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从美食进入，书写岭南的故事
原标题：马伯庸：从美食进入，书写岭南的故事
南越王博物院的木简，激发了马伯庸创作出这一部《食南之徒》。
马伯庸。受访者供图
《食南之徒》
马伯庸著
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4年4月
“壶枣一木，第九十四，实九百八十六枚。”
八年前，著名作家马伯庸来到南越王博物院参观，惊喜地发现两枚出土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木简，上面记载着南越王宫枣树种植的信息，这些枣树不仅拥有各自的编号，连果实的数量都被一一记录下来，可谓是中国早期的“园林档案”。
在随后的八年里，马伯庸只要来到广州，都会去南越王博物院看看这些木简，一如探访旧友。对他来说，南越国展现出一种社会机制变化的复杂性，极为迷人。而木简所承载的信息也仿如一部通往古代的时光机，带他领略南越国的旖旎风光。
两枚木简，叠加后来从《史记》中偶遇的唐蒙与枸酱的故事，让马伯庸书写美食的愿望愈发强烈。两年后，一部以南越国为背景的全新历史小说《食南之徒》横空出世。马伯庸笑着告诉南方日报记者，或许是写美食的缘故，他这回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创作体验，写作过程充满愉悦，一点儿都不觉得艰苦。这部《食南之徒》，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和中南博集天卷共同出版，讲述了唐蒙来到饕餮胜地南越国，卷入南越宫廷风云的故事。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晚，该书的新书首发式别出心裁地选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举行，由马伯庸与著名历史作家刘勃进行对谈。
在木简展陈之所进行新书分享，对马伯庸来说十分梦幻。“这让历史与现实结合在了一起，我特别高兴。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到南越王博物院参观，从历史细节中找到乐趣。”
●南方日报记者戴雪晴
南方日报：《食南之徒》在你出版的小说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马伯庸：这部小说对我来说很特别。以前的小说几乎都是探险、完成任务类型的设定，创作时会觉得艰苦，但写《食南之徒》时情绪饱满愉悦，这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就是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在《食南之徒》中，主人公唐蒙也是“吃货”的设定。以美食作为故事的主轴，展示他如何从一个每天只想品尝天下美食的人，变成咬着牙，用二十多年修完一条路的人。对我来说，勾勒出他的成长过程以及性格变化，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要写美食，不能只写美食，据我观察，几乎所有关于美食的文艺作品里，背后都会有人的故事。
这么多年来，我很想尝试写美食题材，但一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入点，南越王宫的木简和唐蒙的故事，让我拥有了书写这个题材的机会。
不过，当时张骞还未出使西域，很多的食材、调料都还没有传到中国。在这种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将岭南的饮食特色表现出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南方日报：从《长安的荔枝》到《食南之徒》，你在勾勒岭南风物，捕捉岭南气息方面有怎样的窍门？
马伯庸：并没有什么窍门。我会跟很多广东的朋友聊天，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研究广东人的日常起居是怎样的。许多朋友都跟我提过广东特色——回南天，我意识到，从古至今，广东人一直面临着回南天的烦恼。于是我开始展开联想，古人会怎么处理这些气候问题呢？
在和朋友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广东人的饮食习惯也很有意思，这里的气候和能够获取的食材，直接决定了粤菜的气质。粤菜菜式非常丰富，不胜枚举。在我看来，要深入了解一个地方，就必须了解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细节，这样作者才能够准确勾勒出当地的文化。
南方日报：在《食南之徒》的创作过程中，你从历史缝隙中挖掘到哪些稀见史料，来塑造“小人物”唐蒙的“大作为”呢？
马伯庸：南越王博物院里面有两枚木简，上面写的都是枣树的内容，“壶枣一木”就是一棵胡枣树，编号是多少，结了多少颗果实。其实这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份普通的园林档案，但每次来南越王宫参观的时候，我都会一直想，这里为什么会出现枣树，枣树毕竟是北方的树种，在岭南地区栽植枣树，一定有着人为的痕迹。
那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只可能是南越国的第一任国王赵佗，赵佗的籍贯恰好在恒山郡真定县，当地的特产就是胡枣，我把这几点联系在一起之后，就会发现，这很可能是赵佗想家了。他活了一百多岁，一定会非常思念自己的故土。
很多时候，文字蕴含的信息量是最大的，哪怕是一座宫殿的名字，都能跟历史产生联结，供人想象当时的生活风貌。或许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拥有多少稀见的材料，而是从细碎的、随时可以见到的史料中，去感受人性的温度，尝试把历史人物作为一个普通人去理解，去感同身受，这样就能够联想到很多的故事与细节。
南越国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这里出土了很多乌龟的骨骼，让我很好奇，因为它们被发现时，是趴在水道的斜坡上的。讲解员告诉我，当时的水道很浅，乌龟可以爬到斜坡上晒太阳。我脑中立刻浮现出一个惬意的场景，当时南越国的生活比较安稳，人们可以养养乌龟，悠哉游哉的。
南方日报：之前你提到阅读《杜凤治日记》一事，请问这部记录晚清官场面貌的作品有为《食南之徒》的朝廷描写提供借鉴吗？
马伯庸：杜凤治作为一位晚清时期的官员，在治理这一方水土时拥有哪些诀窍，他在官场会遇到怎样的挑战与机遇，这些内容从古至今都具有一定的共性。
换句话说，封建王朝的官场以及面向普通人的互动，有着共通的规律。因此，虽然《杜凤治日记》是晚清时期的日记，但它对于我去理解中国古代的运行机制，有着很大的帮助。
南方日报：还会继续书写岭南吗？
马伯庸：肯定会继续写岭南的故事。这么多年来，我搜集了很多的素材和见闻，一两本书肯定是写不完的。虽然我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写什么，但我对此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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