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景涛 董国安】论范弗拉森的结构经验主义思想

发布时间:2024-12-21 13:59

【江景涛 董国安】论范弗拉森的结构经验主义思想

在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中,近年来出现的结构实在论被认为是当代科学实在论中最有辩护力的学说。范弗拉森(van Fraassen)的回应是,在其原来建构经验主义(constructive empiricism)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经验主义版本的结构主义,他称之为经验论者的结构主义(empiricist structuralism),或者照苏亚雷斯(Suárez)的说法简称它为结构经验主义(structural empiricism)。[1]结构经验主义指出了结构实在论所包含的致命缺陷,进一步的坚持和发展了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立场,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范弗拉森在其2001年的牛津大学讲座中已经萌发了结构经验主义的基本思想,在2004年美国德克萨斯科学哲学协会年会(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上给出了一个进一步的论述。随后,在2006年的《表征:结构主义的问题》[2]以及2008年的《科学表征:视角悖论》等论著中,[3]237-261范弗拉森系统地阐发了结构经验主义的主要论点,并给出了详细的论证。

有人把结构经验主义提出的问题看作是接下来十几年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又一轮交锋的最新战场。[4]但国内对于范弗拉森结构经验主义的关注还不多,目前还没有相关的介绍文献。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结构经验主义的基本情况作一个综述,以期推动国内的相关研究。

一、范弗拉森的结构经验主义转向

范弗拉森在《科学表征:视角悖论》一书前言中所说,他自己转向结构经验主义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受到了新康德主义思想再次复兴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他自己对于科学测量和科学理论间关系问题的持久兴趣所致。

康德主义者一般主张,认识不能超越经验现象,因而必须搁置外在实存对象的问题,把认识的开端建立在人类能够达到共识的“直观”上面来。这种直观在范弗拉森那里就是可观察现象。范弗拉森也和康德一样,认为现象是唯一可以被人明确把握并反复验证的,是所有认识的基础。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主义和结构经验主义,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变化。康德还进一步引入了现象(phenomenon)和表象(appearance)这两个术语来阐述他的直观共识概念,这启发了范弗拉森。基于对康德现象和表象概念的修正,范弗拉森提出了从现象到表象,然后从表象到理论模型的三层级理论建构过程,而原来的建构经验主义则只有从现象到理论模型的这两个层级。按照范弗拉森,从现象到表象的建构过程是一个依赖于语境的表征过程,而这个表征过程正如康德早期关于空间定位所说的,一定是从某个具体的角度出发来确定自己前后左右方位的,离开了具体的语境,空间定位就是不可能的,[5]同样离开了具体的语境,从现象到表象的表征过程也就是不可能的了。在早期建构经验主义理论中,范弗拉森强调了理论模型和经验现象间的纯粹语义关系,这与他的结构经验主义强调语境决定表象的做法有根本的差别。

范弗拉森对于科学测量与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着长期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科学测量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科学表征的过程,在这个测量过程中,我们借助于精密的科学仪器把感官可观察现象加工处理为表征数据,而这个表征数据就是表象;单个的表象是一个观测数据,一系列表象就构成了一个数据模型,在此数据模型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加工构造出同构的理论模型。[3]166这种来自科学测量实践的现象和表象之分,与康德的现象与表象之分相互印证,进一步将范弗拉森从现象与理论模型的二层建构论,引向了结构经验主义的现象、表象直到理论模型的三层建构论。根据马赫(Mach)关于温度测量以及彭加勒(Poincare)关于时间测量的例子,范弗拉森把表象和现象之间的表征问题称为协调问题(the problem of coordination),试图论证这种协调是语境依赖的。[3]115-137范弗拉森指出,测量结果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测量对象的某方面特征,这就需要我们预先知道测量对象和测量程序这两个要素,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得到表象并随后建立数据模型。但测量程序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被测对象也会因为立场、态度与知识背景等因素不同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差异。于是,就有了语境依赖的问题。既然被测对象是语境依赖的,科学表征也一定因为加入了这些语境因素具有某种特定的风格,不可能是完全的镜像复制。按照这种分析,范弗拉森检讨了他原来的观点,现象和理论模型之间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语义关系,由于增加了一个影响从现象到表象表征过程的语境因素,也就从原来强调语义同构的建构经验主义转向了强调语境的结构经验主义。

