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电影《奥本海默》近期上映，引起了广泛关注。二战期间，奥本海默被任命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主管，带领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展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使奥本海默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明星。但由于后来公开反对美国军方研制“纯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氢弹以及与原子能委员会主要成员刘易斯·施特劳斯的个人恩怨等等原因，奥本海默被原子能委员会调查。1954年，在听证会上奥本海默遭到不公正的诘难，最终被撤销了安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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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个性，复杂的经历，罗伯特·奥本海默成了悲剧式英雄。然而，奥本海默和他领导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只是宏伟的“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曼哈顿计划”还包括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华盛顿州的汉福德，以及分布在伯克利和芝加哥等地的多个实验室。而曼哈顿计划以及作为雷达研究中心的MIT辐射实验室，又是二战时期美国科学与政治关系的一个缩影。丹尼尔·格林伯格在《纯科学的政治》一书中曾说：“美国开始制造原子弹的努力通常可以追溯到爱因斯坦1939年8月2日写给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封信。在信中，爱因斯坦提醒政府要关注原子应用于战争的潜力。这封信是原子弹项目研究历史上的一个节点，但事实上，此信仅仅是递交给总统之前和之后发生的
一系列复杂事件当中的插曲——相当小的插曲。这些事件值得仔细考察，因为它们能告诉我们，
当代科学政治的形成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二战期间，美国科学界和政府的关系发生了转变。1940年以前，政府和科学界之间不但关系冷淡，而且双方都有强烈的井水不犯河水的愿望。在二战以及以后的年代，双方开始建立起充满活力的亲密关系，并由此逐渐建立起美国当今的科学体制。科学和政府的关系是极其复杂和微妙的。科学界与非科学界有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科学界内部存在哪些政治行为？科学界如何应对社会的方方面面？科研资源的分配由谁来决定，它受到哪些历史传统的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是怎样的，科学政治是如何运作的？……在美国，科学界和政府亲密、有效关系的建立经历了一段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了解这段大历史，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洪流中个人的决策和命运，例如
奥本海默传奇而悲情的故事，以及下面选文中将介绍的另一位“从许多方面看都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
万尼瓦尔·布什，作为当时政府和科学界之间最强的个人联系桥梁，他“建立了一个让科学家能够有尊严地、有效地为军事进步做出贡献的组织”；另一方面，通过审视美国科学体制的建立之路，也可以发现美国何以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对我国的科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图源：网络（左一为万尼瓦尔·布什）
关于美国科学体制的建立历史的描述和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这两部作品：《纯科学的政治》和《国家实验室：美国体制中的科学（1947—1974）》。
比如，想了解二战后期政府与科学界的关系，可以阅读《纯科学的政治》第四章“战争年代建立的关系”。以下是节选。虽然爱因斯坦和他的同道能够唤起政府对原子能的兴趣，但还需要有人能够打破传统，让各个研究机构行动起来。1940年，当布里格斯的委员会（政府新成立的“铀咨询委员会”）在对原子能进行谨慎研究的时候，一个团体正在形成，其领导人是美国历史上伟大的、从许多方面看都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之一，万尼瓦尔·布什。他是一位性格专横的电气工程师和计算机设计先驱，他于1933年卸任麻省理工学院副校长，担任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拥有地球磁场学系、地球物理实验室和其他研究中心，是美国最受尊敬的非学术性研究机构之一。任职卡内基研究所之前，布什在基础和应用的交叉科学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将诺伯特·维纳的理论应用于构建数学分析仪器。因此，凭借他的科学成就和卡内基研究所所长职位，他在学术界和工业研究领域能够左右逢源。此外，布什是当时联邦政府和学术科学界之间最强的个人联系桥梁。在搬到卡内基前几年，他已经是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的成员，该委员会作为联邦航空研究基金顾问，影响该基金在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中的资金投入，地位独特。1939年，他成为NACA的主席。作为发明家和专利持有人，长期以来他一直对专利制度很感兴趣，这使得罗斯福的亲信哈里·霍普金斯与他接触，就一项成立国家发明家理事会的提案征求他的意见。布什对科技成果在战争中的应用有着浓厚的兴趣，一直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参加反潜艇战研究。1925年，作为海军后备军官，他开始探索计算机应用于防空火力控制的问题。作为倒霉的科学顾问董事会（Science Advisory Board）下面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布什意识到，想要科学和技术领域与政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必须打破传统，但对此目前还存在重大分歧。