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

美国变了，我们所习惯的以基辛格为代表的国际主义美国精英让位于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政客，可以说，这是回归到了美国建国的初心。

我们需要重新了解美国政治运行机制和美国人的心态，要用更有智慧的方式与美国打交道。首先要清楚美国民众心态比起其他大国更加内向，更关注国内事务。其次要知道多元化的美国社会绝非铁板一块，总统往往是少数派，应该下大功夫争取跨国公司、华尔街、高科技企业及大学精英对中美关系的支持。第三，美国政治本质上是一场场法律博弈，中美谈判实质是与美国律师谈判，必须知己知彼，以其道还治其身，前提是必须在外围雇佣美国顶级律师为顾问。

来源:新财富（ID:newfortune）

作者:李稻葵

美国投资银行家、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他的回忆录《与中国打交道》中，站在美国人的立场总结了与中国打交道的八条基本原则，其中第三条说的是“用一个声音说话，而不让中国方面感到很困惑”，第六条说的是“找到更多的方法说‘是’，而不是说‘不’”，以及第八条“依据中国的现实情况行事”……这些都体现了美国方面的顶级智慧。

但是如今，美国变了！

特朗普政府早已忘记了这些基本的原则，而熟悉中国的美国精英人士不屑与特朗普为伍，导致特朗普身边的高参在美国属于不入流之类，特朗普自己也经常发现他们不靠谱。

美国变了，这是当今世界正发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基本点，而中美关系的变化正是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实际上更需要一本《与美国打交道》的“实战手册”，回归本质，用更聪明、更有智慧的方式与美国打交道。

那么，怎么与美国打交道？我认为，首先要从了解美国国内政治运行机制和美国人的心态出发，在此抛砖引玉，提出三个显而易见的观察和分析。

第一，美国的国内事物永远高于国际事务。翻开《纽约时报》或者是《华盛顿邮报》，这些在美国最国际化的日报，你会发现每天排在头五条的重要新闻中，一般顶多两条是关于国际事务的新闻，其中关于中国的新闻更少之又少。而唯一全国流行的日报《今日美国》，更是如此。特别要注意的是，中国人极为关注的新闻，美国民众根本不关心，比如说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保证法》，这种新闻几乎不会出现在美国的主流报纸中，因为其远不如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的儿子进不了NBA选秀来得更有新闻价值。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美国的百姓以及绝大部分的决策者以本国社会活动为最重要的关注点，即便是关心中美贸易摩擦，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仍是美国的利益。由此看来，在考虑问题时永远是“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在这方面并没有任何的新意，只不过他的政策是极其短见的，而其他政治家可能更具长远的眼光。

与此相关的是，美国绝大部分的政客和媒体人对中国极其缺乏了解，即便是在中国如此重要的今天。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2005年美国有两个国会议员提出了人民币汇率操纵的议案，当时他们就提出要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加征27.5%的关税。其始作俑者是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林赛·格雷厄姆，这两位都没有来过中国。那年有好事者请他们两位来中国，第一站就到了清华大学的课堂，我在现场是点评者。在课堂上舒默公开说他是第一次离开北美，第一次拿护照。他可是来自于纽约这个如此国际化地区的重要参议员，以前没有离开过北美，令人咋舌。另一个例子是，去年我邀请了五位在国际舆论界极具影响力的西方包括新加坡人物来对话，其中就包括在美国新闻界堪称教父级人物、天天在电视上发表评论的卡尔·伯恩斯坦，他和伍德福德起始调查水门事件，最终扳倒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他远比中国人熟知的经常评论中国问题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更有影响力，而他也是第一次来中国。交谈中我们谈到了台湾问题，他不无夸张地说：“台湾，台湾在哪里？我早就把台湾忘记了，台湾跟我们有什么相关？”这就是典型的美国人的心态。

结论是，必须要站在普通美国人的角度来考虑中美关系，才能真正地理解美国人想要什么，想做什么，不能只关心哈佛、耶鲁、华盛顿特区的精英人士在想什么，在说什么。特朗普时代，美国精英人士的影响力已经大打折扣。

美国的普通百姓之所以关心中国，主要是因为关心就业，他们担心中国的崛起，拿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影响了他们的就业，至于中国消费品的价廉物美，相比于工作，远远没那么重要！他们实际上并不太关心中国到底是排名第几，这种普通百姓的政治偏好最终还是要反映在美国政客的决策中。尽管在美国首都的政客往往把中国视为头号敌人，但对普通百姓而言，这话并不成立。由一个选区十几万普通百姓每两年选一次的众议院更多地反映了美国的这种心态，所以在历史上美国国会两次推翻了总统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博来的利益，一个是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中谈出的国际贸易组织ITO，另一个是一战结束后1920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并主导成立的国际联盟。

已故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本畅销书《我们是谁？》中明确指出，美国的国民性是在17世纪初清教徒移民到新大陆时形成的。美国这个三面环海、只有两个邻国、普通百姓一生不出国都可以快快乐乐活一生的国家，其民众心态比起其他大国都更加地内向，更关注国内的事务。这告诉我们，在和美国打交道时一定要把美国普罗大众关心什么、想要什么牢牢地放在心中。要跟美国民众讲清楚，中国的发展同样帮助美国创造了就业，比如，中国是通用汽车在全球最大的市场，且很多年都是除北美之外的第一大利润来源地，在中国的运行给通用汽车带来了大量的利润，这个利润保证了通用汽车在美国国内不解雇工人，帮助它背负起沉重的退休工人负担，度过金融危机的难关，重回股票市场。