范弗拉森还把影响表象形成的语境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部的视角(from within),一种是外部的视角(from above)。[3]184-190前者主要指历史传统中已经稳固建立起来的一套测量程序,这些测量程序可以被成功地用来确定其他的各种测量程序。于是,当前使用的测量程序与传统的测量程序之间有一种稳定可靠的关系,作为内部语境的传统测量程序的有效性,是当前具体的测量程序有效性的一个基础。传统测量程序的有效性还不是当前测量程序有效性的充分条件,还必须考虑测量对象和测量程序所依赖的理论背景,也就是说,当前测量程序的设计还要依据已经稳固建立起来的相关理论背景对于各种参量的定义约束情况,这种背景理论就是所谓来自外部视角的语境因素。

对于从建构经验主义到结构经验主义的转向,范弗拉森自己给出了两条原因,但显然除了这两条原因之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当前结构实在论兴起的时代背景,对范弗拉森结构经验主义转向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知道科学实在论在反实在论阵营的不断挑战下逐渐修正自己的实在论立场,提出了各种版本的修正的实在论主张,比如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internal realism),哈金的实验实在论(experimental realism),还有就是沃勒尔所建议的结构实在论(structural realism)。其中结构实在论的思想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逐渐发展成为当下修正的实在论主张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派。结构实在论其实是一种弱化版本的实在论,它不再从我们认识能力范围之内的观察现象的结构,外推假设一个结构承担者的物质的存在,而是退一步仅仅外推假设一个结构自身的存在。但无论是外推假设一个物质承担者的存在还是仅仅外推假设一个结构的存在,这种外推假设自身都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曹天予精致版本的结构实在论集中于这个外推假设问题的讨论,也没能够给出足够说服力的理由。所以正如范弗拉森所反复强调的,不存在超出我们认识能力范围之外的对象,即使存在也是不可知的,我们所能把握的仅仅是我们观察现象范围内的知识罢了。于是范弗拉森在接受结构概念的基础上,仍然把这种结构限定在我们观察现象的范围之内,主张提出一种经验版本的结构主义。[6]

二、范弗拉森的结构经验主义思想

在《科学表征:视角悖论》一书中,范弗拉森首先批评了当下颇为盛行的结构实在论主张,指出了结构实在论固有的缺陷。在他看来,这些缺陷只有在经验主义的框架下才能够避免,因而需要一种经验主义版本的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在罗素那里最先获得一个完整严格的表述形式。罗素认为,我们可以知道那些与感觉材料相容的关系所具有的属性,但无法知道那些承载这种关系的对象的本质。这里的关系就是所谓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可以用数理逻辑的语言来加以精确描述,并进一步加以推理和计算。除了这些数学性质,关于对象自身我们一无所知。这是我们知识所能达到的极限。[7]纽曼(Newman)在批评罗素的这种观点时认为,讨论聚集起来的一堆元素的结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对于任意一个集合A,我们都可以给它成员间的关系系统指派无数的不同结构,并且这些结构对于集合中的所有成员都是恰当的。于是,我们面对的是几乎无穷无尽的结构,而这些结构又都是合理的,这时,我们应该如何选择自己关注的焦点,又该如何进一步确定其真值呢?这就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了。[8]卡尔纳普在接受罗素结构主义观点的同时,又致力于消除纽曼的这种批评意见,他提出了本质关系(natural relation)与非本质关系的区分,认为自然界的事物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本质属性,而这才是我们所要努力把握的内容。但在范弗拉森看来,这种本质与非本质的区分“如果有意义的话也仅仅是一种假定”,因而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3]244普特南随后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纽曼的意见。

范弗拉森进一步提出,结构实在论的这种缺陷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经验主义的框架下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于是也就需要一个经验版本的结构主义,这也就是范弗拉森要发展的结构经验主义。结构经验主义与结构实在论一样,都同意“我们只能知道结构”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不过范弗拉森却给出了两个经验主义的解释:1.科学以嵌入(embed)的方式将经验现象表征为特定的抽象结构(理论模型),2.这些抽象结构仅仅能够通过结构同构来加以描述。[3]238范弗拉森承认我们只能把握有关结构的知识,同时认为科学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结构表征的过程:从经验现象到数据模型的表征、从数据模型到理论模型的表征,所有表征必须遵循同构的原则。

在把数据模型表征为理论模型时,由于二者都是数学实体,具有相同的数学结构,因而可以根据数理逻辑的相关知识比较容易地解决二者间的协调问题。但在把经验现象表征为数据模型时,表征关系却是存在于具体的现象与抽象的数学结构这两者之间的。这就提出了二者间的协调表征是如何达成,其成功的标准又是什么的问题。“嵌入”这个概念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引入的。