科学技术在罗斯福新政早期的经济危机中，重要性从未明确。20世纪30年代初，人们甚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超越了经济领域和社会的理解程度，从而促进了危机的发生。但到了1940年代，雷达开始在英国上空的空战中发挥关键而引人注目的作用，表明科技在现代战争中已经变得不可或缺，而且并非难事。在各个不同方面，布什充分利用这一新的社会氛围，看人下菜碟，以动员和雇用技术人员为战争服务。“我身处华盛顿，对政府了如指掌，我懂得做这些的诀窍。”多年以后，他回忆道，“我能够看出，在技术领域，美国还在昏昏大睡。”然而，布什自己却很清醒。虽然他个人已经很久没有开展研究了，但他有能力准确跟踪别人的研究工作而紧跟前沿。1940年，当美国政府通过布里格斯主持的委员会，投入总数6 000美元的资金用于评估原子能的军事应用潜力时，布什决定从卡内基研究所董事会那里寻求资金来推动这一工作。在某些方面，他单枪匹马，全力以赴。1939 年3月31日，他手下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发给他一份关于“通过中子引起的连锁反应过程来获取铀原子的‘原子能’的可能性展望”的研究备忘录。备忘录得出结论：“检测并不能表明这种连锁反应是有可能发生的……即使假定我们目前的测量有误……我们认为其中也没有值得让我们感到兴奋的理由。”然而，布什还是坚持去探索其可能性，尽管1940年5月7日出自这同一位科学家的另一份备忘录同样下结论道：“利用铀裂变来制造威力巨大的炸弹的想法目前看来不切实际。”然而，在他与科学界交织的职业生涯中，实际上布什必然能够获取一切研究前沿信息。1940年5月9日，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写给他一封保密信函，向他透露了康普顿与阿尔弗雷德·卢米斯之间的一次谈话，卢米斯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律师，主持自己位于纽约塔克西多帕克的研究机构—卢米斯科学研究所。康普顿在信中写道：“早在最初有迹象显示铀裂变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应用价值的时候，他（卢米斯）就已经与参与这项工作的研究组走得很近……现在很明显，凯泽·威廉研究所的德国科学家正在集中精力攻克这一难题，而且很显然，如果能够确保获得大量具有一定纯度的铀235，它们能够成为威力巨大的战争武器。阿尔弗雷德中肯地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应该召集该领域的专家来研究这些可能性，如果该项目大有前景，我们好准备积极跟进。”康普顿继续写道，“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作为战争武器，绝对不能让纳粹率先开发出来），他也正在进行独立研究，并将要向阿尔弗雷德·卢米斯进行汇报。过几天卢米斯也会就此向佩格勒姆进行咨询，并计划与您取得联系。”1940年5月23日，卡内基执行委员会向布什提供了2万美元，由他自行决定如何用于“关于铀裂变的国防研究项目”。鉴于目前联邦和私人支持研究之间的平衡，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一点讽刺意味。由爱因斯坦呼吁而设立的布里格斯委员会，其资金十分紧张，陷入困境，因此很快就转而求助于卡内基研究所，希望能得到资金援助以完成任务。例如，1940年6月24日，布里格斯写信给布什，请求卡内基研究所能够提供1000美元，“以支付委员会成员的旅费、电话费和其他类似的开支。”他写道，“让政府财政提供这些资金相当困难，特别是，如果研讨会议没有在华盛顿举行的话。”他还要求向弗吉尼亚大学的杰西·比姆斯教授提供2000美元资金，“用于支付他的同事和助理的夏季工资，并购买必要的研究材料，这样可以大大推动工作进度，直到政府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8月 24日，布里格斯写信给布什，建议拨出500美元用于资助布鲁尔（农业部的一位物理学家）购买研究设备和实验用品，以研究铀同位素的分离。布里格斯在信的结尾写道，“这里我想说的是，你们向委员会提供的经费非常重要，可以让我们开始一些重要的研究，并为委员会成员提供出差费用。我会小心谨慎地对这些支出进行监督。”同时，通过布什的工作和私人关系，他决定号召各个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呼吁白宫着手组织和动员科技界参与到战争当中来。与他一起发出倡议的同事有哈佛大学校长
詹姆斯·科南特，麻省理工学院的
卡尔·康普顿，以及同时身为国家科学院院士和贝尔实验室（少数几个在学术界倍受尊重的工业实验室之一）总裁的
弗兰克·朱厄特等人。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行政管理框架，使科学界能够避免遭受和一战时那样的悲哀境遇——那些希望为赢得战争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常常发现自己要身穿制服，听命于没有一点科学素养的军人。一战中，一项总统行政命令确立国家研究委员会（NRC）作为国家科学院的执行者，负责指挥科学领域在战争中的行动。然而，NRC 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通过合约来管理各个实验室的运作；相反，它只是一个信息交换场所、顾问和准协调员，用以协调主要在军队实验室进行的研究。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一战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让他们对政府有效利用科学的能力越发怀疑。通过与霍普金斯的关系，布什在1940年6月早些时候获准与罗斯福会面，当时希特勒的闪电战正横扫法国。总统渴望得到美国社会各界的支持，把美国从孤立主义的自满情绪中拉出来，他按照“布什-科南特-康普顿-朱厄特”联合构想，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标志着战后科学和政府合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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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27日，该命令确立了美国科学界很久以来都没能实现的法律机制：政府的支持和科学界的自主权。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行政手段是，设立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NDRC）。