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传者利益与“信息内容差”的关系研究

发布时间：2024-12-21 18:26

摘要：本文通过对南方某省C村实地调研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了存在于乡村社会中信息传播的“双向把关”现象。基于对这种现象的分析，本文以政府传播为视角，专题探讨了“把关人”理论，提出了“信息内容差”概念。文章认为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受到传者利益的影响，当传递的信息影响传者利益时，传者就会对信息进行把关，使信息产生“内容差”。

关键字：传者利益信息内容差双向把关

一、已有研究的回顾与本文的问题

回顾传播学发展的历史，国内外对“把关人”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以概括为，卢因提出“把关人”概念以及怀特和巴斯对它的发展。要讨论“把关人”概念，必先谈及“渠道理论”。“渠道理论”来源于卢因对战争中人们的文化习惯的研究，他尤其研究了战时家庭主妇的购买习惯，发现食物是通过不同渠道来到饭桌上的，而究竟通过何种渠道进入或者不进入家庭，都受到“把关人”的影响（卢因，1943）。卢因将这一理论具体阐述为，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一则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必须通过传播者的若干“检查点”，才能被许可通行。卢因将这些检查点称为“门”，而把那些掌管着发放“通行许可证”的人或组织称为“守门人”（卢因，1947）。除了对把关人进行论述以外，卢因将其研究的主要目的放在了研究促使“把关人”做出把关行为的心理因素上。

怀特通过一个个案研究为“把关人”的存在与作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怀特，1949）。随后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批评，认为其阐述的“把关人”与卢因不符（巴斯，1969），这给人们以启示，是否由于“把关人”在传播过程中所处位置不同，其“把关”作用也相异。

在第二阶段的研究中，学者由把关人的主观因素转向对客观因素的探讨。有学者认为“把关人”并不是按照主观意志行事，而是受到两方面压力的影响。决定新闻取舍和强有力的因素不是对新闻本身性质的评估，而是随着这条新闻而来的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是信源需要传播自己价值观念并劝说公众与自己一致的压力，另一方面是雇主的价值标准带来的压力，夹在这中间的“把关人”很难有大作为（沃特?吉伯，1964）。也有学者探讨新闻编辑部如何控制新闻记者，所选取的角度几乎与吉伯完全一致，也把整个新闻工作的具体环境视之为制约新闻传播的主要因素（布里德，1955）。

在第三个阶段，研究转入大社会背景下。揭示了社会系统对大众传播的影响（赖利夫妇，1959）。麦奎尔提出的传播模式，具体清晰地展现了各类“把关人”（麦奎尔，1982）。大众媒介的功能被定义为保证社会系统的稳定，而且该系统与整个社会体制已经紧密结合（德弗勒，1990）。郝斯克认为，对媒介所做的社会体制层面的研究，不仅与“把关人”模式的出现有相当的关系，而且恰是“把关人”模式研究的扩展和深化。

纵观“把关人”理论发展的这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理论研究的变革与发展。卢因与怀特的共同结论是，个人的心理在把关中起着主要作用。此时对“把关人”概念的研究主要还集中在对“把关人”内在心理因素的研究上。而吉伯与巴斯和怀特的区别在于，怀特仅仅证实了把关人的存在，看到个人因素在“把关”中的作用，吉伯则把信源，尤其是“把关人”的工作环境——新闻机构引进了“把关”过程，表明“把关人”并非孤立的个人，参与把关的实际上是一个组织。这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使把关人的研究侧重点从个人向较为广泛的社会因素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单纯的心理分析套路，让社会学、政治学渗入研究之中，显示了“把关人”研究开始从个人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化。

从把关人概念提出至今，学者的目光大多集中在对把关人心理因素的探究上，从一开始的个人心理因素到后来的客观因素对把关人心理的作用，以及社会大环境对把关人内心的影响，把关行为大多是单向的，尚未有学者从个人利益的角度研究把关行为，也未有学者看到把关行为可能不仅仅是单向的。前期研究领域大多集中在大众传播学，一时间把关人似乎与新闻记者新闻编辑划上了等号，形成了一提起把关人人们就下意识地将其与新闻记者联系在一起的刻板印象。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研究对把关人理论的推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将研究角度过多的聚焦于把关人心理因素，将研究领域局限在大众传播领域，未免有悖于把关人概念的最初含义。威尔伯?施拉姆曾经指出：“在信息网络中到处都设有把关人。”因此对把关人概念的研究应该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传者的把关行为会受到个人利益的影响的假设。即传者在信息传递活动中，当其所传递信息内容使其利益受到影响时，传者就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对信息进行“把关”，信息传递就会产生内容差。下面笔者将以政府传播为视角，依托于笔者对南方某省C村的调查资料，透过“双向把关”现象来验证这一假设。