第二，美国社会永远是多元化的，而总统往往是少数派，其决策经常是备受攻击，总统的观点代表不了全体美国人。我们习惯于把美国总统的决策当成全体美国人的决策，代表了国家意志，因此发动我们全部的能量，包括舆论能力，炮轰美国行政当局的决策。而现实却往往并不是如此，现实中美国总统所受的压力更多来自于国内，总统最大的对立面是国内政敌，而不是中国政府，因为美国是总统制，而不是议会制，所以总统和国会往往是分裂的，参、众两院和美国总统的关系常常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把美国看成铁板一块，相反，应该积极识别、努力争取美国潜在的对中国友好的群体。

从中美关系的各类利益相关者来看，美国跨国公司和知识阶层曾经是最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在他们在一些重大方面发生动摇，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覆水难收。相反，我们应该下大功夫，争取跨国公司、华尔街以及东西海岸高科技行业、各大学的精英人士对中美关系的支持。以这次华为案为例，事实上，美国包括半导体行业在内的高科技行业不支持美国政府关于制裁华为的决策，因为他们心知肚明，从短期来看，这将导致企业利润下跌甚至经营困难，因为该政策将至少影响他们1/3的业务量；而从长期来看，他们将丧失从中国崛起中获利的战略机遇，因为该政策将打破这些高科技公司长期和中国“利益捆绑”的战略格局，很可能促使中国创造出自己的高科技生态。

又如，美国有些政客和意见领袖，例如班农以及达拉斯独行侠篮球俱乐部的老板库班，一直在叫嚣要把中国的公司从华尔街踢出去。但是，这绝对是美国自己高级黑的馊主意。事实上，中国企业去华尔街上市，对华尔街而言极其重要。正因为有了阿里、京东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上市，才让美国投资者可以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和增值。更重要的是，这是美国金融业能够持续称霸世界的根基，是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不断发展壮大、保障美元第一大国际货币地位的关键。因此，班农和库班等人的叫嚣顶多相当于球迷瞎评球。

再如，美国各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需要优秀的中国学生持续不断地输入其大学体系，参与他们的科研，并带来不菲的学费。所以，实际上，美国大学坚决反对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学者的这种风声鹤唳的、麦卡锡主义的调查。

总之，华尔街的投资机构，以及当前东西海岸的高科技行业以及大学，事实上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稳定器。中方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强与这些社会群体的联系，考虑他们的关切，通过他们对付特朗普比我们发动舆论攻势要有效得多！比如，针对美国的跨国公司，必须讲明白中国下一步开放的重点对象就是它们，但前提是美国必须放弃贸易保护政策。总之，我们一定要理解，美国绝对不是铁板一块，白宫的极端措施所代表的只是情绪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非整个美国。

第三，美国政治本质上是一场场法律博弈。以特朗普要求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安全墙为例，他找到一个法律漏洞，即总统可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法，绕过预算限制。国会议员明知总统钻了法律的空子，却有苦难言，因为，如果他们否决特朗普的这一预算案、挑战国家紧急状态法，特朗普有权否决国会，而国会又无法动员2/3以上的议员再否决总统。国会怎么办呢？特朗普的对手民主党人拿起法律的武器跟他斗争。北加州一位联邦法官直接判决特朗普的国家紧急状态法违反美国宪法、不具有法律效力。特朗普对此十分恼火，到处说该法官原系奥巴马任命、故意掣肘。但是，不管特朗普如何抱怨，他必须按照游戏规则办事。下一个斗争焦点就是最高法院是否认同该联邦法官的判决。

按照此理，特朗普把华为列为国家安全威胁和受监控对象，同时又声称华为是中美贸易谈判的“筹码”，无疑自相矛盾。中国的企业必须充分利用美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跟特朗普周旋。例如，必须找准特别反感特朗普、又对科技公司和科技行业发展比较了解的联邦法官，在其辖区发起针对特朗普华为政策的诉讼。这当然需要认真做好功课，必须找到美国顶尖的律师团队。

特别重要的是，与美国谈判，包括中美政府谈判，本质上是与美国律师谈判，必须知己知彼，以其道还治其身。以法律为基础的美国政治运行机制使得律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律师文化是深入到美国每一项政治运作中的，包括对外谈判。谈判中，律师的破坏力往往大于建设力，因为律师是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如果你不按合同办，我该怎么办”这类问题上，而不是“咱们一起头脑风暴一下，找到第三个方案”。事实上，此番负责中美贸易谈判的美方首席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就是律师出身。

跟美国的律师谈判，要按照他们的思路和打法来与之周旋。首先，一上来就得“划红线”，讲明哪些事情坚决不能谈、剩下哪些事情可以谈；第二，“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往前走；第三，反复讲明谈不成对对方和己方分别有何伤害。宁肯没有成果，也不可原则让步，一旦确定原则，认真抓住不放。知己知彼的前提是必须在外围雇佣美国顶级律师顾问。美国顶级律师的职业操守是一流的，职业信誉高于一切，超越国界，不该透露的信息绝不会透露。

总之，美国变了，今日的中美关系随之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反复回归基本点，重新深入地了解美国，要学会站在美国的立场考虑中美关系，更要熟悉美国政治运作的游戏规则。古人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就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思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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