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回忆冰心与老舍

发布时间:2024-12-18 06:11

与冰心的交往

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不是—个令人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她的《繁星》《春水》发表在《晨报》副刊的时候,风靡一时,我的朋友中如时昭瀛先生便是最为倾倒的一个,他逐日剪报,后来精裱成一长卷,在美国和冰心相遇的时候,恭恭敬敬地献给了她。

1924年7月28日,冰心沐浴在美国白岭风景区的余晖中

我在《创造周报》第十二期(1923年7月29日)写过一篇《繁星与春水》,我的批评是很保守的,我觉得那些小诗里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就在这篇批评发表不久,于赴美途中的杰克逊总统号的甲板上与冰心不期而遇。经许地山先生介绍,寒暄一阵之后,我问她:“您到美国修习什么?”她说:“文学。”她问我:“您修习什么?”我说:“文学批评。”话就谈不下去了。

在海船上摇晃了十几天,许地山、顾一樵、冰心和我都不晕船,我们还兴致勃勃地办了份文学性质的壁报“海啸”,张贴在客舱入口处。

1924年秋我到了哈佛,冰心在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同属于波士顿地区,相距约一个多小时的火车路程。遇有假期,我们几个朋友常去访问冰心,邀她泛舟于脑伦璧迦湖。冰心也常乘星期日之暇到波士顿来做杏花楼的座上客。我逐渐觉得她不是恃才傲物的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可企及。

1925年3月28日,波士顿一带的中国学生在“美术剧院”公演《琵琶记》,剧本是顾一樵改写的,由我译成英文,我饰蔡中郎,冰心饰宰相之女,谢文秋女士饰赵五娘。逢场作戏,不免谑浪,后谢文秋与同学朱世明先生订婚,冰心就调侃我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秋郎”二字来历在此。

冰心喜欢海,她父亲是海军中人,她从小曾在烟台随侍过一段时间,所以和浩瀚的海洋结不解缘,不过在她的作品里嗅不出梅思斐尔的“海洋热”,她憧憬的不是骇浪涛天的海水,不是浪迹天涯的海员生涯,而是在海滨沙滩上拾贝壳,在静静的海上看冰轮作涌。我1930年到青岛,一住四年,几乎天天与海为邻,几次三番地写信给她,从没有忘记提到海。但是她终于不曾来。

冰心的健康情形一向不好,说话的声音不能大,甚至是有上气无下气的。她一到了美国不久就呕血,那著名的《寄小读者》大部分是在医院床上写的。以后她一直时发时愈,缠绵病榻。有人以为她患肺病,那是不确的。她给我的信中说:“为慎重起见,遵协和医嘱重行检验一次,X光线,取血,闹了一天,据说我的肺倒没毛病,是血管太脆。”她呕血是周期性的,有时事前可以预知。她多么想看青岛的海,但是不能来,只好叹息:“我无有言说,天实为之”。

她的病严重地影响了她的创作生涯,甚至比照管家庭更妨碍她的写作,实在是太可惋惜的事。抗战时她先是在昆明,我写信给她,为了一句戏言,她回信说:“你问我除生病之外,所作何事。像我这样不事生产,当然使知友不满之意溢于言外,其实我到呈贡之后,只病过一次,日常生活都在跑山望水,柴米油盐,看孩子中度过……”在抗战中做—个尽职的主妇真是谈何容易,冰心以病躯肩此重任,是很难为她了。她后来迁至四川歌乐山居住,歌乐山在重庆附近算是风景很优美的一个地方。冰心的居处在一个小小的山头上,房子也可以说是洋房,不过墙是土砌的,窗户很小很少。里面黑黝黝的,而且很潮湿,倒是门外有几十棵不大不小的松树,秋声萧瑟,瘦影参差,还值得令人留恋。一般人以为冰心养尊处优,以我所知,她在抗战期间并不宽裕。歌乐山的寓处也是借住的。