一年后，该委员会连同战时医疗部门的医学研究委员会，成为一个新的、更全面的组织——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SRD）的一部分。由布什领导、科学家主导，以科南特作为第二号人物，OSRD组成了一只由平民掌控的后备军，直接向总统报告，与军方紧密合作来努力实现军事目标，但同时独立于军方控制之外。由布什规划，并经总统批准，OSRD的使命不是简单地为部队制定军需订单，相反，它将成为新型武器创造力的来源，不受不懂技术的军事人员关于项目有用与否的意见的左右。然而，对于美国科学的未来而言，关键是 OSRD 的工作可以通过灵活的合约形式交给大学实验室来完成，以缓解传统上科学界对政府干涉科学独立的担心。正如OSRD副主任欧文·斯图尔特所说，“合约的核心问题是，既要满足科学家完全独立自由的要求，又要保证政府资金不会被不正当地使用……执行［合约］条款是一项相对简单的规定。承包者同意就某一问题进行研究和实验调查，并在指定日期之前……对其发现和结论做最终报告。对合约的条款有意做灵活性处理，不会对承包者所要进行的研究细节进行干涉。条款中所设定的目标表述笼统，也不会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做硬性规定。”科学家已经取得了胜利。虽然战争的紧张局势限制了他们的科研，为了满足眼前的战争需要，他们几乎停止了所有基础研究，但OSRD的成立，是美国国家科学事业的一个政治地标。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要有大量的联邦资金进入大学实验室。此外，虽然与政府之间的合约旨在协调科学家的自由与责任，但它显然更倾向于保障科学家的自由。现在，布什的影响力得以直抵白宫，第一步，他就要着手处理依然在垂死挣扎的布里格斯委员会，并继续原子弹的研制。（此外，关于我们提到的万尼瓦尔·布什更多的故事，两本书中都有更详细的描述。）
【美】丹尼尔·S·格林伯格
著李兆栋 刘健 译，方益昉 审校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容提要本书是深度剖析二战期间及二战后美国科学和政治关联的首部力作。作者格林伯格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领域的代表性事件进行了剖析，具体分析了高能物理学、地理地质学、医学领域中几项重大工程的兴与衰，重点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与之后科学界与政府关系的转变。基于科学界内部以及与科学相关的诸多人的回忆和观点，格林伯格对美国科学何以发展壮大进行了厘清，从中可以窥见美国何以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对我国的科学发展、科研战略制定、科学制度完善和科学管理有借鉴意义。
推荐语
一本有影响力的著作。能够被总统、立法者、科学家和其他普通大众理解，他们也应该阅读此书。
——罗伯特·K·默顿( Robert K.Merton)
社会学家，曾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会主席
关于二战后科学机构及其与联邦政府日益复杂关系的第一本批判性著作。——《科学图书和电影》杂志( Science Books & Films)
【美】彼得·J.维斯特维克
著钟扬 等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容提要
国家实验室，包括利弗莫尔、伯克利、洛斯阿拉莫斯、阿贡、橡树岭和布鲁克海文，它们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占据了美国科学界的中心位置。国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不仅发展核武器、反应堆等一系列塑造了美国冷战政策与文化的技术，还开展物理、生物医学的研究，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所有这些都在资金、设施、人力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致使美国科学界的框架发生了重大调整。作者深入的研究和清晰的写作，使本书成为第一本探究国家实验室背后各种利益交汇点的书，正是这种利益交汇创造并维持了这个庞大的体系。作者带领我们领略了国家实验室从曼哈顿项目中缘起，到它们建造氢弹、核动力反应堆和高能加速器的时期，再至进入诸如计算机、气象学、空间科学、分子生物学、环境科学和替代能源等领域的发展过程。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实验室体系的发展映射了竞争和分权的理念。本书展示的这段历史表现了科学机构如何反映出其所处的政治体系及文化的价值观。
推荐语
作为国家实验室制度的发源地，美国目前拥有全球最为完善的国家实验室体系，具有巨大影响力。本书系统描述了美国国家实验室的起源、发展以及存在的争议和问题，使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其定位、职能和管理经验。
——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橡树岭、汉福德、洛斯阿拉莫斯、劳伦斯伯克利、利弗莫尔一一所有这些都是在全面冷战时期显赫一时的实验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实验室迅速成长起来，维斯特维克的书是第一本将上述实验室作为国家实验室这个综合体系内的元素一起探究的书。他巧妙地处理了它们与更庞大的冷战文化间及彼此间的关系。通过深入的研究和清晰的写作，他的书提供了一个罕有的特写镜头，解析了科学、国防和官僚利益在国家实验室历史上关键时期的相互关系。——丹尼尔· 凯夫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国家实验室体系是20世纪美国对科学变革的主要贡献。国家实验室是从雷达到反应堆、从计算机到夸克多个领域的主要推动力。现在正是将实验室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时候。维斯特维克的书既有深入的研究，又有巧妙的论证，一定会成为这一领域的典范，对每个想了解我们科学界是如何形成现在格局的人而言，本书非常有用。——斯班瑟·维尔特美国物理联合会物理史中心主任
网址：“奥本海默”们——美国科学与政治关系的缩影 https://mxgxt.com/news/view/28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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