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的“器物记忆”：上海博物馆藏欧洲陶瓷评述

原标题：沪上的“器物记忆”：上海博物馆藏欧洲陶瓷评述

伴随着年轻群体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博物馆逐渐成为市民吸收知识、扩展眼界、获取灵感的文化高地。博物馆不仅向观众展示着我国本土的历史、文化、艺术传统，一些域外文化藏品也展现出我国与世界的微妙历史关联，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也是珍贵的物质文化见证。正如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刘刚先生所言，上海、广州两地的博物馆具有突出的藏品优势，是展示“中外交往史”的理想场所。

上海博物馆在域外文化藏品方面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而域外文化藏品的研究和展示也日益受到重视。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定居的外国商人不仅带来了资本、技术、理念，欧美艺术品因洋房居所的陈设需要也不断流入我国，上海遂成为它们最为集中的区域。瓷器起源于中国，19世纪中叶前的中国瓷器制作长期领先于西方；不过，19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大陆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的飞速发展，欧洲陶瓷制作后来居上，品质日益超过中国瓷器。与此同时，富裕阶层对陈设瓷品位逐渐改变，欧洲陶瓷逐渐占领高端市场，优秀陶瓷匠人的参与也造就了一批欧洲瓷器的知名品牌，对日后的世界陶瓷艺术影响深远。随着城市的商业繁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上海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欧洲陶瓷器，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大量散落民间。上海博物馆先后组织本地征集，共入藏欧洲陶瓷、玻璃器1000余件，在馆内形成了一个专门类别的收藏，其中部分藏品定级至国家三级文物，展现出相当的历史、文化、美育价值，是上海这座城市独有的历史见证。

目前，上海博物馆通过发行图录《上海博物馆藏欧洲玻璃陶瓷器》（2002年）以及展览“海西流光：上海博物馆藏欧洲玻璃陶瓷展”（2002年）、“流光溢彩：上海博物馆藏欧洲玻璃陶瓷展”（2023年）等形式将馆藏欧洲陶瓷精华部分向大众展出。这些器物不仅体现了欧洲工艺美术中技术与艺术相融合的特征，更是在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alism）、“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装饰主义(Art Deco)等美术大变革思潮下展现出欧洲器物设计的历时性演变，展现了有别于中国瓷器的独特艺术面貌。

因此，笔者通过实地探访，针对当前已经展出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欧洲陶瓷做一个回顾性的探讨，以此丰富我们对世界瓷器艺术与海派文化的认识。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西方艺术理念急剧变化的一个时期，欧洲瓷器艺术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装饰理念。一方面，陶瓷艺人追寻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美学理想，将瓷器艺术装饰围绕古代神话展开，形式上多利用浅浮雕的手法呈现出一种庄严、雅致、平衡的画面感。阿波罗、维纳斯、丘比特、缪斯等神话人物被演绎成各种形态，各类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生活场景被重现出来，呈现出一种再创作的热潮。展品中一件德国梅特拉赫堆塑人物素瓷缸（图1）即是这一风格的代表性作品。瓷缸的装饰主题是白色浅浮雕的缪斯女神，她们身着希腊式的长袍在草地上翩翩起舞，透露出世俗的欢乐气氛，有别于古典雕塑的中正、肃穆、神秘，画面中反而有一种田园诗般的气氛，反映出新古典主义装饰向世俗化审美靠拢的倾向。

图1 德国梅特拉赫堆塑人物素瓷缸

新古典主义的装饰可视作欧洲陶瓷匠人对古代审美的回归，也有赖于欧洲市场的风向变化，折射出欧洲贵族精英转向拥抱古希腊罗马理性精神的时代背景。不过，欧洲陶瓷的另一种风格则走向探寻神秘古老的东方美术法则。

展出的一件皇家哥本哈根赏瓶（图2）显示出19世纪末欧洲取法东方的新艺术风格。一方面，瓷瓶的形制来源于古希腊常见的陶罐外形，这种陶罐造型呈扁壶状，两侧“系带”造型飘逸灵动，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陶瓶样式。另一方面，瓷器的装饰采用了高温釉下彩的技术，画面呈现出一种写意般的抒情效果。瓷器画面中少有细节的打磨，取而代之的是舒朗的笔触以及浓淡自然过渡的写意效果。根据其年代推断，此件作品应该是丹麦著名瓷器设计师阿诺德·克劳格（Arnold Krog）的手笔。他曾作为艺术部门的负责人改革了瓷器的烧制和绘画手法，将中国的文人画的精神引入瓷器装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欧洲“水墨写意”风格瓷器。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期间，当地报纸将阿诺德·克劳格比作法国工艺美术大师埃米尔·加莱（Émile Gallé）齐名的新艺术风格领军人物，并称赞他具有捕捉欧洲风景的独特眼光。

图2 丹麦皇家哥本哈根写意风格瓷瓶

新艺术风格瓷器的另一个重要阵地是法国赛夫勒瓷器厂。法国是当时的欧洲制瓷大国，也是世界的文化艺术中心之一，其工艺美术成就不仅体现在瓷器的制作上，在木器、水晶、金银器等方面也十分卓著。19世纪末的法国瓷器设计依旧延续了宫廷的华丽色泽，但在装饰上大胆采用自然主义的异域纹样，使其呈现出强烈的视觉效果。展出的一件法国赛夫勒花瓶（图3）器身修长，装饰有浓艳的菊花纹样，着实表现了新艺术风格中更为鲜艳的面目。这类花草主题的纹样在新艺术时期的海报、壁纸、家具上往往可以找到踪迹，是极具代表性的装饰手法。同时，这件瓷器的装饰较少使用法国传统的重描金彩绘方法，华美中透出的是轻松、时尚的气息。