抗战胜利后,文藻任职我国驻日军事代表团,这一段时期才是她一生享受最多的,日本的园林之胜是她所最为爱好的,日常的生活起居也由当地政府照料得无微不至。

1949年6月我来到台湾,接到冰心、文藻的信,信中说她们很高兴听到我来台的消息,但是一再叮咛要我立刻办理手续前往日本。风雨飘摇之际,这份友情当然可感,但是我没有去。此后就消息断绝。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回到了大陆。

老舍:为人和蔼可亲,内心却很孤独

1938年,老舍和我都在四川北碚。老舍先是住在林语堂先生所有的一栋小洋房的楼上靠近楼梯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很小,一床一桌,才可容身。他独自一人,以写作自遣。

老舍先生

有一次,我问他写的小说进度如何,他说每天只写七百字,不多写。他身体不大好,患胃下垂,走路微微有些佝偻着腰,脸上显着苍老。他写作的态度十分谨严,一天七百字不是随便写出来的。他后来还说:“什么字都要想好久才落笔。”

老舍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内心却很孤独。后来,老舍搬到马路边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我记得那一排平房中,赵清阁住过其中的另一间,李辰冬夫妇也住过另一间。那个地方离我的雅舍很近,所以我和老舍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有一天,我带着文蔷去看他。那时候文蔷还在沙坪坝南开中学读初中,请人签名题字是年轻学生们的习气。老舍欣然提笔,为她写下“身体强学问好才是最好的公民”十三个字。虽然是泛泛的鼓励话,但也可以看出老舍之朴实无华的亲切态度。他深知“身体强”的重要性。

在这个时候,老舍得了急性盲肠炎。当时罹患盲肠炎的人很多,在朋友中,我首开纪录。由于当时缺乏消炎药剂,我两度剖腹,几濒于危,住院一个多月才抬回雅舍休养。老舍步我后尘,开刀也不顺利,据赵清阁传来的消息,打开腹腔之后遍寻盲肠不得,足足花了个把钟头,才在腹腔左边找到,普通盲肠都在右边,老舍由于胃下垂之故,盲肠换了位置。行手术后,他的身体益发虚弱了。

抗战初,老舍和我一样,只身出走到后方,家眷由济南送到北平。他写信给朋友说:“妻小没办法出来,我得向他们告别,我是家长,现在得把他们交给命运。”后来,我曾问其夫人近况,他故作镇定地说:“她的情况很好,现服务于一所民众图书馆——就是中央公园里那个‘五色土’后面的那座大楼。”事实上,抗战到了末期,北平居民生活非常困苦,几近无以为生的地步。不久,老舍的夫人也来到了后方,在北碚住了不久便和老舍搬走了,好像是搬到重庆附近什么乡下去了。他离去不久有一封信给我,附作律诗六首。诗写得不错,可以从中窥见他的心情,他自叹中年喜静,无钱买酒,半老无官,文章为命,一派江湖流浪人的写照!

老舍之死,好久是一个谜。现在不是谜了。他死得惨,他的父亲也死得惨。老舍的夫人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的时候,他父亲死在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是舅舅家的二哥回来报的信,这个二哥也是旗兵……他败下阵来,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点水喝,正巧遇见了老舍的父亲。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父亲身上的火药打燃,全身被烧肿,他自己爬到了这个粮店等死。二哥看见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说话,遍身焦黑,只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后来父亲的小小衣冠冢中埋葬的就是这双袜子。当时老舍尚不足两岁。

这段悲惨的家史是天然的小说题材,在老舍的一生中,不管走到哪里,它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的记忆里,勾起他无限的辛酸和义愤。历史不能重演,然而,历史又往往那么酷似。老舍的父亲孤单而受尽苦痛地死在一间小粮店里,老舍本人也同样孤单而受尽苦痛地死在一个小湖的岸边;老舍父亲的墓冢中没有遗骨,只有一双布袜子,老舍本人的骨灰盒中也同样没有骨灰,只有一副眼镜和一支钢笔……老舍最后一部小说是《正红旗下》,这部小说刚刚开了一个头,刚要写到义和团,刚要写到他父亲的惨死,便没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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