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的女孩如何走出大山？

张桂梅是在2020年接受央视《面对面》节目采访时才开始真正被公众熟知的。但在那之前，她的名声早就在当地传开了。

她是云南丽江华坪女高的校长，这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招收的学生大多是偏远山区中贫困家庭的女孩。在进入这所学校之前，这些女孩命运几乎是可以预见的：辍学、结婚、生子，在闭塞的大山中操劳地度过一生。

“能救一个是一个”，张桂梅说。学校中的不少孩子都是在辍学后她一个个上门“要”回来的，她见过太多辍学的女孩了，那些在她的班级中突然消失的女孩，“才十几岁的姑娘”，她们在家里放牛，做着农活，早早嫁做人妇带着孩子，“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拔出来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想救她们啊。”

一开始，她只是想让班级里的五十多个孩子不辍学，但更多辍学的女孩让她萌生了创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梦想。为了创办华坪女高，张桂梅奔波数年，每年寒暑假就外出筹款，直到在2007年她当选十七大代表后才终于引起各界关注，建立起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华坪女高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这所没有招收门槛、全免费的女子高中，在其成立至今的14年中，至少2000名女孩从这里考上大学，一本上线率全市排名第一。

某种程度上，华坪女高的女孩们是幸运的，因为张桂梅的坚持，因为她们几乎拼命式的学习，她们终于走出了大山，也终于改变了命运。

一直以来，乡村儿童面临的困境非常显著。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福利中心课题组曾做过调研，全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约58万，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因性别身心特性、乡村重男轻女等，失依女童的教育、生活更为困难。

近些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的帮助及关怀，乡村儿童的生活、就学等环境已大有改善，但在物资救助之外，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仍不容忽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去年曾发布一份《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乡村儿童抑郁检出率为高达25.3%，远高于乡村儿童父母。

报告在最后建议，要加速建设针对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建设体系，加强对乡村儿童心理健康的科普及服务，尤其要重视留守儿童群体的心理健康建设。

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华坪女高的张桂梅更懂得如何保护那些女孩们。在《面对面》的节目中，张桂梅回避了主持人所说的华坪女高是面向贫困山区的说法，她说，“我们就没提贫困两个字，我觉得贫困对于女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隐私，我们就叫大山里的女孩儿。”

A

张桂梅在《面对面》节目中提到过一个让她心痛的女孩，因为父母重男轻女的观念，竟然让正在读高三的女孩留在家里干活，而读初二的儿子却在县城上着补习班。

张桂梅不理解，“我就问她妈，我说你脑子有病，你姑娘是高三要高考的，你不送她去补习，你反而送儿子去补习”。女孩的妈妈回答说，他是儿子。

正是这些被忽视的女孩们让张桂梅不断地坚持下来，“我就觉得我再难，我办这个女高都是对的。”

华坪女高校长 张桂梅

华坪女高的女孩们是众多失学、失依的乡村女童的一个缩影，这样的事实不断发生在中国广袤的乡村世界中。

《中国青年报》早年间的一篇报道中曾提及一段流传于广西乡村地区的民谣，“男孩读书，女孩喂猪，如果让女孩读书，不如家里养一头老母猪。老母猪下仔，还能拿去卖，老母猪长大了，还能吃肉。女孩读书干什么啊，迟早要嫁人。”

张桂梅之所以执着于让辍学女童回归校园，因为她认为只有教育才能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不再对女孩差别对待。“女孩子受教育，她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在《面对面》节目中她有些激动地说，“如果她有文化，她会把孩子丢掉？生了姑娘就丢，她不会。”

十几年过去了，乡村女孩们很少再面临失学的困境，但与男孩们相比，她们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戚务念自2014年起开始调研一所中部省份的农村寄宿学校，他在发表的调研文章中称，“农村留守女童的社会地位堪称‘弱中之弱’，在衣着、饮食、家务劳动、亲子沟通方面，幸福感不仅低于其他群体，甚至低于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留守男童。”

那些女孩们的话语听起来让人心酸。一个11岁的女孩，父母离异，同哥哥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一整个冬天里她的衣服就是一件肥大的红棉袄和秋裤，衣服不合身，穿上秋裤后会露出脚踝和半截小腿。她的哥哥则穿着“长度合适、干净症结的运动棉袄和牛仔裤”，她说，“爷爷奶奶对哥哥更好，会给他买衣服，但是不会给我买。”

被忽视的生活、差别的对待以及女孩早熟的心智，都让女童在心理层面上承受着更多。《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显示，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呈现“性别差异”，无论是烦乱指数还是迷茫指数，女童均普遍高于男童。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及新浪微公益、新华网在2015年发布的《中国中西部农村留守女童生存发展报告》中同样指出，经济问题已经不是留守儿童家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但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风险，以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女童最为严重。

去年，第八届中国摄影年度排行榜中有一组名为《村里阿露》的摄影作品上榜，拍摄者陈露在乡村长大。在这组摄影作品中，她扮演着和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乡村女性，她们“被漠视”的命运，以及渴求美好的眼神。

