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民事案一审判决评析：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法律的归法律

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法律的归法律

——江歌民事案一审判决评析

柴会群

昨天（1月10日），江歌民事案一审宣判。法院认为，本案中作为被救助者和侵害危险引入者的刘暖曦（原名刘鑫，以下统称刘鑫），对施救者江歌并未充分尽到注意和安全保障义务，具有明显过错，理应承担法律责任。且在事发之后对江歌的母亲江秋莲以不当言语相激有违常理人情，应予谴责，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判决刘鑫赔偿江秋莲共计69万余元。

判决一出，媒体一片叫好声。乌鸦认为，这个“好”至少叫得有些早了。我国的民事案件采取二审终审制，一审判决只有在原、被告均不上诉的前提下才会生效，而上诉期有15天。也就是说，目前这个判决并非生效判决，媒体一边倒地叫好，假如当事人提起上诉，将可能影响到二审审理，司法公正就难以保证了。

仅就一审判决而言，乌鸦也有话要说。

乌鸦关注江歌案由来已久。确切地说，江歌案由两个案子组成，一个是陈世峰（刘鑫前男友）杀人案，该案已于2017年12月由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陈被判有期徒刑20年；另一个就是昨天由青岛市城阳区法院判的这个，也就是由江歌母亲江秋莲状告刘鑫侵权案。

这两个案子，均由一个事情引发：2016年11月3日凌晨，24岁的江歌在租住的公寓门口被陈世峰杀害。根据东京地方法院查明的事实，当时江歌与刘鑫一起返回住处，陈世峰事先持刀在此埋伏，刘鑫先于江歌进屋，陈世峰在走廊里将江歌杀死。

在陈世锋杀人案中，刘鑫的身份是证人，乌鸦看了这个案子的日文判决书翻译版，发现其中并没有过多涉及刘鑫，不过其中澄清了一点，就是刘鑫并没有给江歌“递刀”。

“递刀”说出自陈世峰本人和律师，根据他们的说法，陈世峰杀人用的那把刀，是刘鑫在屋里递给门外的江歌，让江歌对付陈世峰的，陈把刀从江歌手中夺过来，把江歌杀死了。此外陈和陈的律师还说，刘鑫进公寓后把门反锁上了，导致江歌无法进入。这些未经证实的说法一出，舆论哗然，认为江歌是替刘鑫挡刀，纷纷指责刘鑫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然而，东京地方法院根据大量证据，否定了刘鑫所谓的“递刀”说，判决书中认定刀是陈世锋自己带到作案现场的。法院对这一事实的认定，表明陈世峰为了减轻自己责任，试图通过说谎栽赃嫁祸于刘鑫。

对于刘鑫究竟有没有锁门，东京地方法院并没有作出认定，只是提到刘鑫先于江歌进屋。乌鸦注意到，有媒体报道，在日本警方提供的报警录音中，刘鑫说过“把门锁了”，但没有说是谁锁的。

在青岛市城阳区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中，则认定是刘鑫锁的门。乌鸦没有看到法院作出这一认定的依据。不过，根据当时的情形分析，乌鸦倾向于认为事实的确可能是这样，也就是刘鑫进屋后锁的门。不过，对于这一行为应该怎么看，乌鸦对一审判决书的观点不敢苟同。

一审判决书是这样写的：“……（刘鑫）在面临陈世峰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之时，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将江歌阻挡在自己居所门外被杀害，具有明显过错……”

这段表述中最关键的是这一句：“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

我们知道，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当一个人的生命安全遭到威胁时，是有可能做出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的。那么，对于这一行为，法律应该作何评价呢？

在刑法理论和刑法规定中，有“紧急避险”一说，就是说人在面临可能危及生命的危险时，法律是允许其采取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以求自保的，这样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按照上述法律条款，在江歌案中，刘鑫其实更像是一个紧急避险人——她为了保命，不得不将门锁上；如果不将门锁上，她很有可能被陈世峰杀死。对于刘鑫的这一行为，你可以说她不高尚，但很难视为突破道德底线。

乌鸦的朋友杨律师认为，就在此案中的行为而言，刘鑫甚至都不能算对江歌构成损害，因为江歌的死亡是由陈世峰导致的，而不是由刘鑫的锁门行为导致的，刘鑫锁门与江歌死亡之间并无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紧急避险”人不负刑事责任，那么要不要承担民事责任呢？法律也有明文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只有在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限度的情况下，紧急避险人才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而陈世峰才是江歌案中“引起险情发生的人”，也就是说，即便有人对此承担民事责任，也应由陈世峰而非刘鑫承担。

