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我是一个好作家，但不是一个好编剧

发布时间：2024-12-18 05:24

　　针对“文学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刘震云和他母亲曾有过一番探讨。

　　彼时上了北大文学系的刘震云认为，文学的作用是为了表现生活，而母亲说，如果是为了表现生活，那直接看真实的生活不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看小说。

　　于是刘震云说，那写小说是为了揭露生活？然而揭露生活的什么呢，谁又敢说所见即真相？

　　后来刘震云在看很多经典名著，文艺作品时意识到，人的肉体会死去，人的年龄会增长，但艺术作品不会，《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人物，他们在艺术作品中获得永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留住时代中那些珍贵的人和事，以及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这或许才是艺术的功能所在，也是文学和电影的相同之处。

　　刘震云作为当代文坛重要的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其创作的《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被认为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魔幻主义”。

　　而随着他的小说《一地鸡毛》《手机》《我叫刘跃进》《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相继被搬上大银幕，获得各大奖项，亲自担任编剧的刘震云和影视圈也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作为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文学与电影一直都有着密切且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漫长的文学和电影发展史中，二者此消彼长相互影响。作为一个拥有作家和编剧双重身份的人，刘震云对于文学与电影的看法有着独特的视角。

　　在2020“大师之光”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上，刘震云用一天时间以“从文学到电影”为主话题，分享了他的创作历程。

　　吴天明导演发起的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成立五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提升中国青年编剧的创作水准，让更多的青年影人受益于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的公益编剧课程。

　　此次落地济南莱芜，邀请了国内电影、电视剧和文学创作领域具有代表性及影响力的导师，希望为国内的青年编剧开拓更广阔的创作思路。作为一个跨界文学和影视的大家，刘震云就是其中受邀导师之一。

　　创作论

　　刘震云作品中有很多对人性的思考和对情感的写实，给人以震撼的画面感和心灵激荡。那么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是如何进行创作的呢？

　　1、作家应是聆听者，倾听那些被忽略的人和事儿

　　很多时候，读者的反馈能够让作家更深入的认识自己的作品。刘震云分享曾经在国外做《我不是潘金莲》书籍推广的历程，遇到一位读者说，在看到李雪莲对着牛说话的时候，她深感悲伤，人们都不听她的话，只有沉默的牲畜陪着她。

　　而后又想到其实还有个人在聆听，那就是作家本人，是他发现了李雪莲，创造了李雪莲。

　　刘震云说，其实很多时候作家就是那头牛，倾听那些被忽略的人，那些被忽略的事儿。他也在多个场合强调，自己是作品中人物的“聆听者”，在创作中跟他们聊天，听他们的心事。

　　而作为文学和电影工作者，如果能准确的捕捉，隐藏在周围，却总是被忽略的人物情感，那将会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2、写生活中的人，故乡成为创作宝库

　　刘震云的故乡和故乡人，成为了他文学致胜的法宝和开掘文学矿藏的钥匙。

　　刘震云回忆到，在写作拉不开栓的时候，他妈看到他的苦闷，曾问了一句，写东西的里面，鲁迅就是大个的吗？刘震云回答，很多人都奉他为祖师爷。于是他妈说道，那这事不这难。

　　鲁迅的书我看过，后园有两棵树，一颗是枣树，另一颗也是枣树，这我都能写出来。我卖酱油，一个是酱油缸，一个也是酱油缸，很容易。我就是识字少。

　　刘震云也曾提到他一米五六的姥姥，说她是割麦子的超级高手，几里地远的麦子，她能一气到头，把众多大男人抛在半中腰。刘震云有一次跟姥姥炉边夜话，问，你为什么能割那么快？

　　姥姥说，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割麦子从来不直腰。你直一次，就想直第二次，第二十次，第二百次……你就永远割不完麦子。

　　他还有位做木匠的舅舅，曾说，我能成为一个好木匠，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用三天时间，而我用六天。

　　每逢自我怀疑时，他习惯于从童年往事中汲取力量。

　　曾经那位外国读者还表示，在刘震云的小说里看到了中国人幽默，看到了中国百姓活色生香的生活。

　　“幽默”是很多人对刘震云及其作品的评价，而他一再申明：“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随便找一位老乡，即便三岁孩子都特别幽默，因为“他们平常是用开玩笑来过日子的”。

　　这种处世态度，在他的作品中很容易辨识，哪怕是《温故一九四二》中处境悲惨的河南灾民。

　　“一个民族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每件事，但它内心深处是什么？”刘震云说，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写出中国人的说话方式、中国人的生活，进而展现他们的生活态度以及世界观，那他非常欣慰。

