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从征服到教化民族地区，其思想为何发生转变？

王阳明民族地区治理思想初步形成于他任贵州龙场驿驿丞时期，在此之前，他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看法及有关治边思想。

但从王阳明的奏章及其年谱中可以看出，早期的他继承了明初以来的“华夷之辨”、“华夷对抗”思想。

明弘治十二年王阳明曾向弘治皇帝上《陈言边务疏》，所言皆是如何反击蒙古的军事建议，可见王阳明此时对于治理边疆的看法。这一时期的他将民族矛盾的那一面看作民族交往的全部，简单的认为少数民族群众不可被“教化”，只能通过战争去征服他们，总的来说此时王阳明对民族关系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看法是不完善、不全面的。

王阳明民族地区治理思想与实践

一 “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基本认知

“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是王阳明对少数民族的基本认知，而这一态度的前提是王阳明对“华夷之辨”思想的认同。王阳明认为，少数民族事实上落后于汉族，但同时他认为，少数民族相比汉族的这种落后并不体现在人的本质上，而是一种文化的落后，而这种落后是能够通过教化改善的。

因此，王阳明一定程度上对少数民族的态度是相对平等、一视同仁的，他认为在少数民族区可以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安抚少数民族群众，并将他们改造成为“新民”。本节将重点分析王阳明“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思想形成的背景、内容以及实践。

1 思想缘起：“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

正德三年（1508 年），王阳明到达贵州龙场驿就任。此时的龙场驿还是一个的蛮瘴之地，生存环境异常险恶。自明初以来，西南地区没有大的战事，贵州地方官府对于驿站疏于管理、维护，再加贵州地方土司势力视驿站为眼中钉，也不会对其进行修缮，因此驿站破旧不堪，根本无法居住。

王阳明初来龙场驿竟无处栖身，以至于不得不暂居于驿站附近的一处简陋草庵中，他曾作诗描绘当时的经历。

2 正式形成：“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王阳明与思州知府李概的冲突和解后，王阳明在贵州地区的名望和影响进一步提高。这让贵州宣慰使安贵荣注意到了王阳明，他开始重视起这位“逐臣”。于是，安贵荣在翻修象祠时，特地请王阳明为新修的象祠作记。

阳明通过“象”的故事感悟出一个道理：象这样的人都能被教化改正，那么全天下各民族人民都可以被教化，即使某些人存在缺点或者暂时落后，但只要他们淳朴的本质尚存，都是能够通过教化向善的。这就是王阳明民族地区教化思想的核心，是王阳明民族地区治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 “可抚则抚，可捕则捕”的平乱方略

王阳明在贵州的经历奠定了他对少数民族的基本认知和看法，其民族地区治理思想的基本理念是“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即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治理的关键在于教化百姓。

同时，王阳明也因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受到明王朝的赏识，明朝政府多次派王阳明出任民族地区的地方官以平定少数民族起义，平定南赣“畲乱”、广西思田之乱和断藤峡“盗乱”是他一生中主要的历史事迹。

而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起义和动乱，王阳明并非一味地进行招抚或者镇压，他从维护社会安定、平息动乱的角度出发，对待少数民族起义军根据不同地区实际情况采用“可抚则抚，可捕则捕”的平乱方略。

1 “主捕次抚”思想的形成

王阳明“可抚则抚，可捕则捕”的平乱方略首先是针对南赣“畲乱”，对于南赣“畲乱”王阳明采用的是“主捕次抚”的思想，这是王阳明在平乱之前通过分析南赣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各方面信息处理，在得到对南赣“畲乱”的基本认知之后所形成的平乱指导思想。

畲族是我国东南地区唯一的原住山地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拥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文字，日常通用汉文。畲族是“五溪蛮”的后裔，唐宋时期出现的“蛮”、僚、溪峒种类等名称，均被认为是畲族先民。《畲族简史》指出：“畲族和汉晋。

2 “主捕次抚”思想的实践：平定南赣“畲乱”

王阳明为更好地平息“畲乱”，针对南赣地区复杂而严峻的斗争形势，制定了五步走的斗争方案：一是立即出兵攻灭赣州属邑附近的“盗贼”，形成稳定的大本营；二是通过改革盐法，获取稳定的军饷；三是整顿军队，提高战力；四是镇压顽固不化暴虐残酷者；五是招抚据地自守愿意归化者。

实际上，在王阳明发兵攻打横水、桶冈寨，曾向浰头寨发布了《告谕浰头巢贼》。在当时，王阳明将浰头寨池仲容视为观望型地方势力，对其尚寄有期望，希望其能接受招抚，或至少能够暂时安抚浰头寨使其不来援横水、桶冈。