图3 法国赛夫勒花瓶

俄国的瓷器较少出现在欧洲瓷器的学术研究中，而上海博物馆却藏有一件精美的俄国挂盘，值得观众细细品味。展出的这件俄国乡村人物瓷盘（图4）画面精致，表现了两位乡村姑娘在树下休息的场景。挂盘的尺寸硕大，口沿用精细的描金图案装饰，明显是承袭了欧洲宫廷瓷器的传统。自16世纪中国瓷器输入欧洲以来，精美的瓷质挂盘往往用于装饰贵族的宅邸，尤其在壁炉周围形成了室内最富有东方情调的展示区域，用以显示主人的财力与品味。随着欧洲瓷器业的成熟，贵族们陈设的瓷器也不乏精美的本土瓷器。比如，这件俄国瓷盘富有多种装饰性元素，充分展现了俄国绘画师高超的绘画技巧，显示出俄国在传统绘画领域的深厚功底。另外，俄国皇家瓷器厂自1744年建厂以来，逐步形成自身的美术培训体系，甚至在瓷器厂内设置艺术学校，高品质的彩绘工艺也使其成为俄国瓷器艺术的最高代表。显然，这件瓷盘自然成为我们了解俄国工艺美术绘画成就的一扇窗户。

图4 俄国彩绘人物风景挂盘

荷兰陶瓷行业发端较早，早在16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瓷器贸易的时期，荷兰代尔夫特的陶匠便开始仿制中国的青花瓷。由于材料相对廉价，制作工艺精湛，代尔夫特青花陶器成为欧洲广大市民更为经济的青花瓷代替品，并随着荷兰的全球贸易活动出现在世界各地。展出中的一件代尔夫特青花扇形陶器（图5）凸显了荷兰青花陶器的个性设计。一方面，这件陶器的青花装饰早已摆脱了对中国青花瓷纹样的模仿，表现出更早历史时期的荷兰码头生活场景，并在青花的浓淡过渡上体现出画面的纵深感，有别于东方瓷器的平面化图样。另一方面，扇形的外观设计似乎与东方的扇面绘画保持着一种形式的相似，但扇子的外观明显是模仿欧洲淑女折扇，有着浓烈的东西文化融合倾向。

图5 荷兰代尔夫特青花扇形挂盆

奥地利维亚纳是德语地区较早生产瓷器的城市，也是欧洲瓷器重镇之一。展出的一套20世纪初期维也纳装饰艺术风格的茶具（图6）由浓烈的色彩拼接和几何线条组成，是欧美设计风格逐步走向现代化的代表性作品。装饰艺术风格对于上海市民来说并不陌生。外滩万国建筑群中的不少大楼是装饰艺术风格的经典案例，比如，墨绿穹顶和几何线条组合为特征的沙逊大厦深得装饰艺术的精髓，也是今日上海和平饭店的所在地。上海美术学院建筑系武云霞教授曾表示：“伴随摩登的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在欧美流行，这种风格对上海的建筑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构成上海近代城市形象的主要轮廓线。”因此，这套维也纳茶具的巧妙之处不仅在于呈现了瓷器设计的理念变化，更与上海城市建筑的美学形成了呼应，让我们在历史的两个维度上看到上海与世界美术潮流的互动。

图6 维也纳装饰主义风格茶具

如上所见，这一时期的欧洲瓷器品质最高者通常出自一些具有王家背景的窑厂，有时也被中国收藏者称为各类“欧洲官窑”。不过，少量没有款识的欧洲瓷器也展现出高超的制作水准。展品中一件产自德国的素瓷雕像（图7）即是其中的上乘之作。素瓷像表现了一位希腊风格的女性休憩在花草间的石头上，造型精准，气质淡然，显然欧洲瓷器匠人在模拟欧洲大理石的美学质感。与此同时，笔者也注意到这一时期的著名窑厂广泛开展复制大理石瓷像、浮雕的业务，可见大型瓷厂的素瓷像生产也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素瓷像所呈现出的高水准可能与欧洲的美术训练方式息息相关，加之此时正处在大量古希腊罗马雕塑被“再发现”的历史时期，故而尊奉古典美学的瓷塑也直追古意，常常能见到眼前一亮的作品。

图7 德国生瓷裸女坐像

展览中的英国陶瓷器尤为罕见，除了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韦奇伍德（Wedgewood）贴塑炻器（英国生产的一种硬陶器，与中国的宜兴紫砂瓷质类似），英国陶瓷器似乎处于“展览缺位”的状况。一方面，陶瓷学界认为这一时期的英国陶瓷业大步走向机器化的大规模生产，收藏价值不高。另一方面，英国陶瓷器在风格上没有明显的突破，依旧延续了19世纪上半叶的生产样式，艺术性体现不足。不过，笔者曾在上海购得一对英国斯塔福德郡生产的茶杯（图8），依据款式应在民国时期。这对茶杯是典型的英国骨瓷茶具，即一种加入了小公牛骨粉的薄胎瓷器，曾在欧洲风靡一时。茶杯外壁是描金的几何线条，内壁则是湖蓝色的釉面，葵口大耳，放置在餐柜中也尤为典雅大方。

图8 英国斯塔福德郡茶杯一对 笔者个人收藏

上海博物馆的欧洲陶瓷器已经在国内巡展数次，对于我们理解世界工艺美术史颇有启发。随着上海博物馆新馆（东馆）的建成，笔者相信上海博物馆藏欧洲陶瓷器将有更多机会与本地观众见面，让大家领略这一段独特的沪上“器物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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