现，村干部的收入虽然有所提升，但依然算不得高薪职业，尤其是男性村干部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只靠村干部的制度性收益中的经济收入显然难以保障家庭的运转和发展，因此，他们仍然需要依靠副业收入满足家庭需求。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拥有一定的副业也是保障村干部竞选的社会基础，他们在副业中积攒着自己的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有利于竞选上且能够干好村干部这一职业，毕竟村干部是跟人打交道，需要较强的群众工作能力。而同时，拥有一定的副业的村干部在承接项目时也具有一定的优势，比如他们更熟悉、更易于争取项目，而项目的落地也可以寻求村庄内部有产业的村干部以形成互利，村干部也能够在其中谋得一定的经济收益，以补充正式收入的不足。这样看来，副业与主业形成循环，全职化、专职化的村干部并未真正实现。

可以发现，L村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能人治村现象，村干部几乎都是对某一领域比较熟悉，拥有一定特长或能力的人，尤其是在村庄空心化，多为老人小孩妇女的情况下，他们可以称得上是村庄精英。但是，在L村并没有出现学界尤其关注的“精英俘获”问题，直观感受上并不明显，这是为什么呢？其中，可能的原因有：

一则L村位于中西部地区，还曾是贫困村，虽然近几年受到政策关注的项目有所增多，但实际上总的来说项目金额不超过一千万，整体上的盈利空间并不大，因此首先要做的是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分配利益；

二则村干部虽然说是能人或者村干部，但实际上从他们的副业来看，资本量都不是特别大，难以撬动整个村庄的资本流动和分配，仍然只能获得极其小部分的收益。

从这两点来看，与东部地区动辄几千万的项目和几千万上亿的身家相比，中部地区村庄的可获利空间和可获利能力依然有限，因此精英俘获的现象还未发生。

另一点与东部地区不同的是，东部地区（例如浙江）能人治村的村干部常常是返乡能人，他们本身就携带了大量的资本，在村庄寻找投资机会，利用政策红利，他们也更会向上级争取项目资源，并且这也是他们工作的重心，由此与群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而中部的村庄，比如L村的村干部基本上都是村庄的自生能人，他们的村庄经历比较完整，生活和工作更加依赖本地，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较好，群众基础也比较好，因此他们更加关注村庄本身的发展，对故土有一定的感情，希望能够建设家乡，并且还比较务实。

这个区别让L村的村干部更加考虑村庄发展和干群关系，还未过多地从村庄中谋求自身的利益，当然，身在故乡，村庄舆论对其也存在一定的限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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