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说、新闻与史学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为纪念金庸百年诞辰，香港《明报》邀我撰稿，近期没有新发现，只能提供两则短文，刊3月10日纪念特刊。其中《金庸走向世界的两个脚印》提及1998年5月20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金庸会议，会上有张照片，从右往左，分别是钱理群、李泽厚、刘禾、李陀和我。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位都不是金庸研究专家。我好歹写过《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初刊，日后有多种中外文版本），但那是从司马迁说到新派武侠小说，只是略为涉及金庸。其他四位都是了不起的学者，专业水平很高，但都不是武侠迷，也没写过相关论著。他们之所以愿意参加此次会议，除了金庸先生的巨大名望，以及会议操盘手刘再复先生的良好人脉，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觉得“有话可说”。在高度专业化的学术界，愿意为自己专业以外的小说家站台，说出自己独特的感受，这很难得。记得30年前在北大临湖轩为金庸开小型座谈会，好几位理科名教授，包括王选先生，也都争先恐后谈体会。

他的作品最能抵御时间的侵蚀与淘洗

我并非合格的金庸研究专家，没能与时俱进，不敢冒充内行；可又因纪念与推广的需要，不时应邀写点小文章。这回海宁重修金庸故居，邀请我为“文心侠骨赤子情——金庸的故事”专题展撰写序言，事先给我提供的策划文档中，辑录了众多名家关于金庸的论述，其中有我的两段话，第一段是：

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

这段常被引述的话，来自1998年5月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召开“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题为《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初刊《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有英文、日文、韩文等译本），其中还提及：很多人只把金庸当武侠小说家看待，这远远不够，他同时还是一个有政治抱负、有历史眼光的报人；应将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同时期发表的《明报》社论对照阅读，那样肯定会有很好的发现。

前几天，有搞出版的朋友请我给一本即将刊行的金庸研究著作写序，因我缺乏专门研究，坚决辞谢；人家说，那就退一步，允许他们在书的封底印上我的一段话，这我同意：

在小说家中，可以说金庸是最有学问的。他真的是一个“读书人”，在如此专业化的时代，拥有广博的知识，贯通古今与中外。武侠小说作为一个类型，有很难跨越的界限，但金庸以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造诣，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武侠小说的范式，为武侠小说开创了新的天地。在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上，很少有小说家能达到金庸的水平。

这篇题为《在小说家中，金庸是最有学问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专访》（吴小攀），初刊《羊城晚报》2018年11月1日，那时金庸刚去世，属于急就章。不仅表彰金庸在小说史上的贡献，且强调金庸在“传统中国文化传承”方面的特殊贡献，这是我的一贯观点。而且，我以为，只有放在中国文化传播链（而不是小说史）来考察，才能理解为何那么多武侠小说，只有金庸的作品最能抵御时间的侵蚀与淘洗，不断接受新媒介的技术改编与新读者的趣味转型。

他的选择与思考，值得我们尊重

记得1994年北大初次见面时，我曾奉赠新著《千古文人侠客梦》，估计金庸先生没时间翻阅；但2001年日本会议上我的发言，他是认真听的，且深表赞同。那篇《小说家的历史意识与技术能力》，初刊《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1日，其中最关键的三句话，第一，“强调读者借金庸小说以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如此立说，似乎低估了其文学价值。其实，借小说传播知识，正是传统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第二，“（金庸）从种族冲突与文化融合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危机与转机，与陈寅恪以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主流意见不谋而合”；第三，“作为小说家，金庸具备丰富的学识以及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理解与把握能力，确实难能可贵；可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从史学家的角度来要求并评判查先生”。最后一句是针对那时有人挑刺，从考据或史学的角度批评金庸小说的某些差错。而在我看来，金庸对中国历史总体发展趋势的理解与把握，比很多专家学者都强。

我曾在某次接受采访时提及一件趣事，1994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教授时，他做了专题演讲，效果不理想。为什么？因各方立场及期许明显错位：“北大表扬他对新闻事业的贡献，金庸当时讲的是中国历史的特点，而很多听众却是奔着武侠小说去的。”（参见艾江涛《陈平原：金庸小说何以长盛不衰？》，《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29期，7月17日）当初很多人都对三者立场及趣味的严重偏离感到遗憾，可现在回想，金庸的选择与思考，其实值得我们尊重。也就是说，日后谈论他的贡献，或许真的应该将小说创作、新闻事业、历史研究三者相结合，才能说好、说大、说深、说透。

附记：

上面是我3月12日上午在海宁“百年金庸：魅力永存的想象世界”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当天下午出席袁花镇金庸故居开放仪式并参与“在海宁读金庸”分享会。因前一位发言者是范徐丽泰，讲述金庸如何鼓励她从政，我就从北大当年授予金庸荣誉教授的故事说起。外界一般猜测，那是北大中文系的主意，其实不对，牵线搭桥的是北大法学院教授肖蔚云，他与金庸同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故多有接触。北大中文系只是承接具体业务——熟悉当代中国政治运作方式的，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金庸1994年在北大演讲中国历史的特性，并非一时兴起，或故作高深，他确实有深入探究中国历史的愿望与实力，且不为名利，纯属求知。我们都知道他83岁那年到剑桥大学念博士，2010年9月完成博士论文，题为《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其实，金庸不仅在英国读博，还在北大正式注册。2013年初夏，媒体发布不实报道，称北大研究生院已盖章，准备授予金庸文学博士学位。记者电话采访，因是熟人介绍来的，我没有防备心理，就说查先生近期身体不好，没写完博士论文，中文系也未举行答辩，不可能授予学位的。至于导师是谁、学习期限以及是否修课等，我也都认真答疑。北大宣传部长告知，当初舆情汹涌，校方正商量如何应付，没想到我自己跳出来了。一开始还担心我捅大娄子，后来发现读者认可我的“实话实说”。原因是，金庸2009年9月到北大注册念博士时，我正好是中文系主任，他的学籍管理属中文系职权范围。记得有一次在香港聚会，他跟我绘声绘色讲述北大入学考试的经过，还谈及自己准备以玄武门之变为研究对象。至于他最后确定的博论题目以及写作进展，我没有追踪。

晚年金庸对史学研究念兹在兹，这并非传统中国文人故意压低自家所长，以凸显其多才多艺，主要还是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我当然知道，文学史或学术史上，不存在史学家查良镛，有的只是小说家金庸。但读其书，想其人，关注那些蕴藏在小说背后的“中国历史的特性”，并非多余之举。从这个特定角度出发，思考他的武侠小说何以至今难有比肩。他之所以成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我以为良好的史学修养以及极高的眼界，可能是最主要的。读《天龙八部》等作品，暂且不论文采风流，就说知识储备，也都让人叹为观止——我相信当代中国学者中，敢于小觑金庸学识的不是很多。

2024年3月1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此乃作者2024年3月27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金庸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供图/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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