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挑战和谐

除了几个明显的例外，在20世纪30年代初被斯大林压制之前，建构主义者基本上局限于“纸上建筑”，他们的作品在西方被遗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发现”。

对于正在寻找现代主义替代品的年轻而有抱负的建筑师来说，被后现代主义的琐事所阻碍，但建构主义是一个启示，它很快在建筑学校中变得很重要，尤其是在阿尔文-博亚尔斯基（Alvin Boyarsky）的指导下，伦敦的建筑协会（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的运作。20世纪70年代末，几位解构主义建筑师在那里研究和教学。

其中，扎哈-哈迪德（ZahaHadid）是最完全接受建构主义的人，她将建构主义作为自己独特的正式语言的基础。

图6、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香港“巅峰”项目（The Peak project）在展览中亮相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展览，展示了她为位于香港山区的高端俱乐部“巅峰”（Peak）设计的获奖方案。全是令人迷惑的角度，令人眩晕的视点，以及一个从地形中浮现出来的结构，尽管如此，她对该方案的绘画提供了一个关于建筑如何构思的全新视角。

尽管建构主义是解构主义形式语言的核心，但它远不是简单的复兴或历史主义。正如维格利（Wigley）所指出的，“德”（De）是至关重要的，它与解构主义有关，解构主义是一种与法国理论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密切相关的后建构主义思想。

解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其目标是西方哲学的基本原则以及支配它的二元对立和等级制度。

图7、维莱特公园项目是由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构想决定的。

对德里达来说，其中最主要的是语言高于文字，最终是所指（signified）高于能指（signifier.）。相反，德里达认为，意义是在相邻能指之间的关系中动态出现的，他提出了新的概念，比如避开二元系统的差异。

尽管解构主义神秘莫测，到了20世纪80年代已经衰落，但它很容易被翻译成建筑及其自身的长期二进制和等级体系：秩序/无序、形式/功能、理性/表达，或许在20世纪80年代的背景下，最有针对性的是现代/后现代。

至少在理论上，解构主义提供了一种超越这些限制的方法；问题是这在架构上如何体现。与解构主义（以及德里达本人）关系最密切的楚米（Tschumi）和艾森曼（Eisenman）的作品提供了更清晰的初步答案。

图8、伯纳德-楚米设计的维莱特公园是一个典型的解构主义项目

回顾过去，楚米（Tschumi） 1982-83年在巴黎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赢得比赛的设计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解构主义项目。

楚米摒弃了公园和城市之间以及文化和自然本身之间的古老对立，构思了三种排序系统，并将其叠加到场地上，生成了一系列花园、画廊和红色钢铁玩偶。

后者看起来像是建构主义宣传结构和安东尼-卡洛（Anthony Caro）雕塑的结合体——既有熟悉的建筑形式，又没有固定的参照物。

图9、韦克斯纳艺术中心（Wexner Center）由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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