范弗拉森的“嵌入”关系,其实是函数关系。[3]240假设建立两个点集之间的嵌入关系,就要建立从一个点集到另外一个点集的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此外,还要分别知道这两个点集各自的定义。但正如希洛斯(Stathis Psillos)所说,“一个域的结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依赖于描述这个域的属性和关系,并随之而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在没有附上这些属性和关系时,一个域是没有其内在结构的。对于两个类A、B,可以用同构的方式分别用R和R’来加以构造,也可以用Q和Q’以非同构的方式来加以构造。”[9]这就产生了纽曼在批评结构实在论时说到的任意结构问题。任意结构问题对结构实在论是一个威胁,对结构经验主义却不成问题。

按照范弗拉森对于测量程序和测量对象的语境依赖性的解释,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历史中稳步发展起来的那一套测量程序,根据相关的理论背景预设,也就是从内部的视角和外部的视角,来唯一地确定所要研究对象的某个特定结构,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它进行表征,形成表象或者数据模型并进一步建构理论模型。在结构经验主义那里,结构实在论的难题可以通过引入语境因素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说这种解决方案是令人满意的,是因为该方案并不涉及卡尔纳普在区分本质与非本质时的武断预设,只要根据长期历史传统和理论背景,就能唯一确定某种特定结构。

范弗拉森进一步展开论述,认为从具体某个执行者的视角来看,说一个理论对于现象是恰当的就等同于说这个理论对于执行者所表征的现象是恰当的,这就是“实用主义重言式”(pragmatic tautology)。[3]259范弗拉森为此还构造了一个例子。假设鹿先生展示了一幅某地区10年来梅花鹿数量变化的曲线图,然后说理论T很好的符合了他所展示的这幅曲线图。不料,鹿女士却进一步追问理论T是否符合那个地区实际的梅花鹿数量变化情况。对于鹿先生而言,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观察和统计是客观公正的,曲线图符合实际的梅花鹿数量变化情况,从而理论T自然也是符合现象的。但鹿女士却可以进一步这样说,即便你的观察和统计是十分客观的和精确的,但只要涉及观察和统计的测量过程,那么按照范弗拉森结构经验主义,在实际现象和测量表象之间就必然会有一个根据语境选择而产生的变形表征过程,于是我就仍然可以追问理论T是否符合实际现象。符合曲线图的T未必与实际现象相符合。鹿先生的论断中必然缺失了实际现象中的一部分内容,而这就是实在性损失问题(loss of reality)。[3]258

实用主义重言式的概念就是针对实在性损失问题的。范弗拉森首先承认,在曲线图和实际现象之间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但很多情况下我们往往可以省略掉这些差异而将曲线图等同于实际现象。不过这里的等同并非逻辑的同一,而仅仅是在不影响最终结果的情况下为了使用的方便而暂且认定的同一。比如对于比较权威的调查数据,在要求精确度不高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而不必还原其真实的实际现象过程。另外对于经验主义者的现象和表象之间的损失问题,在实在论者那里就成为了表象和客观实在之间的损失问题,因为实在论者强制规定了一个实在标准的表象(appearance from reality criterion),也就是说不光表象和现象之间存在一个损失,在现象和客观实在之间也存在了一个损失,他们承诺了一个客观实在的存在因而从实在的标准来看。对此范弗拉森则强调了他一贯的经验主义立场,认为我们所有的知识都仅仅是关于被观察到的以及可以被观察到的那一部分世界,即使存在一个实在论者所谓的外在客观实在,那也是超出我们认知范围之外的,因而所谓实在的标准也不过是一种硬性的规定罢了,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三、对范弗拉森结构经验主义思想的一些评价意见

