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摘》文章:张学良与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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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闾蘅 张闾芝 陈海滨
1950年4月,张学良一连收到了两封宋美龄的来信。
在4月11日信中,宋美龄说:“自我返国,我就一直安排和你见面,所以未给你写信,但每次要去看你时,总临时有事……但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忘记你……所以,下周末我将可以来看你。”宋美龄说到自己“身体不适”,希望张学良要“仰头振作”。
张学良一算时间,急忙复函,“切请其勿来,因路远而太坏,余可随时随地往见。”信让刘乙光带去台北。
4月24日刘乙光从台北回来,面带喜色,说他到台北后先见了毛人凤,又去见了蒋经国,“由经国带见蒋先生,一切正在研究中。”并带回了宋美龄的信及糖、罐头等。
宋美龄在信中说:“下周我应该可以和你见面,时间和地点我会通知刘乙光告诉你。”
1950年4月30日,头一天已接到通知,让张学良今天去蒋介石大溪官邸,说“蒋夫人”约见。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与宋美龄虽极少见面,但彼此之间书信未断,宋美龄总是在每封信的开头称之“Dear汉卿”。随信还寄来各种礼物,不时地询问需要什么,为他请来伴读明史的学者;怕他寂寞,寄来了杂志;甚至寄来了小狗的照片,告诉张学良,她养的狗生了一窝可爱的小狗,是否需要送来一只做伴……
接到通知后,张学良辗转于榻,一夜未眠。
早上五点半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北行,11点到大溪蒋家别墅。小休约一小时,蒋夫人到,谈了一些家常,然后在寓午餐。饭后,蒋夫人问张学良对她有什么话说吗,张学良答:“国家已到了这样天地,还有什么可说呢?我是无有可以帮助的了。只有两件事,想求一求夫人:1.在私情上想望一望蒋先生;2.请代家中索几个钱用。”宋美龄答应了,说写给家中的信由她转。
这是张学良与宋美龄自1937年浙江奉化一别,在台湾大溪,一次短暂匆匆的会面。一晃十余年过去了。1937年4月10日,宋美龄在奉化雪窦山妙高台招待张学良、于凤至午餐,在座的有宋子文、端纳、董显光,饭后大家一起打牌。4月14日,宋美龄还单独请了张学良、于凤至吃饭。1950年4月是张学良到台湾后第一次见到宋美龄。这一年,张学良50岁,宋美龄53岁,都到了“知天命”之年。当年被宋美龄称为“绅士”的张学良顶发已谢,而宋美龄风采依旧,两人相见,更多是无语相对,同为孤岛“沦落人”,“还有什么可说呢”?
“两点半,夫人离去,余等返回,约晚九点半方到井上。”也就是说从井上温泉到大溪蒋家官邸,来回山路跑了近7个小时。疲惫与兴奋交织,在昏暗的油灯下,张学良记下了这难忘的一天。
在蒋夫人的关照下,张学良的山居生活多了几缕色彩。陆续收到家人的信件,伊雅格从美国寄来了钱款,送来了相机……
中秋时节,宋美龄托人送来月饼、茶叶、水果、杂志等。佳节思亲,读到于凤至从美国的来信,以及子女闾瑛、闾玗、闾琳的信,张学良、赵一荻自然倍感欣慰。儿女们在美国有于凤至照看着,让他们少了几许牵挂。收信、复信成了张学良、赵一荻幽禁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光。
1951年4月21日,刘乙光从台北返回,直奔张学良屋内,说“蒋夫人安排,有一人要见你,明天一早去大溪”。张学良纳闷急问“见谁”,刘乙光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是谁。”
又起个大早,中午12点才到大溪,去蒋家别墅坐了一个小时。张学良一看,进来的人竟是伊雅格!张学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展看伊雅格带来的宋美龄的信:“伊雅格来看你,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你写几个字,我非常感谢你记得我的生日,你送给我当地(高山族)生产的布料,很可爱,我特别喜欢其亲和的颜色。”
宋美龄3月4日(农历二月十二日)生日时,张学良寄去了贺寿信,并从当地人手中购买了以原始方式织染的布料作为寿礼送去。当时张学良听说宋美龄身体欠佳,也去函问候。宋美龄谈及自己“因不慎从梯跌下,在床上躺了三周……这样行走不便还会保持几个月……”在信的最后,有这么一句:“如果有其他需要的物品,请随时告诉我好吗?”
伊雅格的到来,真是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他知道这是宋美龄专门为他安排的会见。故人相见,久别重逢,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伊雅格与张家三代人熟稔,是张学良年轻时的挚友,按张学良的话说是“可以引为终生的朋友”。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孩子闾琳,就是托伊雅格在美国安排一白人家庭科恩夫妇家中寄养的,当时科恩夫妇的儿子与闾琳同岁,这样有一小伙伴相陪。两人谈到下午4点才分手,伊雅格带来了几份银行文件让张学良签字,这些钱对张学良来说,真是千里送“重金”,患难之时,更显朋友之“赤子之心”。
天色已晚,夜行山路不安全,张学良只能留宿蒋家的卧榻旁,是否能够安然入睡?不得而知。4月23日早7点动身,下午1点,载着一车的各种礼物,张学良带着蒋夫人、宋子文的信及家信,也带着见到伊雅格的喜悦赶回井上温泉。他知道等在井上家中的赵一荻,一定有些着急了!
