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后,印度制定了“称霸南亚—控制印度洋—成为世界大国”的战略。在冷战时期，印度坚持反帝、反霸，倡导和平，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好感。印度通过在不结盟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与不结盟运动的国际影响，以及与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依靠苏联的支持和“提携”而拥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和“较高”的国际地位。冷战结束后，由于地缘政治的剧变，俄罗斯势弱，不结盟运动意义减弱，主要大国进行战略调整，以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国内经济危机的影响,印度的国际地位也大大下降，外交一度陷入困境。虽然后来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印度人也发现,自己长期被边缘化了，域外国家仍很少注意印度,其“大国”地位根本就没有得到次大陆及全球的承认，甚至亚欧会议也一度将印度撇在一边，印度人在心理上产生很大的失落感，对人们没有足够重视印度感到既气愤又窘迫。因此，冷战后的印度出于改善经济，加速社会发展，不断充实争取世界大国地位战略实力的目的，开始调整其外交战略，实施以经济外交为中心的全方位外交，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摆脱自己被国际社会边缘化的处境。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推行积极的周边外交，努力改善稳定与南亚邻国关系，在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有利战略环境的同时，进一步稳固其南亚“超级大国”地位，力图缓解或跳出自己所造成的“南亚安全困境”，进而走出印度洋，扩展对外交往空间，提升印度的国际影响。
20世纪90年代的“近邻”周边外交
成为世界大国的前提是首先成为地区大国，而做好邻国工作和拥有良好的周边环境则是成为地区大国的基础。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就是印度成为世界性大国及其地缘战略的“基点”一直被印度人视为自己的“前庭”与“后院”。在权力极度失衡与分裂性特征突出的次大陆，领土面积与国家实力都超群的印度的外交行为无疑对其周边的其他弱小国家的安全感及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独立后的印度却长期对其周边邻国施加安全战略和政策的压力，其弱视小国的强势“霸道”行为，使得彼此间存在着诸多安全问题的南亚国家常怀恐惧与“外向”之心，导致南亚地区各种纠纷与冲突频发，分裂之势加剧,周边环境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不但对印度在此区域的地缘整合努力产生了极大挑战，造成阻碍其走出印度洋的“安全困境”，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印度国内的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始，面对冷战结束及国内经济社会状况，为了使印度快速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变化，执政的拉奥政府对印度外交战略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确定了外交要以经济发展为主导方向，从而为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努力改善与周边邻国关系，促进南亚地区的共同发展及和平稳定。如与巴基斯坦紧张的敌对僵局虽然没有改变，但两国关系还是有了“缓解”动向。１９９１年１月,印巴《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协定》生效，一年后，双方又按协定互换了核装置和核设施清单。１９９２年４月,两国签订了关于军事演习、军队调动与转移事先通知对方和防止侵犯领空、允许军用飞机过境飞行与着陆两项协定。对其他南亚邻国，印度也开始以务实的态度推动彼此关系的改善或保持平稳状态。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６日，印孟达成协议，从该年６月２６日起印度向孟加拉国提供穿越连比加走廊的权利，使孟加拉国人能够前往达哈格拉姆和安加波塔两块孟加拉国飞地。１９９２年５月底，印度政府邀请孟加拉国总理卡莉达·齐亚访问新德里，两国在长期困扰双边关系的河水分享问题上取得进展。１９９２年５月，印度宣布禁止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猛虎组织”利用印度南部领土作为反对政府的军事行动跳板，限制和打击逃亡到印度的泰米尔恐怖主义分子，并明确表示不干涉斯里兰卡内政，从而逐步消除了斯里兰卡政府的疑虑。印度还在经贸关系上发展印斯关系，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度印度对斯里兰卡的出口增长了３３％，不少印度企业已在斯里兰卡建立了合资企业。印度与尼泊尔的关系转向平稳，１９９１年７月，印度同意与尼泊尔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和边境运输协定，放弃对尼泊尔的贸易禁运并开放了１３个过境点。１９９２年印度总理拉奥访问尼泊尔，双方重签了贸易和过境协议，还签署了印度向尼泊尔提供援助和其他一些领域的合作事宜。１９此外，印度与不丹、马尔代夫的关系都有了进一步发展。
