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观察：中国足球改革，为什么越改越乱套？

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足改方案”)的通知。方案提出“三步走”战略，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

远期目标是举办世界杯，男足冲进世界杯、奥运会，它与中国足球就像是月亮到霓虹灯的距离；中期目标是职业联赛达到亚洲一流，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这对于当下的中国足球同样遥不可及；即便是“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制定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创新中国特色足球管理模式”这一近期目标，也几乎是处于一筹莫展的状态。

去年年底掀起的足坛新一轮反赌扫黑，先后致使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兼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落马。除了这两位高管，还牵扯到包括原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在内的足协内部众多管理者，在“看守内阁”入驻之前，中国足协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此后，于洪臣、马成全、李毓毅、刘军四位中超公司董事长也是接连被查，令人唏嘘不已。

“深入查找、推动解决体育领域特别是足球领域腐败问题和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是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二十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提出的重要任务。足坛反腐，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中国足协出现大面积腐败问题，与《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所设立的目标完全背离。目标远大的足球改革，被陈戌源、杜兆才等一群禄蠹毁于一旦。除了这群禄蠹为了私利中饱私囊外，还有哪些体制机制问题导致中央期待的改革没有落在实处？

首先，足球产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个领域不仅仅具备商业化属性，还具备极强的社会化属性。投资足球绝不是简单的商业行为。

众所周知，搞足球俱乐部并不是一项赚钱的生意。从小就在商海浮沉的贵公子王思聪就曾经直言投资足球很傻。他狠起来连自己的父亲都骂。如果纯粹从生意的角度来讲，投资足球的确是血本无归的一桩生意。中国的体育产业市场并不成熟，球迷消费能力有限，几乎所有的职业俱乐部都是赔本赚吆喝，以至于当下经营遇到困难的俱乐部甚至无法转让，都是选择原地消失。随着武汉三镇投资人宣布停止注资，中超卫冕冠军的前途也陷入了一片迷雾之中。

但是，足球又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和杠杆性。这里面有历史层面的原因，中国甲A联赛早期的职业俱乐部都脱胎于各支省队，与各地体育局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即便是在当下，很多省体育局也需要仰仗职业俱乐部的梯队来组建参加全运会的队伍。中国的职业俱乐部与当地政府是血脉相连的关系，以天津泰达为例，在泰达集团主导的那个年代，虽然它是俱乐部名义上的大股东，但话语权仍掌握在天津体育局手里。

对于俱乐部来说，这种隐形的“血脉关联”有一定的好处，他们可以从体育局获得拨款，与当地政府体系是深度捆绑的关系。

再加上职业化初期，足球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背后动辄是数以百万计的球迷。因为俱乐部与各地体育局盘根错节的关系，很容易让球迷们以地域为界限形成极强的忠诚度。山东泰山队的前身虽然名叫济南泰山将军队，但这支球队的根就是山东省队，他所吸引的是全山东省的球迷。

与政府的广泛联系，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使足球俱乐部在职业化早期迅速成为了城市名片。此外，球迷群体庞大且行为容易走极端，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又是一把双刃剑。陈戌源之所以强调足球俱乐部的公益属性，背后的原因也与此有关。几乎每一家俱乐部的消亡，都要考虑到是否会引起球迷群体的骚动。

从公司法上来说，足球俱乐部就是一家公司；但放在大社会的背景下，与其他领域的企业不同，它又绝对不是一家公司那么简单。无论是早期的王健林，还是后来的许家印，以及宋卫平、王文学、张力、胡葆森、阎志，乃至马云等商界大佬，都明知足球不是赚钱的生意，却选择一头扎进来。他们看重的绝不是足球俱乐部的盈利前景，而是它们独特的功能性。

在他们眼中，足球俱乐部可以轻易成为撬动当地政府资源的杠杆。恒大在杀进足球领域之前名不见经传，靠着在足球领域的豪掷千金，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拥有了惊人的影响力。恒大地产也一跃成为地产界的龙头，拿地如麻，许家印因此坐上了首富的宝座。