　　3、写故事就像解数学题，都需要逻辑支撑

　　大多数的我们或许并不能将生活中的人和事儿，作为故事的素材在文学中展现出来。因此，对于作家来说，找到可书写的人和事儿之后，还需要有构建故事的能力，从思想和哲学的角度提炼出想要表达的形象。

　　刘震云14岁的时候参军，前往甘肃，在戈壁沙漠度过了艰难的军事生活。虽然环境不好，至少可以吃白馒头。1977年恢复高考时，刘震云选择参加高考，开始抓住所有宝贵的时间考虑，他去找他的指导员王卫东说：“我不想参军了，我想回家参加高考。”

　　7月份的高考如期举行，有优异的数学成绩加持，刘震云最终以河南省状元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当时中国正处在文学热的时代，写作是件时尚的事，大家都在写，但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初和他一块儿写作的人几乎都已经放弃写作了，他却已经自成一派。

　　说起自己故事的秘诀。刘震云说到：“我故事写得好，可能是因为我数学好。写故事就像作数学题一样，数学通过公式推导结果，故事也需要前因和后果的逻辑。”

　　此外，不管是文学还是电影创作者，如果对本身从事的艺术没有独特的看法，会注定平庸，反之才有可能伟大。

　　刘震云用《红楼梦》和《水浒传》来举例：

　　林黛玉是“泪眼”看世界，整个《红楼梦》也是以“泪眼”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这是它的伟大之处。

　　《水浒传》的伟大，是他用链条式的独特故事结构，阐述了作者施耐庵对大宋朝的认识。

　　编剧说

　　刘震云作品最早被改编是1995年，也是初次和冯小刚合作。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两个短篇小说《单位》和《一地鸡毛》，拍摄了电视剧《一地鸡毛》，由陈道明和徐帆主演，刘震云担任编剧。

　　而后刘震云相继担任了自己作品《手机》《我叫刘跃进》《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以及《一句顶一万句》的编剧。

　　1、我是一个好作者，但不是一个好编剧

　　虽然由他编剧的电影《一九四二》荣获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改编剧本奖、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同时，《一九四二》也摘得第31届伊朗曙光旬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但刘震云始终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好编剧。

　　在与冯小刚和张国立合作过程中，发现小说中长段的台词，在电影剧本中大多是不合适的。而小说对环境文学性的描写，在电影呈现上也会遇到问题。

　　如在写《一九四二》的时候，冯小刚就说指着一处说剧本需要修改，刘震云写的是灾民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因为短短一句话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拍摄；在写《我不是潘金莲》的时候，李雪莲经过在牛棚与牛倾诉心事，最终决定还是要去告状，他的剧本是“一夜过去了”，用电影语言表现出李雪莲这一夜的心理历程，并不容易。

　　一个好的作家，要成为一个好编剧并不容易。

　　2、改编之所以难，是因为文学与电影的诸多不同

　　文学到电影之所以很难，刘震云认为是因为文学和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二者在讲故事过程中有本质的不同，在他看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方面，文学和电影叙事的语言不尽相同，文学是语言的叙事，电影则通过视听语言讲故事，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其次写小说是个体的创作，是个人的表达，而电影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合作的艺术。从受众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受众也是一对一，就像两个人在灯下谈心，因此，小说的心理描写尤为重要，需要解释给读者为什么这样做，而电影面向大众，就像熙攘的酒店大堂、酒吧亦或茶室，需要照顾到更多人。

　　从人物来看，小说可以有很多人物，而电影主人公也就三四个。《一句顶一万句》作品中，有名有姓的人就上百。并且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是稀疏的，他可以在小说中不起到绝对的作用，而电影中的主人公之间需要有强关系和连接，才可以推动剧情的发展。

　　从载体和容量来看，小说可短可长，短至几万字长到百万字，在为故事服务的基础上可自由伸缩，而电影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故事和人物的构建，因此编剧这个职业很了不起。

　　更形象来说，如果把二者比作一盘菜，电影注重色香味俱全，文学更注重切菜、搭配、炒菜的过程；如果比做水，电影像奔腾的河流，一往无前，一去不复回。而小说像大海，浪花底下的旋涡暗流，以及潮涨潮落才是它的魅力所在。

　　正是因为这些不同，从文学到影视成功的作品少之又少。这考验的是编剧的专业度和技巧，同时也非常考验导演的功力。

　　3、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成功的改编需要懂它的人

　　“我的小说其实都不适合改成电影，因为电影要求集中、清晰，而我的小说恰恰相反，杂而散，而且基本没有故事，这就自动会考量谁是特别好的导演。《一句顶一万句》出来之后，有五六位中国一线导演都找过我，说希望改成电影，但是小说里有100多个人物，他们都问我，如何把这100多个人物装到一部120分钟时长的电影里？我认为，这是电影导演应该解决的问题。”刘震云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