其后执政的高达政府与古吉拉尔政府继续推动与周边邻国关系的改善与稳定。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印度与孟加拉国就恒河水分配问题达成了协议，印度愿意向孟加拉国提供更大规模的河水，从而结束了两国长达２０多年的恒河水纷争。印度不再提议引布拉马普特河水扩充恒河水旱季流量的建议，改为积极推进南亚次大陆东北诸国开展合作。１９９７年１月，高达总理访问了孟加拉国，双方进一步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古吉拉尔政府执政后，印孟关系继续得到发展。１９９６年，印度与尼泊尔签署了新的贸易与投资协议,印度与尼泊尔将两国的贸易条约延长至２００１年，尼泊尔的产品可以无限制地进入印度市场；１９９７年６月，印度和尼泊尔签订了《综合开发马哈卡利河条约》。在这个条约上，基本满足了尼泊尔的要求：灌溉第一、发电第二，并且在费用上实行平等均摊，多用多出费的原则。印度还从斯里兰卡撤回了“维和”部队，等等。１９９７年６月，印巴两国总理进行了第二轮的会谈并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共识。最为重要的是，印度提出了“不计回报”的“古吉拉尔主义”，其基本内容是：在处理（与南亚国家）双边关系问题上不谋求互惠，印度愿意单方面让步。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南亚各国都不允许其领土被用来反对本地区的其他国家，通过双边和平协议解决争端。这表明，印度开始对南亚邻国施行“睦邻”外交。
１９９８年３月上台的印度人民党的瓦杰帕伊政府为改善因核试爆造成的国际环境困难局面，重走“古吉拉尔主义”之路，进一步搞好与南亚周边国家的关系。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印度与斯里兰卡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从条约生效之日起，就对从斯里兰卡进口的１ ０００多种商品实现了零关税。这消除了南盟小国对印度的疑惧心理，促进了双方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印度主动对巴基斯坦采取一些友善措施，主张在两国政治分歧未解决的情况下，优先发展双边经贸、文化等关系。１９９９年２月，为了化解两国的核对抗危机，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乘巴士到巴基斯坦的拉合尔与巴总理谢里夫会晤，以此表明印度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印巴问题的决心。为促进两国的经贸往来与旅游，１９９９年６月，印孟两国开通加尔各答到达卡的巴士；印孟还同意启动双方边境县市的警长和副专员定期会谈机制就非法移民等问题进行讨论。同月,瓦杰帕伊访问孟加拉国，两国进行了磋商，在印度工商联合会与孟加拉联合会联合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强调了缩小贸易不平衡的重要性，这标志着南亚地区在贸易自由化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１９９９年１月５日，瓦杰帕伊政府完成了新的印尼贸易和过境条约。这些都既贯彻了印度的经济外交中心，又加强了南亚周边小国与印度的经济联系。
期间，印度积极推动南亚区域合作，强调加强南亚各国联系，积极推动在南盟范围内实现物流、人员、技术、知识、资金和文化的自由流动，最终建立南亚经济共同体。印度支持尼泊尔政治转型和孟加拉国恢复民主，加大对不丹的经济援助，尊重斯里兰卡的民族问题并希望通过和平对话加以解决。印度在外交上还十分重视同环印度洋国家的关系，现在印度意识到自己并非英印时期那样在印度洋上拥有绝对优势，所以印度必须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的新型关系。一方面，可以为印度在该地区营造有利的战略环境。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全方位的合作向外拓展外交空间。这样能够提高印度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影响力，从而实现印度主导印度洋地区的目标。１９９７年３月印度与南非共同倡导的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简称ＩＯＲ－ＡＲＣ)是环印度洋地区目前唯一的经济合作组织，现已拥有１８个成员国、５个对话伙伴国和１个观察员。印度是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的创始国之一，为该联盟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中有一个专门的基金会作为该联盟的财政来源，印度是第一个为该基金会出资的国家。
总之，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印度为适应两极体制解体后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与新发展而对其外交战略与政策做出相应调整，在改善与南亚周边邻国关系方面付出了重大努力，为印度国内政策调整与建设营造出一个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和良好的反应。
21世纪初的“扩展的周边”外交
进入２１世纪，已经摆脱外交困境并且经济持续增长的印度，其周边外交思路更加清晰。印度意识到，要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的一个主要的行为者,就必须首先取得所有邻国的信任、善意、友谊和合作。