宋美龄之所以安排张学良与伊雅格会面,是希望通过伊雅格的渠道,让张学良更多地了解在美国的家人情况。11月,伊雅格两次来台,带了一台英文打字机,请宋美龄转交。宋美龄在11月27日的信中写道:“从伊雅格告诉我消息,我很高兴一切都很顺利。”宋美龄讲述了“凤姐姐”及几个孩子的情况后,也谈到闾琳,“我不认为你需要担心他,我们应该知道少年男孩需要有一个时间的成长,来认识自己,何况他是聪慧的男孩。”
宋美龄以女性的细腻、优美的语言来讲述这一切。“你不知道,我是多么高兴能给你这么多伊雅格给我的好消息。”
收到这些礼物,在1951年岁末,张学良用英文打字机给“凤至及儿孙”复信,给伊雅格致信,并“上蒋夫人”谢信,将家信等附去请代转。在给家人的信中,寄去了张学良在井上温泉拍照并冲洗的40张照片。
宋美龄到了台湾后,也许是不习惯台湾岛亚热带的气候与水土,身体一直不适。先是不小心摔了,背部受伤,隐隐疼了好长时间。接着感冒,又受到神经性皮炎的困扰,试用了各种药均不管用。她在1952年1月25日给张学良的信中抱怨:“医生说,最彻底的治疗,还是充分休息,放松心情,忘却烦忧——说得容易,但我如何能做到,——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困难时间。”
宋美龄给张学良送来了“新春”礼物,“年糕是自制的,咸肉是我们自养的猪腌制的”,还送了拼图玩具,“希望你喜欢这些拼图,那会令人着迷的。”还有粉丝、枣、桂圆、粽子、袜子、杂志等。
张学良的身边没有什么好的礼物回赠,唯保存了一些过去收藏的古画及画册,他听说宋美龄喜欢画画,就送了“蒋溥年的画册”。
研习国画,成了宋美龄放松心情、修身养性的爱好,“据我的老师讲,我的画风及笔法近似石涛、沈石田,所以我一直在研究学习他们的画,但在台湾很难取得他们真迹来研习……”张学良收到信后,托人又送去了查士标画册。
5月的井上温泉,气候宜人,草木葱郁,而台北却炎热蒸人。这样的湿热环境,对于宋美龄来说,是非常不适应的,在收到张学良送来的画册时,她刚好完成一幅画,便题了款,请人送交张学良。这是一幅临摹石涛的画。
“我希望你会喜欢,请你包涵我的生涩笔法,到底我学习国画仅11个月,我的原则是不将我的画送人,同时我知道还有许多该学习的,而且目前离我自定的标准,还相差甚远,但我将此画送你留作纪念。一幅美龄初学的画,也许会引起你的兴趣。”
1952年的夏天刚过,宋美龄决定去美国看病。即便在美国,也不忘托人给张学良送去食品。张学良在10月20日忽然收到台北送来四包食品,“不明何人所赠,后来询明系蒋夫人送的,即复函谢并问病(因夫人在美治病),托毛局长转寄。”1953年2月12日,“台北送来年礼四包,云系蒋夫人所送。”
宋美龄在美国待了将近半年,1953年3月27日返回台湾。5月1日,信差送来了“蒋夫人来函,附来家信,伊雅格信及孔庸之(孔祥熙)等信,共23封,45页,外附衣物两大包。”
在美国期间,宋美龄见到张学良的女儿闾瑛及女婿,“他们都很好”。于凤至到旧金山的医院探视,被医生谢绝,“我未能见到她,我感谢她,也觉抱歉。”宋美龄还为张学良带了四件夏威夷衬衫,并在信中交代:“这些衬衫是着于长裤外的,而不是穿在长裤腰带内,我希望你穿时感到凉爽。”
1954年,备受“神经性皮炎”困扰的宋美龄再度赴美就医。10月23日返回台北后,25日立刻给张学良去了一封信:
“我前两天刚回台北……在旧金山见到凤姐姐,她到医院来看我,次日我们一起吃晚饭……她能说英语,而且她看来比我十年前见她还要年轻十岁,我既惊讶又高兴,见她如此自立……她看起来很快乐,而且心神非常宁静,但她非常想念你。”
宋美龄给张学良送来了收音机。当时台湾竹东山区除了山地居民原始耕作外,与外界多无联系,交通尚不通畅,更谈不上电及电话,晚上多靠油灯照明,国外友人或朋友送来的小电器,张戏称“多为废物”。宋美龄送来收音机时交代“我已装了电池,你打开就能收听……我希望它带给你乐趣”。
这是张学良在井上温泉唯一能使用的“家用电器”,也使他后来养成听收音机的习惯。张学良因伴油灯熬夜,几近失明,根本无法看清收音机上的波段,他在卧室摆放了好几台,请人分别固定好波段,这样他想听什么电台的节目一打开就可以了。通过收音机得以了解外界的变化。
(摘自《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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