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魏建军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文｜李清柯

林徽因比我想象中的要漂亮。

她身体拘束笔直地站着，一头蓬松的短发，瘦削的脸上是标致立体的五官。那双狭长的眼睛格外的有神，大致一看像如今的明星刘雯。

她穿着优雅而干练，除去立体的长裙以及黑色的皮鞋，还戴着一双格外精致的白手套，以往我只从电影里看到过，颇有那个时代新女性的气质。

站在她身旁的是泰戈尔，而泰戈尔旁边则站着徐志摩，后者的姿态明显要更为松弛。这是1924年的北京，泰戈尔受梁启超、徐志摩等人邀请到访中国，林徽因则作为接待人员陪同。

林徽因的拘束或许不难理解。

这是场颇受关注的访问，一个印度人是如何获得西方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热切地期待泰戈尔分享自身的经验，他们好奇，是什么促使西方对落后的东方文明抱以认可？

期望泰戈尔能够为他们指明一个清晰而有效的前进方向，以抚慰一个民族以仓促的脚步融入世界时的茫然与焦虑。

面对这种崇拜，泰戈尔却感到失望，他期望分享一首抒情的诗，而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希望他给出怎么办的答案。

在北大演讲时，他不无遗憾地说：“你们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为什么非要我讲话呢?当我说我不是一个演说家时，我是诚实的。”

泰戈尔还说，他感到惶惶不安。只有一个叫谭云山的人让泰戈尔感到兴奋。4年以后，这个总是对世界充满无限好奇的青年，就任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

历史充满了讽刺，老吴指着手机上的这张照片说：“不过一个世纪，反倒是我们告诉印度人怎么办。”我是在广州飞往武汉的航班上认识老吴的，他坐在我的邻座。

这个33岁的男人，皮肤黝黑，略有些肥胖的脸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说话的姿态颇像印度电影中的演员，语速频密，一个音调重叠一个音调。

他是武汉人，在印度德里大学进修工程学，学龄已经5年。当我翻阅某本杂志上的泰戈尔短诗句时，激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掏出手机让我看了这张林徽因与泰戈尔的合影。

我对印度的印象根植于那些传统而遥远的想象。除去知道谭云山曾就任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我对印度一无所知。

在网络碎片化的了解中，印度到处是惊人之景，老式的火车上挂满旅客，阅兵则是浮夸的马戏团展示......猎奇的背后隐藏着嘲讽。

在新闻媒体上，印度则是不断的骚乱，偶尔则是恒河上对尸体的祭奠。

而读书时，老师又告诉我，当上世纪的中印关系蜜月期过去以后，印度短暂地成为了我们的敌人。

他们对于宗教的虔诚，他们经过殖民史后对自我身份的辨认，还有他们对于圣雄甘地的怀念，我从未深入了解当中的情感与逻辑。

一连串的想象中，印度成为了一面镜子，两个历史同样悠久的古国在上世纪的困顿中短暂相交，然后直奔下一个世纪，成就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

他们是落后的，是从不使用洗手间的陋习。我们是先进的，是四处海外投资的富有。

当老吴走入德里大学的时候，这种对比已经过分鲜明。

中印经济的数据对比乐此不疲地在网上流传。印度年轻人拥有一部1+手机的兴奋度丝毫不亚于拥有一部苹果手机。环球网则热爱用“小米继续统治印度智能手机市场”这样的标题。

老吴无视印度的“落后”，选择到德里大学进修。他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失败者，“在国内混不好，于是出来镀个金。”

因为父亲的关系，他就职于湖北某个地级市的水利局，一心希望依靠父辈的资源进入武汉水利局的管理层。“因为有些人比你的资源更好，你还得排队，”老吴说。

尽管未能实现抱负，靠着父亲的关系他还是实现了停薪留职，公费到印度进修。

“一切都不同于国内，”印度给他带来了另类的新鲜感，也无视了他失败者的身份。在新德里还有孟买的酒吧，他着迷地与那些陌生却热情的印度女人展开周旋。

更重要的是，他感到了空前的开放与平等。他骑着一辆二手的本田摩托车漫无目的地穿梭在新德里的街道上，与不同的印度人交谈聊天，平民、学者、企业家，随后收获数之不尽的热情与真诚。