针对印度对外关系有所“缓解”的态势，为尽快摆脱“南亚安全困境”，印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思维定式开始以相对灵活的态度处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瓦杰帕伊政府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２日提出了促进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和平路线图”计划。该计划包括空中运输、铁路运输、体育交往、开辟孟买和卡拉奇之间的渡轮、开通克什米尔控制区首府之间的长途汽车运输等内容。２００３年，印度表示愿意无条件地与巴方对话，恢复同巴基斯坦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在对等的原则上恢复两国的民航运输。２００４年１月，瓦杰帕伊到巴基斯坦参加第１２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时，与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会见。会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决定恢复对话，这奠定了和平解决双边问题的基础，使印巴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转。印度还主张迅速建立南亚自由贸易区、南亚共同关税区，旨在把南亚建成一个区域性的经济和战略集团与此同时，印度继续增进或深化与南亚其他邻国的合作关系，塑造彼此互信的基础。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印度成为斯里兰卡的最大投资国,２００４年双边的贸易额已经达到１８亿美元。２００２年，印度在向尼泊尔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同时，还同意与尼泊尔联手打击红色武装，２００３年印度又给予尼泊尔１９亿卢比军事援助以及大量的武器和物资。２００３年底，印度与不丹合作，对其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发起军事行动并取得胜利，等等。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９日，印度国民大会党元老、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的曼莫汉·辛格被总统任命为新总理。辛格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加务实，因而也更致力于发展同南亚地区邻国的和平友好关系，推动南亚地区的发展。２００４年９月，辛格与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巴方对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出现松动；２００５年４月，双方又通过“板球外交”采取切实措施改善两国关系。双方同意“以认真的、有目的性的和前瞻性的方式探讨和平协商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的各种可能性”，两国高官进行的“对口对话”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中止了１６年之久的联合委员会重新开始启动。印度还从克什米尔地区撤出５ ０００名官兵，作为同巴基斯坦增信释疑的信号，并准备根据形势的变化继续从那里撤出军队。在巴基斯坦遭遇严重地震灾害之后，印度史无前例地提供１．５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这是印度独立５０多年来唯一一笔大额对外援助。２００４年在伊斯兰堡召开的第１２届南盟峰会上，印度与南亚其他国家讨论了广泛的地区合作问题。２００７年第１４届南盟峰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加强成员国合作的协定和措施。印度希望通过加强与南亚国家的睦邻关系，推动南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进而为区域内政治与外交关系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２０１４年５月，莫迪总理领导的、印人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ＮＤＡ）政府执政后，将“邻国优先”作为外交政策基石，努力恢复与邻国的良性互动。莫迪政府不仅要扭转多年来印度自封大国、忽视邻国诉求的理念，还试图通过实际行动赢得邻国的支持，为实现经济复兴和地缘政治崛起提供较好的周边环境支持。莫迪的就职仪式邀请包括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内的南亚国家领导人出席，而且，莫迪就任总理后，还打破印度外交惯例，首先出访了不丹和尼泊尔，直到２０１５年６月对孟加拉国的历史性访问，已遍访除巴基斯坦外的南亚所有国家，这凸显出莫迪重振印度在南亚影响力，夯实其南亚大国地位的雄心。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５日，印度总理莫迪在结束访问阿富汗后的归国途中突访巴基斯坦，这也是印度总理近１２年来对这一重要邻国的首次访问，表明了莫迪改善印巴关系、缓和紧张局势，期望在印巴关系上取得突破的意愿。莫迪政府还扩大了对阿富汗的援助规模，并且积极经营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关系，与毛里求斯、塞舌尔、斯里兰卡签署一系列经济、军事协议，积极向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提供训练和装备供应，夯实印斯马三国海岸联防体系。印度力求扮演印度洋地区安全“净提供者”角色，打造印度主导的“印度洋海上防务链条”，体现印度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同时，莫迪政府大力推动南亚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南亚几乎是全球最缺乏一体化的地区。在印度的进口货物中，邻国仅占其总量的０．５％，而印度出口到邻国的货物仅占其出口量的４％。处于敌对态势的印度与巴基斯坦，尽管两国有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但两者之间的双边贸易却少得可怜，每年都不足３０亿美元。南亚地区的主要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也形同虚设。