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观

记者 陈晨 见习记者 刘志坤

又是一年清明节，在缅怀逝去的亲人时，我们该如何看待死亡？

对很多医者来说，他们会永远记住自己送走的第一个病人。但陈健鹏印象更深的是他成为医生两年后送走的一个病人。惨烈，是陈健鹏对当时场景的形容。

一位位患者的离世让陈健鹏思考，一个人应该怎样离开？是进行毫无意义的抢救增加病人痛苦，还是让病人安详走完人生最后一公里？一位位患者的离世也让陈健鹏觉得，人不应该像一只把头埋进沙漠里的鸵鸟假装死亡不存在，而应直面死亡，更好地活在当下。

受访者供图

肿瘤病房里的一场“戏”

“赶紧过去，12床不行了。”护士的喊声传遍山东省立医院肿瘤化疗科。这是2012年的一个普通周一。一大早，科里正在进行交接班，几乎所有的医生在听到喊声后，赶到了12床。

患者是一位肺癌晚期的中老年患者，入职两年的陈健鹏是他的主管医生。

实际上陈健鹏早就预判到这名患者的死亡，但作为医者，他认为应该尽全力抢救。

半小时的胸外心脏按压，没有从死神手里抢回患者的生命。医学上，此时可以宣布患者临床死亡。

就在陈健鹏准备停下时，患者的两个还在读大学的孩子扑通跪下，一人抱住陈健鹏的一条大腿，“陈医生，你救救我父亲，我还没好好跟他说话，还没跟他告别……”面对家属如此强烈的抢救意愿，陈健鹏告诉记者，“我们不得不再去做没有意义的抢救。”

又是快半个小时的按压，忽然“咯噔”一声，陈健鹏的心一沉，他判断，患者，或者说逝者，肋骨断了。陈健鹏停了下来，即使家属仍在苦苦哀求。

晚上回到家，陈健鹏觉得胸口特别疼，他想到了患者临终那刻的痛苦。更觉得，医者用治病救人的本能，全力以赴上演了一场以临终者痛苦离世为代价的戏给活着的人看。

过去大部分家属都存在这样一个生死观，以为全力抢救就是尽孝，医学也在积极配合过度医疗，这个过程会让病人增加无端的痛苦。“不应该这样。”从那时起，陈健鹏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陈健鹏 山东省立医院肿瘤化疗科副主任医师

“死亡，有时是一份礼物”

“世间没有哪一种帮助的意义，大过于帮助一个人好好地死。” 2014年年底，陈健鹏从一本书中看到这句话，泪流满面。

陈健鹏想，帮一个人好好地死，就是帮助他好好活到生命的终点，“我忽然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2014年，陈健鹏开始致力于安宁疗护。

“病人在我们眼里不应该是一个会喘气的瘤子，应该是一个有着各种文化背景，有着自己独特经历，对身体、心理、社会甚至对人性都有一定诉求的人。”陈健鹏说，安宁疗护做的，不仅仅是给病人装在瓶子里的药，还有一双伸出去安抚病人的手以及温暖人心的语言。

很快，2015年年初，陈健鹏关注到一名卵巢癌晚期患者黄甜（化名），还有两三月的时间，她的生命就要走到终点。

多种原因叠加，陈健鹏果断请假一个月，赶到潍坊临朐，为黄甜进行居家安宁疗护，指导她用药，指导家属如何更好照顾她，以及帮她解开心结，完成心愿。

30岁左右的黄甜已婚未育，母亲早早离开，父亲再婚后，她跟父亲和继母的关系并不好。

从确诊癌症晚期到生命走到尽头，仅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在黄甜的生命还剩不到24小时时，她说了这么一番话：我不再惧怕死亡，有你们给予我的这些美好与爱，这辈子值了。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重新选择，我依然会选择得癌，然后离开。

确诊癌症晚期后，黄甜跟过去追名逐利的生活彻底告别，爱人对她不离不弃，陪她感受了日出日落，她还完成了跟父亲的和解……她觉得，患病后这一年多的生活比过去30多年的生活都要精彩。

从黄甜身上，陈健鹏看到，死亡有时是一份礼物，当我们知道生命的终点时，会加倍珍惜眼前人，加倍活出生命中的美好。

2015年，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一项全球死亡质量排名报告，在80个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大陆排名71，尽管这一排名在2021年升至53名，“中国的死亡质量非常差。”陈健鹏认为，原因之一是安宁疗护理念未在中国大力推广，“我们是一个还没学会好好告别的民族。”

好好告别的黄甜，成为陈健鹏的一颗启明星。不久后，他创立了公益组织——济南市启明星生命关爱中心。从2017年起，启明星团队开始推广生死教育，目前已拥有500多名志愿者，做过300多场活动，帮助300多个有临终患者的家庭进行安宁疗护。

受访者供图

生死两相安

2020年，陈健鹏收治了60岁左右的结肠癌晚期患者董国良（化名），他的生命还有两到三年。

两年后，抗肿瘤治疗到达一个节点，董国良的病情急转直下。

陈健鹏觉得，是时候对董国良进行安宁疗护了。但实际上，董国良在确诊之初就开始参加启明星团队的活动，早就接触过安宁疗护理念。

在启明星团队帮助下，董国良列出了最后的四个心愿。

首先是减轻身体痛苦。2022年五一前夕，董国良腹部积水严重，特别痛苦。在省立医院B超室放假的情况下，陈健鹏帮董国良联系到就近的一家医院，成功插管将积水引出体外。

在启明星团队得到很多关爱后，董国良列出的第二个愿望是回报社会，捐献遗体。但癌症晚期患者的癌细胞全身转移，大部分器官不能用，唯一可以捐献的是眼角膜。启明星团队上门，告知董国良和家属遗体捐献的流程，并为他们联系好红十字会。董国良离世两小时内，红十字会上门取到了眼角膜。

“董国良的生命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了。”陈健鹏说。

跟很多中国人一样，董国良的第三个心愿是落叶归根。根据董国良进入无尿期的症状表现，医护人员判断他的生命可能会在48小时内终结。家属告诉陈健鹏，已经陷入昏迷的董国良，其实一直想回家。

不过有个情况，为了排出积水，董国良腹部一直插管，没法穿寿衣。

陈健鹏将管拔掉，进行必要处理，保证董国良能完好穿上寿衣。在回到家两小时后，家属给陈健鹏发来消息，董国良安详地走了。

离世前，董国良曾悄悄告诉陈健鹏，他已经接受自己即将离世的现实，但与他感情深厚的妻子一直无法接受，董国良的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自己离世后，启明星团队能够帮助妻子走出哀伤。

“安宁疗护不是在患者生命终结的时候就结束，还要继续安慰活着的人。”陈健鹏说，启明星团队的心理咨询师留下了董国良爱人的联系方式，经常跟她交流。

董国良去世后，一次陈健鹏收到其爱人发来的信息：陈医生，我最近特别思念丈夫，经常半夜惊醒，觉得特别孤独和恐惧。

收到信息后，陈健鹏和团队的专业人士上门，对她进行了几次心理辅导。

“安宁疗护的最终目的是生死两相安，离开的人没有痛苦或尽量少痛苦的，有尊严地离开，活着的人也不再有遗憾。”不久后陈健鹏再次收到对方发来的信息：你们帮我打开了好几个心结，我不再恐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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