二、“双向把关”现象

在乡村信息传播中，存在着基层政府、村干部和村民这样的信息传播通道，上级下达的国家政策能否传到村民耳中，村民的民意民声能否上传到上级政府那里，村干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笔者深入C村选举进行调查时，发现在选举信息发布的过程中，村干部有一套自己的计算标准，上对国家，下对村民。上面领导来检查工作时，哪些是可以汇报的，哪些是不能汇报的。面对村民，上面的哪些政策是可以如实传达的，哪些是可以经过过滤以后再传达的，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村干部都有一套应对策略。村干部就像一个双向开的“门”，不管是上级政府还是下面的村民，想要向上或向下传递信息，都必须经过这扇“门”，而经过这扇“门”之后的信息还剩多少，是什么样子，两头的传者或受者都不得而知。结合把关人理论，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双向把关”现象。

对于这一现象也有学者在研究中有所关注。在实际的乡村治理中，村干部的一个重要工作是重组信息，信息在行政系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传递通过村干部，上级需要知道下面的情况，村民也需要知道上级的政策或贷款机会。由于不存在制度化的公共发布，更多的信息都捏在村干部的手里，他们决定着信息的发布与否，发布的程度（张静，2006）。村干部既受到政府和村民两种力量的影响，却不畏其中任何一种力量所完全掌控和吸纳，作为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他们在国家与农民这两头之间摆平衡、踩钢丝甚至两头应付（蒋旭峰，2011）。二位的发现都很好的体现出村干部在乡村信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和村干部自身的信息传播特点。

在实际的乡村社会中，村干部往往既不是国家的代理人，也不是村民利益的代言人，或者两者的结合，而是代表着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所传达的信息关系到自己的利益时，村干部就会通过对信息的把关来使自己的利益不受威胁。这样一来，原始信息经过把关人的把关行为，就产生了“内容差”。而且这种内容差是存在于两个方向的，正是村干部的这中双向把关行为使得处于传播链两端的双方都无法完整准确的获得由另一方发出的信息。（见下图）

分析“双向把关”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村干部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把关行为，是因为这种行为可以为其带来某种利益，由上向下来看，对村民封锁消息有助于村干部对村民的管理，村民不知道政策的细节，就不会找村干部闹事，不管是什么政策信息，都只能听村干部的，他们所说的就是真理，就是准确的上级精神，对于一些有经济利益的信息，村干部就更不愿意完全的告知村民了，比如：低保名额、优惠政策信息等，这样一来，这些利益就可以落入村干部及其家人手中。由下向上看，村中发生的不利于村干部业绩的信息，村干部也不会向上级政府汇报，因为这样就可以给上级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有利于村干部继续向上级谋利，有些上级也不愿意听到村中发生的事情，好的政绩是要靠村干部汇报的，同样的事情，就看村干部会不会汇报，会汇报的就有好的政绩，接下来就会有接二连三的利益，如果什么都向上级汇报，那么上级会认为村干部无能，村干部揣测到了上级政府的这种心理，所以自然会报喜不报忧，或者是有选择的汇报工作，久而久之，上级政府也不会知道村民的真实状况。

这就印证了本文开始提出的假设，传者在信息传递活动中，当其所传递信息内容会使其利益受到影响时，传者就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对信息进行“把关”，信息传递就会产生内容差。当传播链中存在中间阶层时，此假设就会发生作用，中间阶层就像一扇双向的门，在信息由上往下与信息由下往上传时，只要经过中间阶层，并且信息的传递会影响到中间阶层利益时，就有可能产生内容差。这个中间阶层范围非常广，可以是企业的中层领导，也可以是一个班级的班主任，甚至是班长，或者在一个家庭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充当中间阶层。只要信息传递关系到中间阶层的利益，就可能会有“双向把关”现象，就可能会产生内容差。

三、案例分析

笔者在研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组织法》和《江西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后对C村的选举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了信息内容在经过村干部这层把关以后所产生的变化。下面将通过选举前、选举时和选举后的三个案例中体现的“双把关”现象分析传者利益与信息内容差之间存在的联系。

案例一：选举前的村民见面会

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在正式选举之前，村民委员会要组织候选人举行村民见面会，介绍履行职责的设想，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在C村的调研中，受访者都表示从未听说过这项规定，也没有被通知去参加任何候选人的见面会，可见，村民并不了解这项规定。在对候选人进行访谈中笔者也问到这个问题，候选人则说自己不具备当众演讲的素质，而且觉得都是一个村的，相互之间都很了解，没有必要再专门举行村民见面会。在随后对乡干部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村干部并没有将这一情况向其汇报。因此信息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传递中在经过村干部把关后都发生了变化。

在这个案例中，笔者发现国家政策制定出来后，在实际落实时被打了折扣，这种对政策信息的截流是由政策传播者（在本案例中是村干部）单方面决定的。村干部按照自己的需要，本着自己方便的原则擅自省略掉一些选举环节，看似没有影响整个选举的进程，但是却不利于国家民主进程的推进。政策具体内容在下达时受到村干部的把关后，信息内容发生了变化，选举的进行情况在经过村干部的把关后，上级政府所得知的情况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导致传播链两端都无法获知政策的完整内容，信息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传递中通过村干部前后都存在着内容差。