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６日，第１８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ＳＡＡＲＣ）首脑会议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开幕。为了加快南盟一体化步伐，莫迪承诺，印度将为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降低关税，为投资者提供３年至５年的签证；印度将采取措施，为各国创造公平的贸易环境；印度还要加强各国互联互通，将印度的太空技术应用于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等各领域。２０１５年，莫迪提出了“印度－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公路计划”，为的是形成一个“迷你南盟”，将４个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
印度推行睦邻政策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是给南亚的发展、秩序与和平带来希望，而且也使印度战略性地从这一地区“脱身”。独立后，长期以霸主身份对待邻国，使得印度始终被羁绊在南亚,限制了其在国际社会的活动能力。而与邻国和平相处，稳定本地区局势，就能使印度在谋求自身在其他地区的利益时没有后顾之忧。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利益不仅限于国内，而是遍布全球，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扩张相应的实力和影响力才能维护本国利益。另外,需求的增大也使得国家必须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获取资源，以确保本国的发展。为此，一国选择推进与周边邻国或该地区其他国家合作的同时，也必然会利用各种条件与时机走向域外更广阔的空间，努力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环境获取更多的资源及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扩大自己在国际和区域事务上的话语权。
印度在努力谋求与南亚周边邻国改善关系，稳定地区局势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自己走出传统势力范围，越过“南亚篱笆”，走向亚洲与世界。１９９２年，印度提出了融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于一体，涉及政治、外交、经贸、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向东看”（“东向”）战略，宗旨是谋求印度进入东南亚高速发展的市场，保持印度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并向东扩展,积极参与南中国海及太平洋地区的事务,也为印度跻身世界大国行列寻找突破口。通过与东南亚地区的国家进行双边经贸合作来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从而使自己的影响力不断深入到东南亚地区并进一步向太平洋深处扩展，定位印度的亚太角色。
进入２１世纪，印度的“东向”战略取得显著成效并由经济领域开始扩展至更为广泛的领域。印度与东南亚、东亚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展开了广泛有效的合作，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开创了亚洲地区合作新篇章，这对印度未来在全球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意义日益重要。实际上,随着印度“东向”战略的地域扩展到东亚和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合作领域从重点的经济领域转向海运安全、反恐和军事合作，印度的“东向”战略已经转变为“东进”战略，莫迪政府的目标更是使“东向”外交跃上新高度，意欲打造“两洋国家”的战略优势，这将深刻影响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进入２１世纪，经济的快速增长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国家实力的增强，拥有核武器，以及“东向”战略实施取得的成果，这都鼓舞了印度的政治精英进一步谋划印度在国际社会的普遍存在与权力。他们认为，在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制国家及其拥有的多元文化与多宗教信仰会让印度扮演一个特殊的世界角色。因此，印度已经到了“打破幽闭的南亚限制，扩展其周边”的时候了。时任印度外长慕克吉表示：“今天的印度的对外政策要注视其正在扩展范围的环境，……开始由近邻……移向……已扩展的周边地区。”印度外交秘书梅农也说到：“我们越过南部亚洲走向印度的扩展的周边地区……从更广阔的视角，我们认为，我们的安全将依靠一个正在扩展中的同心圆周边地区。”印度人认为，印度不仅必须“东向”，而且还要更加“东向”，甚至是更远的东方。即便是从“印太”概念的角度，印度的“周边”也应超越“近邻”而至“扩展的周边”。并且，随着印度地区与全球利益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加速印度进入这一广阔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空间的中心。