范弗拉森结构经验主义是对他早期建构经验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对新近广受关注的结构实在论的一种正面回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具体论述中,他进一步澄清了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现象的区分,将原来现象与理论模型间的二层建构过程,用现象、表象和理论模型的三层建构过程所代替,并且进一步强调了在现象和表象表征过程中语用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结构实在论,范弗拉森在接受用结构术语代替现象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结构实在论结构不确定性的缺陷,提出用现象和表象表征过程中的语用因素来加以克服,从而在他原来建构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吸收结构实在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一个经验主义者的结构主义,也就是结构经验主义的思想。但范弗拉森关于结构经验主义思想的论述,却显得有些过于单薄。首先,范弗拉森接受结构实在论的说法,承认我们只能认识结构,但对于结构概念,对于结构与他原来现象概念的关系却基本上鲜少阐述;另外,结构实在论是一个涵盖面广泛的理论体系,而范弗拉森却仅仅是抓住了结构选择不确定性这一个问题,然后就想在此基础上用结构经验主义代替结构实在论,这就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在结构经验主义具体论证过程中,范弗拉森也多有失误之处。雷迪曼(Ladyman)指出,范弗拉森的表征概念过于狭隘,他强调表征一定要有一个表征的使用者,并且带有目的、态度、习惯等意向性因素,但实际上,生物DNA的表达也是一种表征功能,但在这里就不需要一个拥有意向性的表征使用者,因而范弗拉森关于表征概念的看法是有些偏颇的。[1]平考克(Pincock)则说范弗拉森没有考虑数学实体的地位,即使简单提到也语焉不详让人颇为费解,比如范弗拉森说“这个菌落中有500个细菌”,这个命题除了细菌之外没有断言其他任何东西,不承认命题中500这样一个数学概念的意义,但我们每个人都有命题中细菌之外的关于数量的认识,而范弗拉森对此却根本说不清楚。[10]布埃诺(Bueno)指出,范弗拉森说我们的科学研究只需要对电子显微镜等科学仪器合成出来的照片负责就够了,不必假设一个超出照片可观察信息之外的实体的存在,这种说法存在问题。照片一定是对于某物的副本,因而在照片信息之外一定有什么东西存在,如果我们的眼睛进化到具有显微的功能,那么就不需要照片而可以直接观察到红细胞等对象的存在,所以照片之外存在对象,而科学解释照片信息之外的对象也是很有必要的。[1]

本文要指出结构经验主义的另一个失误。在范弗拉森那里,现象是肉眼可观察的对象、事件和过程,表象是对上述现象加工处理后的结果。不过这里的加工处理应该如何定义呢,范弗拉森自己也不是很明确。首先,我们的感官本身也带有测量加工的痕迹,视觉器官要对大量的输入信息进行筛选过滤,使得我们只能感受到可见光,超出这个波段范围的对象就被过滤掉了。其次,由于观察渗透理论,我们在获得可观察现象的知识时,就已经是经过了背景知识的修正。用是否经过加工处理这个标准来区分现象和表象是不够完善的,二者仅仅是加工处理的程度不同罢了。既然仅仅是一个程度不同的问题,那么将现象和表象加以截然区分也就十分困难且意义也不大了。比如我老花眼怎么办,眼睛做过视力矫正怎么办,或者我带上了一副眼镜然后又该怎么办?

如果范弗拉森一定要通过这种区分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为什么截取从现象到表象这样一个表征加工过程,而不像康德那样从杂乱无序的原始输入信息开始呢?因为现象本身不能作为所有知识的起点,它是可以再分的,一个观察到的苹果是特殊形状的红色斑点集合,也就是康德所谓的经验杂多,只有经过感觉器官和背景知识的加工过滤才能形成作为观察结果的现象。所以在观察现象之外还有经验杂多,而在经验杂多之外又可能存在物自体,范弗拉森仅仅从作为肉眼观测结果的观察现象开始,放弃对于观测内容来源的追问,这只是截取了认识过程的一个片段。

虽然存在上述的一些问题,但范弗拉森结构经验主义作为他早期建构经验主义的一个补充和发展,在应对当前影响力日益扩大的结构实在论挑战、维护经验主义立场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范弗拉森指出了结构实在论的重大缺陷,并尝试用一种经验主义的立场来修正它,从而建立一种经验主义版本的结构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科学实在论问题的讨论。【参考文献】

[1]Ladyman J, Bueno O, Suárez M, Van Fraassen B C.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 A Long Journey from Pragmatics to Pragmatics[J]. Metascience, 2011(3): 417-442.
[2]Van Fraassen B C. Representation: The Problem for Structuralism[J].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6(5): 536-547.
[3]Van Fraassen B C.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 Paradoxes of Perspectiv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4]Forbes C. Review: Bas van Fraassen,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 Paradoxes of Perspective[J]. Spontaneous Generations, 2009(3): 236-238.
[5]Kant I. Concerning the Ultimate Ground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Directions in Space[C]//Walford D, Meerbote R.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Theoretical Philosophy, 1755-17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61-372.
[6]王巍.结构实在论评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11):34-48.
[7]Russell B. The Analysis of Matter[M]. London: Allen & Unwin, 1927: 254-270.
[8]Newman M H A Mr. Russell's Causal Theory of Perception[J]. Mind, 1928(37): 137-148.
[9]Psillos S. The Structure, the Whole Structure, and Nothing but the Structure? [J].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6(5): 560-570.
[10]Pincock C. Review: Bas C. van Fraassen,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 Paradoxes of Perspective[J].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11(3): 677-682.

(原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年02期。录入编辑: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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