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导演郭宝昌追忆豪门生活(附图)

郭宝昌与养母郭榕 剧中白景琦的原型乐镜宇 导演郭宝昌

　　“我本来就是工人、贫下中农的骨头，来到这么一个大家族，被一些小姐、太太看成是野种，心情格外压抑。”

　　“养父家的规矩很大，惟独对我十分关照，常常特地把我叫到屋中，一边聊天一边吃饭，《大宅门》前40集的故事基本出自我养父之口。”

　　“我青年时代写小说就遭到母亲极力反对，族中亲朋好友也很不赞成，认为我这是自曝家丑。在此只好说一声：不肖子孙郭宝昌对不起列祖列宗了。”

　　《大宅门》正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播出，其跌宕起伏的故事和北京老字号“同仁堂”密切相连，许多观众不禁对其生活的真实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二奶奶白文氏是否真有其人？三爷白颖宇果真那样坏吗？这白景琦究竟说的是谁？《大宅门》的编导郭宝昌为何姓郭而不姓乐？他和同仁堂究竟是何种关系？为此，记者日前采访了正在京城赶拍新戏的郭宝昌。

　　大宅子里的无产阶级后代

　　声若洪钟的郭宝昌说起话来透着痛快：“您要打听我的家世，十分简单。我的真名叫李宝常，纯粹的无产阶级后代。我1942年出生在北京，父亲是一个从农村进城的建筑工人，母亲跟随他料理家务。那时候是日本人统治下的旧北平，老百姓穷啊，吃了上顿没下顿。我的父亲在一次施工中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身受重伤，痛啊，痛得他满地打滚，不得不扎吗啡，直到最后倾家荡产。我父亲后来正值壮年便冻死街头。母亲没辙，开始卖儿卖女，我先是被卖到沙城火车站站长家里，母亲得款80大洋。当时我还不到两周岁，在这个家里整日哭闹不止，弄得人家毫无办法。我三姨知道了，又借贷80大洋将我赎回。正在此时，京城一郭姓人家想买一男孩，三姨便将我送至郭家，原想我到陌生人家又会哭闹不止，谁知到了那里我竟眉开眼笑，于是郭家认为很吉利，花200大洋买下了我。”

　　“我的养母郭榕女士当时正在同仁堂大家族中给老太太当丫头，为了防老，收我为养子，乐家四爷乐镜宇先生招她为二房太太，我便成了乐镜宇的继子。当时乐镜宇先生已是古稀之年，我的养母只有26岁，乐四爷自己有好几个亲生子女，所以根据家族的规矩，我随了母亲的郭姓。养父特地把宝常二字改作宝昌，这就是今天的郭宝昌。”

　　“说实在的，我本来就是工人、贫下中农的骨头，来到这么一个大家族，被一些小姐、太太看成是野种，我的心情也格外压抑，同时受到一些欺负。在青少年时代，我对这个家族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十分淘气、玩劣，经常破坏家族规矩，为此养母没少为我担惊受怕。”

　　养父的启蒙使我大开眼界

　　“我的养父乐镜宇先生当时是同仁堂医药集团的董事长，掌管着同仁堂药厂和老字号买卖，十分风光。在一般人的眼里，他是个很有威严的大老板，亲生子女也要畏惧他三分。这样一个大资本家，能对买来的孩子好吗？谁也想不到，他在我面前，就像一位慈祥的充满长者风度的老爷爷、一位十分好的父亲。他对我的顽劣表现从来不打不骂，不急不躁，经常把我叫到身边，仔细讲他自己小时候如何在家族中无法无天，气走几位教书先生，如何把家族中的长辈气得七窍生烟，以及他如何被一位文武双全的教师所收服，从此知道读书做人的重要性。他的循循善诱也使我逐渐认识到自己顽劣之处的危害性，并有所收敛。养父家的规矩很大，平时基本上都是老爷子一人在屋中用餐，他惟独对我十分关照，常常特地把我叫到屋中，一边聊天一边吃饭，许多家族中的往事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听到的，所以《大宅门》前40集的故事基本出自我养父之口。”