早在２０００年，当时的印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就公开表示：“尽管坐落于南亚，但印度的安全关切已明显超越南亚次大陆。鉴于它的规模、地缘位置、贸易联系和专属经济区，印度的利益范围一直从西部波斯湾延伸到东部马六甲海峡。”２００３年，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宣称，印度的安全环境（空间）范围是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的整个印度洋区域,包括西北部的中亚与阿富汗、东北部的中国及东南亚。印度的战略思想也要扩展到此范围。２００４年，印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明确阐述了“扩展的周边”概念，同年，印度政府确认了印度的扩展的周边地区范围是从苏伊士运河到南中国海，包括西亚、海湾地区、中亚、东南亚、东亚、亚太和印度洋地区。
虽然印度政府一再声称，提出“扩展的周边”首先考量的是地缘经济因素,目的是扩展印度的经济空间。但正如它的鼓吹者所表明的，这一战略思想实则是正在崛起的印度意图谋取南亚与印度洋地区霸位，以及获得在中东、中亚和东南亚的地区权力。如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所表述的，“我们的战略足迹已覆盖到好望角、西亚、东南亚及印度洋其他地方”，而“国际地位正日益提高的印度需要一个范围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的战略相关区域……通过外交的重新定位、经济的复苏与军事力量的坚实，与尚处变动中的新兴世界秩序建立起新的联系”。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确实希望能拥有自己支配的势力范围，权力后院与支配地位。还有学者表示：“一个崛起的印度将会成为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霸权国,成为中东、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大国。假定条件不变的话，一个崛起的印度将会像自拿破仑时代以来所有崛起大国那样谋求地区霸权，长期目标是在亚洲甚至全球取得大国地位。”
如今，“扩展的周边”概念已经成为无论是人民党还是国大党政府新的国家对外政策共识，认同印度应在一个已经超越了南亚的扩展的周边地区所处的正当位置。印度国防部的年度报告明确表述“印度的大小、战略位置、贸易联系以及专属经济区使其安全环境与其扩展的周边地区直接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邻国以及西亚、中亚、东南亚、东亚和印度洋等地区联系在一起”；并指出，扩展的周边地区局势变化与其近邻周边地区一样，对印度自身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认为“一个安全、稳定、和平、繁荣的周边关系对于印度经济的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报告详述了印度防务安全所面临的来自两个周边地区的威胁和挑战，尤其是“恐怖组织的活动、毒品非法交易的威胁、轻武器的传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近邻周边和扩展的周边遭遇的海上安全挑战，构成了对印度安全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一些关键因素”。报告表示,基于“两类周边”概念下的国家安全观，“印度将继续追求与其周边地区的积极合作和协同配合，并以促进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为目标”。
印度周边外交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作为国界线曲折、漫长，有着众多邻国的国家，中国一直非常重视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至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更加友善和包容的睦邻外交理念,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互利双赢的重大合作倡议，与大多数周边国家建立起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周边国家和人民也更多分享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到全面推进。中印积极推动双方各个层面的经济贸易往来，拓展合作领域，积极利用彼此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发挥两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优势，使两国的贸易总量达到相当水平，经贸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积极进展，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也得到进一步深化，中国已经成为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可以说，两国关系步入了一个比较活跃、富有成果的新时期。中印文化交流也成为推进两国关系中影响最为持久，最为深入的力量。两国文化交流涉及的主体众多，不仅仅限于以往的政府间交流，而且广泛涉及媒体、社会团体、智库、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学者等等。文化交流对加强两国人民的相互认知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还带动了中印双边关系中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从而使得两国关系在整体上得到提升。为维护两国间关系的和平与稳定，两国政府建立了一系列合作及沟通机制，能够就两国间，尤其是边界地区的突发事件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管控，在提高各自战略透明度，避免战略误读的同时，还以成熟的和平方式，妥善、理性地解决了如中印边界西段发生的两国边防军人对峙的边界事件，维护了中印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的局面。