印度的医疗政策还打消了他对就医的恐惧，“条件肯定比不上中国，但你从来不需要考虑人际关系的问题。”

某个下午，当他躺在德里某间医院的病床上，望着空荡荡的房间以及天花板上缓缓转动的风扇，脑袋中甚至偶尔浮现起定居印度的念头。

老吴也承认印度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但他感慨，印度确实存在一种难以量化的活力。更多的中国人则通过这种活力收获巨大的财富。

凤凰卫视的纪录片曾经将镜头对准过那些印度的华裔。他们是20世纪初中国海外劳工浪潮的延续。面对时代动荡的无能为力，以及西方未知的诱惑，广东、福建一带的冒险家选择抓住命运的稻草。

在那些抒情的历史回忆中，一个个留着长辫、穿着单薄、身体瘦削而精悍的华人到旧金山去、到日本去、到马来西亚去……从事着建筑工、洗碗工等当地人不愿意从事的工种，在无数的付出与牺牲后，凭借着惊人的坚韧在陌生的国度获得尊重与财富，建成一条又一条的唐人街。

从潮汕的谢国民，到福州的林绍良，都是这段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印度不属于这股潮流中最理想的选择，但这里的香料、茶叶、还有因英联邦统治而确立的亚洲贸易枢纽都让人心生向往。

几代人过去，那些冒险家的后代仍然享受着祖辈所留下的庞大基业。

但他们从未尝试追溯祖辈更深层的记忆，他们喜欢用英语或者家乡的方言交流，而非普通话。他们一边对故乡的强大感到自豪，一边却已然模糊不清，只知道上海、北京这样的地方和几个奥会冠军的名字。

在纪录片的最后，许多印度华裔又像祖辈一样展开冒险，选择到澳洲去，躲进那里细小狭窄的唐人街。

与他们不同，老吴选择回到传统当中。尽管印度的生活充满诱惑，但他更相信自身的中国经验。

当飞机降落，他会与他的父亲见上一面，父亲已经帮他安排好。印度短暂的游历会成为他晋升的加分项。他也不再把命运寄托在武汉水利局，“这次不用再跟他们挤了，直接跳上一级。”他显得有些忿忿不平。

当了解到我从事汽车自媒体之后，他结束了他对印度那些千奇百趣的讲述，开始情绪激动地劝说我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不要耽误人生。

我不清楚他是否在25岁的我身上看到他年轻时的身影，不过，老吴对自己的中国经验确信无疑。“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在飞机停稳之后他提上了他的行李，语重心长地用这句话和我道别，然后拖着肥胖的身躯消失在长长的机舱走廊。

或许我们从未理解过泰戈尔当初的质疑：“你们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

如今这种质疑更是被无情丢弃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即便被提起，也难免引起一番嘲讽或者讥笑。

与过去一代人渴望从泰戈尔身上获得经验不同，现在我们足够强大，该轮到我们帮一帮这个怀藏无限能量却陷入贫苦的亚洲好兄弟了。

但在看似令人信服的对比中，一个本质的问题却从来未曾得到正视：

我们总是以单一且狭隘的标准去丈量自身。一个世纪前，我们确定泰戈尔一定有不为人知的成功经验。一个世纪后，我们相信我们的经验与模式能够让印度迅速崛起。倘若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又如何解释那些华裔的成功与选择？

是魏建军让我想起了这些。

2月5日，长城汽车在2020印度德里车展宣布进军印度市场。它不仅希望将汽车卖到印度去，还希望把汽车卖到所有的东盟地区，甚至是澳大利亚。3年前，魏建军自信地说要让哈弗成为世界第一的SUV品牌。