这都是投资足球俱乐部的隐形收益。万达、恒大都曾经是标杆式的俱乐部，吸引了众多资本巨子（尤其是地产大佬）前赴后继。他们以足球俱乐部为敲门砖，成为了各地要员们的座上宾，以此来攫取更大的资源。已经作古的人和俱乐部先后在西安、贵州、北京等地流浪，不仅仅是为生计所迫，更重要的是想要寻找到撬开地方资源的缝隙。

为了让这块敲门砖变成“金砖”，资本巨子们采取的就是非常规的运营手段，砸钱买球星、名帅，更极端的手段就是铤而走险，在法律的边缘疯狂试探。此次反赌扫黑牵扯到多位前华夏幸福俱乐部的教练、官员，他们当年在中甲豪取8连胜成功冲超，或为本轮反赌扫黑埋下了重要伏笔。

其次，中国足协也容易被利益所裹挟，甚至在某些时候充当了掮客的角色。

资本巨子们想要在足球场上实现利益最大化，仅仅去买通几个球员是不行的，还需要在足协层面寻找到保护伞。上一轮反赌扫黑过程中，两位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和南勇锒铛入狱，皆因于此。中国足协负责裁判安排，同时也是纪律委员会的上级主管，在这些方面权力寻租的空间非常大。

新一轮反赌扫黑，目前还没有涉及到裁判层面，但一些足协官员充当个别俱乐部保护伞，或者在中间充当掮客的案情也是渐渐有了眉目。

坊间传言，前足协副主席于洪臣和前中超公司总经理董铮之所以在离开足协多年后落马，与他们在任时为华夏幸福俱乐部提供了某种非法帮助有关。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另一则江湖传言是：刘奕私下助力取消了天津天海的准入资格，帮助深圳队以递补的身份获得了中超参赛资格。

在他们落马之前，这些消息貌似都是不靠谱的流言，而等到这些官员们因为违法被带走接受审查调查，这些传言被坐实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毕竟无风不起浪。

这也直接表明中国足协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成熟、公平、透明的行业管理机制，也没有建立合理、长远的指导性规划。

再往根上追溯，还是因为中国足协没有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原则进行”调整重组，从而导致中国足协领导构成混乱不堪，内部“山头文化”林立，经纪市场上的资深掮客占据重要岗位，争权夺利现象明显。

协会改革的核心要点就是从体育总局脱钩，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非营利性、体育类社团法人。虽然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牌子在2016年被撤销了，不会再出现“两套人马、一块牌子”的组织架构，但这种脱钩完成得并不彻底，行政干预明显。从杜兆才以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身份兼任足协党委书记，并且在足协分管重要业务板块一事，就可见端倪。

正因为脱钩不彻底，很多职业足球范畴内的业务颇受影响，比如中足联一直以“筹备组”的名义行使职权；同样是因为脱钩不彻底，导致了来自内部系统和外部社会的两派山头存在。“政社分开”只是停留在一个理想化的状态。

脱钩不彻底，也是因为足协内部牵扯到太多的利益，国家队、足球外交、职业联赛、青训等业务都是巨大的“肥肉”。究其因，权力没有进行充分的下放，责任没有完全厘清，导致中国足协“油水”巨大，且存在监管模糊地带。

“油水”巨大带来的结果必然包括一些资深江湖掮客凭借裙带关系在中国足协占据要职。足改方案要求，“领导机构的组成应当体现广泛代表性和专业性”，但实际情况却是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很多非专业的人士位置显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巨大利益的包裹下，足球产业一直都处于畸形的状态：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与地方政府，投资人与中国足协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健康的；中国足协改革浮于表面，内部暗流涌动。所有的关系都像是以利益为纽带的“畸恋”。

中国足球想要真正实现足球改革方案中设定的目标，必须深化足协改革，彻底做到政社分开，剥离捆绑在足协身上的巨大利益网络，同时对中国足球进行祛魅，让足球俱乐部以本真的面目示人，不再扮演投机人手里的“工具角色”。唯有如此，中国足球才有可能回归到健康的发展轨道之上，在未来逐步实现足球改革方案所设定的三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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