其实，我们不妨再假设一下在此案中刘鑫不锁门的情况。乌鸦看到有媒体引用江秋莲在社交平台上的说：“（如果刘鑫）不锁门，江歌就可以进入自己的家，免遭陈世峰杀害。”

真的会是这样吗？乌鸦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前提，是江歌进入自己家后，马上又把门锁上，将陈世峰阻挡在门外。但是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陈世锋本来就是预谋来杀人的，他能轻易让江歌跑到屋里再把门锁上吗？

城阳区法院的一审判决书中提到，本案中，刘鑫在已经预知到侵害危险的情况下，没有将事态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告知江歌，而是阻止江歌报警，并要求江歌在深夜陪同其返回公寓，将江歌引入因其个人感情纠葛引发的侵害危险之中，刘暖曦并没有充分尽到善意提醒和诚实告知的注意义务。

这一段话的关键，是刘鑫是否真的“已经预知到侵害危险”。在乌鸦看来，此说很难成立。即使刘鑫事发前真的预知到威胁和“侵害危险”，也是限于陈世峰会对其骚扰这个层面，而不是陈世峰可能杀人这一层面。否则她不可能不报警，更不会阻止江歌报警——命都难保了，还怕把事情闹大？即使如一审判决书中记载的那样，陈世峰事发前曾发短信说“我会不顾一切”，刘鑫也没有料到他会真的杀人，而是仅仅视为一种威胁。试想，如果刘鑫真能预判到陈世峰杀人，预判到其那天会守在公寓伺机杀人，她还会再回公寓吗？要这样的话岂不是找死吗？自己不要命了？

乌鸦反复分析此案，认为无论是江歌还是刘鑫，在事情发生之前，其实都低估了陈世峰的偏执，都没料到他会因为情感纠纷走极端到杀人这一地步，更想不到他会潜伏到两人住处伺机杀人。这是本案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在一个人突然面临生命危险时，人们是不能期望他（她）作出更加符合人们道德期待的选择的。当然，如果这样做了，并且取得良好效果的话，社会应当作出肯定；但是不这样做，不代表就应该受到谴责，更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换位思考，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刘鑫当时的境地，就一定会比她做得更好吗？会在报警之外，还开门出来与陈世峰拼死搏斗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乌鸦觉得，那就不是常人，而是近乎成为神了。

按刘鑫的说法，当时是警察要求她把门锁上不要开门的。假如是这样，乌鸦倒是认为警察的要求是对的，因为一个赤手空拳的女性，与一个持刀男性歹徒面对面搏斗，结果可想而知，大概率不仅救不了江歌，连刘鑫自己的命也要搭上。

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江歌与刘鑫的关系，以及江歌对刘鑫所提供的帮助的性质。两人事发前是好友，这一点毋庸置疑。作为好友，江歌在刘鑫遭遇困境时出手帮忙，让刘鑫住到自己家里（刘曾分担部分房租），还曾劝离陈世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否如一审判决书中所写，这是一种“扶危济困”呢？在乌鸦看来很难构成，因为当刘鑫向江歌求助时，陈世峰并没有表现出杀人的倾向，刘鑫的处境尚算不上“危”，最多算是“困”。因此，刘鑫也谈不上是什么“危险引入者”。实际上，男女之间发生情感纠纷很常见，一个人如果在遇到情感麻烦时向朋友求助，就因此成为潜在的“危险引入者”，对朋友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以后谁还敢向朋友求助？

而江歌对刘鑫所施以的帮助，其实是朋友之间的常见的那类帮助，它主要是道德层面的，在施以的同时，并不要求另一方一定给予回报，更不构成在施以者遇险时受益方必须冒死去救的理由。打个比方，一对均不擅长游泳的朋友一起去游泳，结果一个人溺水，另一个人怎么办呢？你可以说他有对溺水者救助的义务，比如报警或以其他方式求助，但你不能要求他跳下水去救溺水者，因为那样非但不会把朋友救上来，自己也可能淹死。事实上类似这种救人不成反送己命的悲剧在现实中有过很多。

总之，乌鸦认为，应该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法律的归法律。法律强行介入道德领域，就会变成道德审判；以神的标准要求常人，就会变成道德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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