但作为彼此相邻的两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的周边地区难免有重叠之处，对双方周边外交的考量不能不产生影响；加之由于历史与边界问题及中国与印度宿敌——巴基斯坦的“亲密”关系，造成两国关系发展中长期存在着“安全赤字”，彼此都非常关注对方周边外交的实施或进展。从印度方面来看，今日的印度不但将中国视为赶超的对象，而且还将中国视为威胁其主导印度洋战略及对其安全有着重大影响的敌手。因此，印度对中国的周边外交，尤其是中国与其定义的近邻周边——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国家外交关系的进展与成效甚为敏感，视中国与印度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为破坏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影响与领导地位的前奏。
除了称霸次大陆，印度在２１世纪的印度洋战略是：必须控制涵盖印度的专属经济区和岛屿领土的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海域；印度洋咽喉要道的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和好望角；对印度能源安全至关重要的波斯湾；印度洋岛国及通过印度洋的主要航线。次要水域包括：南印度洋地区、红海、南中国海、东太平洋地区等，这些地区与主要水域密切相关，也将会影响未来海上力量的发展。在２００４年印度发布的《海洋学说》中,印度海军将领甚至坦言，“印度海军的目标就是取得控制印度洋五个通道的能力：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保克海峡、马六甲和巽他海峡”。
因此，在印度看来，中国在环印度洋地带投资建设港口,如建设斯里兰卡的汉班港,开发孟加拉国的吉大港，投资、建设缅甸的实兑、科科、汉依、高克皮尤、丹老、扎迪基等地岛港基础设施，建设泰国的林查班深水港，并且中国还从非洲海岸国家获得了一些项目等等，尤其是建设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及中巴经济走廊的开通，以及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军事与经济援助计划，这些都应验了美国人提出，日本人积极传布的所谓的中国正在展开的，旨在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并包围印度的“珍珠链战略”。而中国海军以打击海盗，维护航路安全的名义进入印度洋，以及他国一些研究者与战略家鼓噪中国目前进入印度洋区域，剥离一些国家与印度的关系和印度在此区域的影响力，使未来印度陷入中国的战略包围之中，为下个２０年争夺此区域大国权力奠基等，更是增加了印度人的安全焦虑，多数印度战略研究人员认为，中国的“珍珠链战略”将对印度安全构成极大威胁。这主要表现在：它将提供给中国一个其现在并不具备的在印度洋活动的能力，从而极大扩展在印度后院的战略纵深，遏制印度在南亚的影响力并使印度陷入中国势力的战略包围之中。更重要的是，在中印爆发冲突的情况下，“如果需要，中国可以轻易拉紧这串珍珠”。而在印度绝大多数海洋战略家眼里，中国的蓝水战略会进一步推动中国深入印度洋与西太平洋，进入印度的“扩展的周边地区”，因此，崛起的印度海军应关注中国。中国成为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第一号威胁。印度人甚至认为中国对其安全威胁超过巴基斯坦，未来中印之间还有发生战争的可能。
在印度的一些政治精英看来，“东进”战略与“扩展的周边”外交正可阻遏中国在次大陆势力的扩张与平衡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既然中国的势力影响已经进入印度的传统安全利益区域，意图将印度封困在次大陆，那么印度也有必要进入周边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及太平洋海域，如印度战略防务家表示，“与西太平洋国家进行政治军事接触对印度具有非常大的紧迫性，这可以作为一种在战略层面上牵制中国在印度洋活动的手段”，甚至应将印度的地缘政治视野扩展到整个太平洋。
２００４年以来，在经济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的基础上，印度与东南亚国家频繁地举行海上军事演习，不断加强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印度将越南称为其“东向”战略的支柱，与越南签署的合作协定大部分都强调安全方面内容并与越南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介入南海争议区油气区块勘探作业等。印度还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签署国防合作框架协议。印度还大力发展与韩国、日本的战略合作关系，积极促进彼此间安全合作、海上安全对话以及国防政策对话，特别是在海洋安全保障方面加强合作。２００５年，印度还开始筹划建立所谓“旨在加强与美国的协调，制衡中巴海军在印度洋的势力扩张”的远东海军司令部。莫迪政府上台以来更是表现出更加积极参与亚太事务的倾向，升级、充实了印度的“东向”战略，积极夯实“印太两洋”战略，强力打造“两洋国家”的战略优势。如印度外长斯瓦拉杰表示，莫迪政府的目标是使“东向”外交更上一层楼，将其升级为“在东方行动”。出于抗衡中国影响力的考虑，美国和日本强烈支持印度“东进”，甚至越南也公开欢迎印度在南海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莫迪出任印度总理后，将首访亚洲大国定为日本，也显示出其对印日关系的重视。印日之间还建立了“２＋２”防长、外长热线机制及通过联合海事演习等方式提升印日海上安全合作水平。
结 语
