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平乐》曹丹姝初婚协议离婚看古代婚姻“和离”与“再嫁”

最近大火的国剧《清平乐》，的确是良心之作。后知后觉的墨酱也开始追剧了，而皇后曹丹姝的第一段婚姻也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曹丹姝的婚事是祖父在世时与世交李家定下的娃娃亲，未婚夫李植自然也是名门望族，但是李植一心修仙问道，对婚姻毫无兴趣。而曹丹姝内心倾慕的是赵祯，总之两人都不愿意结这个婚。

但是为了完成祖父的诺言，为了不让曹家失信，曹丹姝去完婚，而李植被父母逼着结了婚。新婚当天丹姝主动提出让李植写下了和离书，双方签字画押，结束了夫妻关系。

反正，就……敬丹姝是条汉子。

言归正传，李植写下和离书，然后双方就此解除婚姻关系，这在两宋以及之前都是可行的。

所谓“和离”，就是夫妻间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实际上在先秦、汉代就存在“和离”现象。

《汉书》中记载朱买臣的故事就是如此：

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刈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

这个故事曾经被解读为女方嫌贫爱富由此婚姻破裂。但事实上朱买臣妻子愿意与之一起卖柴谋生，并非嫌弃他贫穷。问题的关键在于朱买臣经常在卖柴路上大声读书、歌唱，妻子感觉很尴尬，经常阻止朱买臣却没有什么结果。比起贫困，双方无法沟通、理解是导致婚姻破裂的最终原因。

“买臣不能留，即听去。”总之，汉代已经存在由于感情不和而和平离婚的事实。

汉初《二年律令》规定：“若为人妻而弃、寡者，皆勿收”。

这里的“收”，指的是古代法律上的“收弩制”，即将罪犯一定范围内的亲人一起定罪，收为罪奴。但是汉代法律却说，被抛弃的妻子或是死了丈夫的寡妇，不在获罪范围内。

可见，汉代法律中虽没有直接规范离婚事宜，但却默认离婚是合法的。

直到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才首次出现官方对“和离”朦胧地规范。水灾导致许多百姓卖儿鬻女，孝文帝于是下诏：“今自太和六年已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虽聘为妻妾，遇之非理，情不乐者，亦离之。”

在特殊情境下，这条诏令虽然是维护受灾百姓家庭的团聚，但从中可以看出有关准许离婚的原则：“遇之非理，情不乐者”，“理”与“情”都不合的话，可以离婚。

作为一条法规，“和离”首次出现在唐律。《唐律疏议》曰：“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即，“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两得，两愿离者，不坐。”

“坐”在古代法律中是“犯罪”的意思，也就是说夫妻不和而离婚不算犯法。

20世纪初，敦煌出土有一类文书，题为“放妻书”“夫妻相别书”等，比如：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必是冤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妇峨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说的是：前世三生的缘，今生才配为夫妻，如若我们的结合是个错误，二个人很难同心戮力，不如请来亲友做见证，从此痛快地分手。希望你以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找个好人家。我们之间的怨恨就此释怀，不再彼此憎恨。从此我们各走两边，各自欢喜生活。

（很熟悉的味道，没错，某明星分手文案正是参考了这段“放妻书”。）

夫妻因感情不合离婚，于是请来双亲父母和亲戚朋友，做此见证，好聚好散，男方还不忘给妻子一些美好的祝愿。

自然，能够提出离婚的也不只是男方，女方同样可以提出离婚。在唐代，女方再嫁不算失节。唐代公主再嫁的就不在少数，普通妇女也有再嫁的。离婚改嫁或夫死再嫁都是很普通的事情，未受贞节观念的束缚。

宋代法律基本上是延续唐代的，所谓“若夫妻关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夫妻关系破裂，可以提出离婚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既然可以离婚，自然也可以再嫁。

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曾根据南宋《夷坚志》所记的女子改嫁事例统计，其中所载宋代妇女改嫁，达61例之多，其中包括再嫁者55人，三嫁者6人。

在宋代，不但女性改嫁很常见，而且，社会中的舆论也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没有歧视。

宋人笔记《孙氏记》中的年轻女子孙氏，初嫁是位轻狂少年，再嫁得老秀才，三嫁官员周默，三嫁的经历并没有影响她受封为命妇。一个女子的品质并不会因为再嫁而打折扣。

宋朝至少有三位皇后为再嫁女性，嫁过人并不妨碍她们改嫁入皇室，如宋真宗皇后刘氏、宋仁宗皇后曹氏、宋徽宗皇后韦氏等。

刘皇后刘娥，先嫁给四川人龚美，随丈夫入京讨生活，龚美贫穷，养不起老婆，便让刘氏改嫁了。机缘巧合，刘氏改嫁襄王赵元侃，赵元侃是后来的宋真宗。

宋仁宗皇后曹氏的第一任丈夫李植，“自少年好道，不乐婚宦。”李曹的确有婚约，与电视剧被强迫结婚不同，据说新婚之夜李植直接逃婚了，曹氏只好回了娘家，不久被选入皇室。

不过，后来李植修道却也修出了名堂，“自放田野，往来关中、洛阳、汝州，人以为有道之士也。”

我们该记得陆游前妻唐琬后来改嫁的赵士程，同样出身宗室。可见，即便是皇室贵族，也不会以娶再嫁女性为耻，普通士大夫之家与平民家庭对此更无偏见。

当时女方提出离婚的原因也有很多了：丈夫没出息，离；丈夫不顾家，离；丈夫拈花惹草，离；丈夫长得丑，离……

当然，婚姻说到底是两个家庭的事，女方提出离婚多半要两家都同意，在此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阻力。

而女子再嫁之后，也未必一定要与前夫形同陌路，唐代“和离书”中的“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绝不是为了增加文采或是假装大度，刘娥改嫁真宗后，前夫龚美被认作刘后之兄，改姓刘。

总的来说，宋代女人并非要从一而终，离婚并不耻辱。夫妻离婚并不会解除母子、母女关系，宋代离婚妇女与子女关系仍然存在。由此儿子依然要为离婚的母尽孝、服丧，离婚母亲也可因儿子获得恩荫和封赠。

“和离”制度把婚姻从家庭、宗族义务上升到了双方情感的契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礼法传统。而“改嫁”的女子的的确确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权利。

宋代作为程朱理学确立并逐渐发展的时期，可以说是一个过度缓冲的阶段，妇女再嫁问题未有约束。也可以说是唐代开放遗风并不会骤然改变。

程朱理学虽成于宋，但并未得到社会上的广泛认可。到明清时程朱理学才逐渐盛行，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女子的地位自然是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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