接受《极昼工作室》采访时，她至今仍记得小时候在村里遇见的一对打闹的姐弟，被父亲一脚踢开后，姐姐站在墙角，哭诉着自己的委屈，“为什么给弟弟买新衣服不给我买？为什么给弟弟吃东西不给我吃？”

即便是她努力考了“英才班”、上了大学，仍无法释怀漫长求学过程中父亲对她持久的嘲讽与打击。陈露对那样的场景记忆尤深——饭桌上，父亲一边嚼着饭菜，一边谩骂她以后找不到工作，她说，“不如直接挨打”。

B

国内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在世纪之初就开始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人口流动催生了乡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但同时也让众多的乡村儿童被迫“留守”。

最早对留守儿童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段成荣和周福林，他们在2005年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推断，全国农村0-14周岁留守儿童规模多达2000万人。而在2013年，这一数字超过了6000万。

但留守女童作为其中一个更加特殊的存在，却始终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2009年，段成荣在其论文《中国农村留守女童状况研究》中指出，解决好当前农村地区存在的留守女童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也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针对农村留守女童基础信息的研究却极少，农村留守女童的规模、分布、性别年龄结构等基础信息以及她们的生活状况、受教育情况等还不为我们所知。

近十年来，社会各界对留守女童的关注已大大提高。如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在2013年成立的爱小丫基金、2015年升级为专项基金的“女童保护”、中国妇基会在2017年成立的关爱农村留守女童的专项基金等。

2020年，强制报告制度的出台推动了未成年人保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之后，这一规定更是被纳入新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之中，上升为国家法律。两年间，全国已收到超过1600次报告。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一直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四川省广元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周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很多地方缺少能为青少年提供心理辅导的专业人才，尤其在农村，有些未成年人受侵犯后，不得不到市区接受心理治疗。

事实上，国内对受侵害女童的心理救助才刚刚起步。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儿童保护智库专家、江苏省妇女儿童维权中心法律专家李晓霞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家相关的法律里面没有明确规定对未成年受害者心理伤害进行免费的心理援助或者心理辅导，只是由妇联组织、公益组织的一些项目来进行心理辅导。

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李晓霞发现，有不少接到遭遇情节极严重性侵的儿童求助的志愿者，并不具备专业辅导此类儿童的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经验，缺乏正确的紧急干预常识和专业训练素养，也有可能给孩子带来严重的二次伤害。

《南方周末》不得不在这篇报道中直白地写道，“国内对于受到侵犯的儿童的心理援助，基本上‘还是空白’”。

C

对于教育资源本就薄弱的乡村地区来说，心理教育的开展更为困难。虽然早在2012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就提出，要以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发展为重点，推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全面、协调发展。

但事实上，即使是在城市地区，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也面临重视不够等问题。学术期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20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被调研的3142所小学及941所初中学校，仅有19.16%的城市城区学校设有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而农村学校的比例更是低至2.64%。

即便是已经配置有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也并非教师的“主业”，更多的是语文老师或者数学老师兼任。

《中国中西部农村留守女童生存发展报告》中同样指出，从我国中西部农村学校现有的资源配备情况来看，教师数量总体不足，中西部农村学校普遍缺少心理辅导老师，心理辅导老师难以专职化。

民间公益力量的介入或许能帮助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住粤全国政协委员、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的创始人翟美卿已经连续5年在两会中提交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提案。她在提案中建议，对资源相对匮乏的乡村学校，可引入慈善公益项目。

一些公益组织已经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儿童性教育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创始人孙雪梅说，他们会主动向农村去倾斜资源，优先给农村的学校授课。

今年，99公益日同样发起了“守护10000名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的公益梦想。作为全球最大的公益节日之一，99公益日已经走过了8个年头，见证了国内互联网公益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公益真正变得人人参与、公开透明。

今年的99公益日在全民参与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推出了“一花一梦想”的创新玩法，试图在传统的资金捐助的公益模式之外探索新的方向，让普通人也成为公益项目的发起者和监督者。

具体来说，每一位爱心网友都可以成为99公益日的“产品经理”，通过小红花来助力公益梦想。小红花则可以通过多种行为公益，诸如答题、步数兑换、捐书、甚至是坐公交等低碳行为都可获得，而不仅仅是捐赠钱财。当某个公益梦想的最终捐花数达到最低执行额度时，该梦想即可启动落地。

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进步。过去公益事业常常被人诟病无法公开透明，互联网的介入让每一笔捐赠的去向都清晰可见。“小红花”则让公益变成了人们触手可及的生活，脱离了部分公益“唯货币化”的弊端，让“公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梦想不再只是一句口号——你的行为，即是你的公益。

6月至今，7000多名爱心网友们一共向腾讯公益平台提供了超过8000个爱心梦想，既包括关爱孤寡老人、乡村儿童等具体而微的守护，也包括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宏大议题。最终，有16个公益梦想在活动期间上线，“守护10000名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即为其中之一。

字母榜今年参与了99公益日的自媒体合伙人计划，加入#种花行动#，发起“字母榜小红花梦想战队”，我们认领10000朵小红花 ，为“守护10000名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的公益梦想助力。

希望能和各位同仁一起，为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贡献些许绵薄的力量。一花一梦想，我们静待“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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