　　“养父的言谈对我触动很深，他教我一定好好上学认真读书，所以我很早便进了学堂，在北京鲜鱼口普励小学。我8岁时便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又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侯远帆先生，使我的写作水平突飞猛进地提高，12岁考入北京5中，16岁就开始构思写作《大宅门》。侯先生还着力培养我的表演天赋，因家中老爷子酷爱京剧，我在5岁时变成了小戏迷，模仿学会了许多表演程式。侯老师夸我聪颖，不像大家族中的纨绔子弟，他鼓励我自食其力，报考中戏或北京人艺。养父的早期启蒙在我的学业上给了很大的帮助，对于我后来专业的选择，他也从不干涉。”

　　一脉相承的叛逆性格

　　“说实话，养父强烈的叛逆性格影响了我的一生。他敢于破除多少年的家族戒规，成了乐氏家族出名的叛逆者。他后来迎娶我的养母为妻，更是遭到家族的强烈反对，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坚决破除门第观念。老爷子的所作所为现在看来也很令人吃惊。”

　　“老爷子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他一生办过不少好事，也办过不少坏事。他很有钱，仗义疏财，救助过不少穷苦人。但他也在自认为办好事时害了别人。比如他的一个手下长相极其丑陋，我当时称这个人是钟楼怪人，但老爷子竟肯花大价钱为他买来一个如花似玉的穷家女子为妻，并生下两个儿女，老爷子认为自己办了一件积德行善的大好事。后来夫妻二人偕子女上街，这位妇女竟不敢在丈夫身边走，毕竟太不般配了。旧社会又讲究三从四德、嫁鸡随鸡，本来漂亮标致的一个人就这样被坑了。”

　　“我也沿袭了养父的叛逆性格，但我成长在新社会，更加明辨是非。这种性格也让我吃了大亏。我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之后，因嘴上没把门儿的，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说了一些不太恭敬的话，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进监狱关了三年。幸亏老爷子那时已经去世了，不然不知道他会怎么样。”

　　对不起列祖列宗

　　“我青年时代写小说时就遭到母亲的极力反对，族中亲朋好友也很不赞成。他们认为我这是自曝家丑。但我决心已下，反骨依旧，必须把它写下来，它是我的生命。母亲和族人的反对我能理解，因为《大宅门》毕竟是一部文艺作品，要突出矛盾症结点，要表现一些奇闻轶事，这就难免要触动族人的某些利益，一些喜欢考证的人的风言风语也会影响在世的人们的心理。不过，我还是贼心不死，自认为把这个大家族的故事写下来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人们可以体会世道的艰辛，体会做人需要奋斗，体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当具备怎样的伦理道德。《大宅门》播出后，有朋友告诉我，现在同仁堂家族中有人表态了，说《大宅门》写的并不是同仁堂，这种说法我完全同意。确实，在电视剧中，我写的是百草厅，而不是同仁堂，我写的是白家老号，而不是乐氏家族。二奶奶的形象是我奶奶和她母亲形象的综合，所以并不能说白文氏究竟是指家族中哪一个人。三爷白颖宇的形象虽有生活原型，但也是两三个人的综合，惟独王喜光的形象最接近原型，但他又不是乐氏家族的人。我的十二姑确实嫁给了一张相片，但那也不是万筱菊。即使是白景琦的形象，也有很多新的创意在其中，并非单纯描写我养父。《大宅门》并不是一部纪实电视剧，它是一部有着30%虚构的文艺作品。”

　　“我的母亲于1978年去世，1979年我获得平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作导演，1984年转至深圳影业公司。改革开放唤起我新的创作欲望，80年代中期又开始大张旗鼓地写作《大宅门》，孰料因婚变惹怒老婆，80年代末，几十万字的草稿被付之一炬。几经磨难，真有些心灰意冷。90年代进入电视剧领域，我的贼心贼胆又死灰复燃，觉得用电视剧形式来表现大宅门更为方便。于是，年近花甲再做努力，一部40集的《大宅门》终于在2001年播出,还有后40集戏的创作正在筹备中。由于家人的反对，我在此只好说一声：不肖子孙郭宝昌对不起列祖列宗了……”(新报特约记者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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