印度的周边外交不但改善了其与周边国家关系及彼此间的合作，获取了更多的支持与外来直接投资，地区安全环境有了很大改观，而且随着“扩展的周边”外交的实施，印度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起多种关系，并且进入２１世纪后，印度国际战略地位的上升，中国的崛起、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出现，全球金融危机也使得西方及其他更多的国家寻求与印度发展关系。这给印度走出“南亚困境”及向印度洋外发展与扩展影响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与机遇。
但印度的传统安全理念是“近邻国家最可能成为你的敌人”。从安全战略角度考虑，印度认为，周边国家，特别是周边极具挑战性的国家制约着印度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展。事实上，南亚不缺共同的文化、政治制度背景及共同的威胁，缺的是共同的安全感和地缘安全心理。如此多的安全问题，加之“大部分南亚国家都曾利用过邻国的困境来谋求本国利益”，使南亚国家之间相互猜疑，毫无安全信任感，难以形成集体应对地区安全威胁的有效合力，建构起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也使南亚的安全环境变得极其不确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南亚仍不会成为一个完全统一的地缘政治区域。这也严重制约了印度周边外交的经贸效应。南亚地区的主要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也形同虚设。因此，印度周边外交并不能完全改变其邻国的疑惧心理、根本扭转南亚的安全环境及让其邻国分享印度的发展“红利”，破解“南亚困境”还需印度能推行打破传统安全观念制约的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
而对于南亚地区事务，印度更愿意以双边外交方式处理。尤其是在其地区大国优势地位尚不能管控此地区行为的时期，印度虽与域外国家加强了防务领域的往来与合作，但其对域外大国或国际势力集团参与或干涉自己南亚地区事务持有很强的“戒备”与排斥心理。所以印度会努力争取扮演更大的地区角色，但也不想被拉入某一大国遏制第三国的战略之中。对于印度洋地区安全事务，印度力求扮演安全“净提供者”角色，打造印度主导的“印度洋海上防务链条”，体现印度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这会影响环印度洋区域集体安全机制的建设。简言之，在２１世纪初，印度对其周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作为该区域地缘政治整合、统一的核心或中心领导角色的理想定位与实际形象还有相当差距，这些仍是阻碍印度追求世界性大国地位进程中的难题。
随着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当代中国与印度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正在扩展，不但在维护亚洲和平稳定、实现亚洲繁荣振兴方面承担着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平、安全与稳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如中国领导人表示，长远看，中印是战略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莫迪甚至形容中印这两个文明古国是“一种精神、两个身体”。而中国与印度要想真正落实两国之间的合作，成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必须要减少甚至消除存在于两国之间的敌对心理与声音。而处于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时期及民族复兴关键阶段的中印两国也确实到了剔除相互恐惧、猜疑和担忧，摆脱困扰双方关系发展的各种障碍，合力增添“信任红利”的时候。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印度精英却基本一致认为中国崛起对印度来说是个问题，认为印度的地区与全球地位受到中国崛起的挑战。印度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虽然中国总理说“我们是朋友，不是对手”，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却视中国为竞争者。皮尤（ＰＥＷ）研究所２０１１年与２０１２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２３％－２５％的印度人对中国有好感，大多数人视他们的邻居为“非常严重的威胁”。更糟糕的是，印度正在形成这样的一种氛围，即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不承认、接纳印度正在崛起为全球行为者的大国。基于此，虽然当今的莫迪政府更趋于理性、谨慎地平衡印度与大国间的关系，意图在展示印度有能力与中、俄、美、欧平起平坐、平等相处形象的同时，也在其中能够做到“左右逢源”，这既提高了印度的外交影响和国际地位，也升级了其传统的“不结盟外交”，但无。论是印度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认为，印度的“扩展周边”外交是为了平衡中国势力的崛起，抑制、排斥中国影响的扩展。印度将会走上与域外伙伴加强军事联合及聚集之路。为迫使中国让步，印度对中国的政策会变得越来越强硬，中印关系将进入一个难以趋向密切的波动时期。（注释略）
文章来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3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首发。
作者:李渤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民族宗教问题与国家安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