案例二：选举中的选票

按照规定，选举时应该设立秘密填票和投票处，但是在选举中，仅有小部分选民在拿到选票后选择在一个秘密的地方进行填写，填写后再将选票折好亲自放进票箱，另一些选民拿到选票后立即填写，毫不避讳周围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人小声对不识字的选民说：“就写‘勾、圈、勾、圈、勾、勾、圈’。”随行的工作人员也没有阻止这种行为。

在村民委员会选举前应该进行详细的选民登记，但在C村这项工作并没有发挥实际的作用，以致选举进行中发生了选票不够的情况，导致投票被迫中断，之后是由一位“选民”以“勾、圈、勾、圈、勾、勾、圈”的方法填写完数十张选票结束了投票。而乡干部对此事毫不知情，也没有选举委员会成员对他汇报这一工作。对于外出不能参加投票的选民，按照《选举办法》要书面委托其他有选举权的村民代投，每人最多只能受三人的委托。在实际的操作中，许多代投票的选民代投的人数都超过了三人，而且没有一个人在选举委员会办理过委托投票的相关手续。“选举就是拉帮结派，跟谁关系好就选谁，一般都是选自己同姓的人。那些人晚上都到家里来说的，‘选我啊’有时候答应了人家也不好不选的。”这是C村村民对选举的印象。一个落选的候选人还说：“有什么办法啊，人家都是大老板，送人家60、70（元）的中华烟，我哪有钱啊，没办法啊！小组长我也不当了，没什么意思，谁想当谁当吧！”

之所以政策的落实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出入，就是因为政策的落实影响到了一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又掌握着政策传达的生杀大权。他们不仅对村民隐瞒了选举的真实流程和规定，也对上级领导三缄其口，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信息的传递都通过了村干部这扇门，从而与通过这扇门之前的面貌不甚相同。

案例三：选举后的妇女委员

《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中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C村村委会选举最终产生的村委会成员，四人均为男性。据了解，C村没有妇女委员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因为在上一届选举中产生的妇女委员与一名男性委员发生了冲突（该男性委员是村中的经济能人），后来这场冲突被男性委员用金钱平息了，自此之后该村的妇女委员的工作也由该男性委员接手，在这次选举中该男性委员再次成功当选。乡政府对C村村委会中没有妇女成员这一情况也是知道的，他的解释是该村没有比较拔尖的女性可以担当这一职务。由此，我们也再次看到村干部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时对信息进行“把关”的痕迹。

从这三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村干部既不代表国家的利益也不代表村民的利益，而是出于个人利益对信息进行把关，从而使事情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把关行为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内容差。而且这种把关行为是双向的，作为信息传播者的村干部，上对乡政府下对村民，都是信息传递中必须经过的通道。正如卢因论述的那样“一则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必须通过传播者的若干‘检查点’，才能被许可通行”（卢因，1947）。在这条信息传播通道中，村干部就是一个检查点，由乡政府下达的国家政策和由村民发出的民意民声，都必须经过这个“检查点”才能继续传播，而村干部为了使其个人利益不受影响，就对这些信息采取把关，内容差也由此产生，这也再次印证了本文的假设。

四、结语与讨论：

文献分析表明，把关人理论的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在第一个阶段中，卢因与怀特都将把关的原因归结于个人的心理因素；在第二个阶段中吉伯与布里德认为记者之所以对信息进行把关是受到环境压力的影响，由此研究视角转移到了客观因素；到第三个阶段，把关行为被放到社会大背景下，学者认为大众传播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研究对于把关人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从把关人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开始，“把关人”似乎成为了新闻记者的代名词，把关人理论也好像成为了大众传播的专属理论，这未免有悖于卢因对这一理论的最初阐述。

其实，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着把关行为，我们应该从更广泛的范围来探讨把关行为产生的原因，把关人理论的发展也迫切地需要向多个研究领域拓展。卢因的把关人理论是在整个社会层面展开探讨，本文从政府传播的角度探讨国家政策传播的问题，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大众传播把关现象的拓展。

本研究表明，政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传者对政策信息完整准确地传递。但是在现实的信息传递中，信息传递往往存在着内容差。因此，要想保证政策的有效落实，探析内容差产生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上案例分析表明，传者在信息传递活动中，当其所传递信息内容使其利益受到影响时，传者就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对信息进行“把关”，信息传递就会产生内容差。由于传者在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的传播链中都是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所以传者的把关行为是“双向把关”。本文虽然是在政府传播中探讨把关人理论，其实只要存在传播行为就可能存在把关行为，这种把关可能是单向的，也可能是双向的，甚至可能是多向的。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贾骏：《略论“把关人”研究》，《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139页。

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黄旦：《“把关人”研究及其演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4期，第27页。

张静：《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蒋旭峰：《抗争与合作：乡村治理中的传播模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9-91页。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组织法》，第三章第十二条、第十五条，1998年11月4日。

邱新有、肖荣春、熊芳芳：《国家农村政策传播过程中信息缺失现象的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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