但这场注定轰动的发布会不再有我们所熟悉的中国经验。长城的印度高管主导了整场发布会。因为国内猝不及防的疫情，中国身影的缺席，反而意外地突出了这场发布会的意义。

我们看到了一场发布会，而不是一种强大力量的宣泄，并且由这种宣泄，向外以及向内验证我们的中国经验。更多时候，这成为了许多车企乐此不疲的游戏。

规模巨大的出海，既是一种扩张，也是一个不断重新审视自身的过程。

我们不再用单一、狹隘的标准去衡量自身，不再过分强势地输出我们的经验与模式，而是尝试着接纳新鲜的事物，在一片陌生当中吞吐着或许草莽却富有活力的空气。

对于魏建军而言，他是新时代的冒险者。

在国内，他开始主动成为商业时尚杂志的拍摄对象，向外讲述他的个人故事。他有意识地收起一贯严肃刻板的表情，面对记者的镜头露出友好的微笑。

上世纪末，这个颇为个性的人曾展示让人惊讶的车技，被当地人赋予了保定车神的称谓。不久前，他再度流露出张扬的个性，驾驶着自己品牌的汽车穿过阿拉善沙漠。

事实上，这无不让人感到震惊。在过往，这多少有些不可想象。

两年以前，我行走在长城汽车的保定工厂。那些简单而嘹亮的“每天进步一点点”之类的标语口号，生硬而冰冷地印刷在石碑上、墙壁上、甚至是洗手间，无处不在，让人记忆深刻。

社交媒体盛传他以军队的模式管理工厂。工厂的大门装有检测工人步速的摄像头，每位员工都自我警惕行走的步伐。

传言一度让我将长城视作中国特色的富士康，后者的郭台铭曾经说希望工厂的员工都是机器人。这种割裂与矛盾也是一整代人的机遇与困惑。

倘若我们把上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视作中国商业两个强势崛起的鲜明节点，前者的代表是李宁、健力宝、联想、长城，后者的代表是百度、腾讯、搜狐。

对于李宁、李经纬、柳传志那一代人而言，他们走过了王小波所说的那个“我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的时代，然后怀揣着蓬勃的野心跳入市场之海，紧接着又在新世纪初笨拙而激动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李宁尝试着做中国人自己的运动衫；柳传志声称一个计算机的世界马上要到来；而魏建军则在丰田的启发下，尝试着制造出皮卡。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但他们更多拥有的是旧世界的经验。他们激动拥抱未知，却又热衷于用确定的方法处理未知。

眼下空前的强大有着某种隐形的封闭。

我们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拥有全球最完善的汽车零部件供应链，强盛的消费力让世界赞叹。

但拥有数之不尽的汽车企业，我们却只能在低端的市场博弈。足够出色的国际设计人才汇聚中国，但走下生产线的汽车常常带有模仿的痕迹。

我们拯救了诸多的国外车企，却始终造不好一台变速箱。我们常常把这种不满的情绪引向个人，过去几年对尹同跃的评价是这种情绪的出口。

情绪如海浪盖过真实。

他创造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光辉时刻，将奇瑞的汽车卖到了南美洲。我们只关注这些成就，而尹同跃特殊的经历以及身份，还有奇瑞那些房地产、贸易、旅游、船舶海运等繁杂而冗余的分支，都被无意淡忘。

你无从想象，在1995年那个下午，尹同跃是否曾感动于芜湖的劝说，为故乡的人生产汽车。

柳传志或许能够理解这一代人的困境。在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之后，这个同样艰难完成个人身份转折的人说，我们应该“让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

长城汽车在德里车展的一幕或许意味着裂缝的出现。微弱的光线穿透隔阂，投射在富含活力的空气之上。

我们会明白，融入世界不是一种价值观取替另一种价值观，而是勇敢尝试摆脱单一片面的价值观，把自己置身于广阔的世界图景，进而重新发现自身。

除去弄清楚自己是谁，更需要知道自己应该成为谁。

那个强盛而伟大的传统也是我们血液的一部分。是这种传统让我们不再以慌乱的脚步加入世界的序列中，它是一种特殊的养分。

余华的一段赘述确切地说明了这种个人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植物需要阳光并不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阳光，而是始终要以植物的方式去茁壮成长。

魏建军会知道泰戈尔的疑惑吗？

“你们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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