但当时形势不明，仲容视仍然摇摆不定，只有黄金巢、庐珂等率众接受招抚。待横水、桶冈寨被破后，又有廖成、廖满、廖斌、唐贵安等先后前来接受招抚。

王阳明得此消息后极为重视，命令地方官授予受抚首领以职位，将百姓纳入户籍，称为“新民”，给予他们房屋田地，并将其编为保甲，听候当差。直到此时，浰头寨池仲容仍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试图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而对王阳明对其的招抚视而不见，这也让王阳明最终认定池仲容此人不可信，必须铲除其势力。

对王阳明民族地区治理思想的评价

王阳明作为有明一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其在贵州、南赣和广西等民族地区的治理措施，充分展现了他的民族地区治理思想。而其民族地区治理思想的实践对贵州彝族地区、南赣畲族地区和广西壮族瑶族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阳明民族地区治理思想重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注重灵活有效地处理民族问题的特点至今有其进步意义，而它没有脱离“华夷之辨”思想的桎梏和没有认识到“土流并置”造成的不稳定性等局限性也值得后人反思。

对于王阳明民族地区治理思想我们要吸取其合理内核，把握其积极特点，为当代民族地区治理工作提供积极的借鉴价值。

一 王阳明民族地区治理思想的进步意义

王阳明民族地区治理思想在民族认知上不同于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其“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理念体现了王阳明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的基本认知，在这个基础上王阳明意识到虽然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文化和风俗传统上不同，但通过教育教化可以将他们改造为“新民”，可以通过“用夏变夷，宜有学校”的方式去“以文化人”，教育教化少数民族，最终达到促进各民族团结融合与发展的作用。

同时，对待民族问题可以采取灵活有效的处理方式，尽量减少民族间的摩擦，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国家统一。这些都是王阳明民族地区治理思想的进步意义。

1、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教化

民族地区教化思想是王阳明民族地区治理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贵州时期，王阳明就十分注重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教化，他建立龙冈书院，执教文明书院，广收少数民族弟子，教导学生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王阳明明确了书院教育的宗旨和教学的原则，对学生的道德品行和修养进行了规范，为学生读书和治学提供了门径和方法，并教导学生读书的终极目标在于追求至善至德。

2 注重灵活有效地处理民族问题

注重灵活有效地处理民族问题是王阳明民族地区治理思想的又一重要特征。王阳明被贬居到贵州龙场三年，后又被朝廷派往江西、广西平定少数民族起义、治理民族地区，在这一系列过程中，王阳明与贵州彝族、南赣畲族以及广西的壮族、瑶族同胞频繁接触，形成了自己对少数民族的基本认知和对民族问题的基本看法，并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民族地区治理政策，最终形成了自己灵活有效地处理民族问题的特征。

二 王阳明民族地区治理思想的局限性

王阳明民族地区治理思想虽然有着许多进步意义，但受到王阳明所处时代的影响，还是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脱离“华夷之辨”思想的桎梏，二是没有认识到改土归流的大势所趋。

1、没有脱离“华夷之辨”思想的桎梏

虽然王阳明在少数民族地区亲身感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淳朴热情，意识到“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也由衷发出了“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感慨，并基于此，在少数民族地区积极推行教化政策，进行民族地区治理。

但王阳明毕竟是一个接受传统汉文化影响的士人，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上或多或少还是表现出所谓华夷之分，秉持着较为浓厚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没有脱离“华夷之辨”思想的桎梏。

2 有认识到“土流并置”造成的不稳定性

王阳明民族地区治理思想的另一个局限性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土流并置”造成的不稳定性。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本质上是中原王朝未能彻底实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管辖而采用的一种治理方式。因此，早在土司制度建立之初，改土归流政策便已实施。

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 年），思州、思南两处宣慰司互相攻杀，极大地破坏了地方稳定，永乐帝派兵平定后，便废除两处宣慰司改设为贵州布政使司，由朝廷派遣流官治理，贵州正式建制为省，这也是明初改土归流取得的最大的成绩。

正德嘉靖时期，明王朝国力逐渐衰弱，而北虏南倭的威胁逐渐增加，此时的明王朝无力同时应对三面危机，不得不逐渐默认土司的长期存在，很少再采用改土归流措施，而是使用“土流并置”的政策加强对土司的监督。但“土流并置”从一开始就只是“改土归流”和“改流归土”之间的过渡形态，在“土流并置”格局中，“流官”与“土官”的政治博弈依旧存在，甚至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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