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不扫兴的妈妈”是什么感觉?
“叛逆妈妈”胡永平把女儿韩舒淇处成了朋友、闺蜜和下属,她们之间有过疏离和试探、平等和自由,唯独没有掌控关系。胡永平将自己和女儿的日常生活分享到网络上,视频里欢乐、新奇的场景吸引了不少年轻网友。人们惊讶于她们之间轻松和谐的母女关系,称胡永平为“梦中情妈”,感叹“谁不想拥有一个这样的妈妈”,抑或是“想成为一个这样的妈妈”,留言中除了流露出羡慕之情,还夹杂着对自身家庭关系的感伤。显然,这不是一种在中国家庭中常见的相处模式,韩舒淇也是在看过网友的留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和妈妈的关系能给这么多人带来抚慰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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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英武
胡永平喜欢玩各种极限运动,女儿在她的推动下学会了开越野摩托车有边界感的母女
还有几个月,胡永平就50岁了。40岁出头时,她喜欢上极限运动,越野摩托车、跳伞、滑雪、潜水,占据了她工作以外的大部分时间。第一次跳伞前,她立下遗嘱,因为一个月前看到高空跳伞碰撞事故的新闻,死了好几个人,“以防万一嘛,但没用上”。第一次买完越野摩托车,她去小树林里试骑,直接撞上树,头撞晕了,树也折了。在车库挪车,没扶住,车倒在腿上,过了很久才发现韧带断了,医生嘱咐她静养半年。没等拆掉绷带,雪季来了,自己滑不了雪,她便带着女儿韩舒淇赶去雪场,看着她滑。运动给她带来肾上腺素分泌的刺激感。“人总得找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生活才有点滋味,否则就是日复一日地活着。”胡永平说。
韩舒淇觉得,自己和妈妈除了性别一样,哪儿都不像:妈妈胆大,她胆小;妈妈喜动,她喜静。在胡永平的积极推动下,韩舒淇也尝试了许多运动,过程却多少有些勉强,她始终体会不到运动的乐趣。滑了几次雪,被摔怕了,不想再去。母女俩约好一起考高级潜水证,韩舒淇在考初级证时就卡住了,在水上漂一会儿就恶心,吐了教练一脸。胡永平拿出“杀手锏”——考上初级证,就奖励她一万块钱。韩舒淇强忍着难受,在好几个教练的搀扶下完成了课程,拿到了证书。再让她考高级证,她连连拒绝:“绝对学不了了。”之后便再没有潜过水。唯一坚持下来的是越野摩托车,两年后学成,胡永平给她拉了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热烈祝贺韩舒淇考取摩托车驾照”。
现在每当韩舒淇拒绝外出运动时,胡永平都会嘲讽她:“当初死活不要,后来发生了什么?人都是会变的,所以永远不要说‘不要’。”后来发生的事,是韩舒淇在学摩托车的过程中认识了她现在的对象。“就搁屋里躺着,你对象能从房顶上掉下来啊?”妈妈的一句话怼得韩舒淇哑口无言。韩舒淇总是抱怨妈妈把她的喜好强加在自己身上,胡永平却另有一套逻辑——年轻人就该多体验新鲜事物,才能拓宽自身边界,否则怎么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这样的口舌交锋是这对母女每天都会发生的日常,即便面对一个进门才几分钟的陌生客人,她们也会很快暴露自己的“本性”,浓厚的东北腔里透着点搞笑。
在女儿韩舒淇眼里,胡永平是叛逆的,经常显出不符合年龄的“离经叛道”。她不会做饭,十几年前给韩舒淇煮过粥,被嘲笑不好吃,便很少再下厨,要么支使女儿做饭,要么点外卖。她喜欢喝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韩舒淇给她立下规矩,一天只能喝一瓶,但根本拦不住。她说,每年都体检,又不缺钙,“无所谓了”。她比女儿更早去文身,右大臂上一大片。她的发型和发色每半年换一次,从灰色到白色,从齐肩到齐耳,常常让人“眼前一亮”。选择浅色系是因为前额长出了白发,她不想染黑,索性全部染浅。
因为很少干涉女儿的自由,胡永平成了韩舒淇眼中“不扫兴的妈妈”。高中她早恋,妈妈不反对,只说了两条原则:18岁之前不能发生性关系;如果实在忍不住了,记得戴套。还翻出BBC的性教育片给她看,她觉得恶心,跑掉了。交了男朋友,妈妈会跟他们一起吃饭,也听他们隔着电话吵架,但从不对他们的关系发表意见。找不到合适的对象,韩舒淇伤心了一段时间,吃着饭就哭起来,妈妈安慰她的方式简单粗暴,要么打款,要么买包,告诉她:“要相信爱情,像它明天会来一样期待,像它永远不会来一样好好生活。”韩舒淇下定决心减重后,妈妈跟着她一起吃减脂餐,她瘦了25斤,妈妈却一斤没瘦。韩舒淇说,妈妈从来不告诉她应该怎么样,只会跟她在一起,做她的朋友。
胡永平经营着一个分享汽车知识的账号,团队里大多是“90后”,大家叫她“胡姐”,韩舒淇也跟着叫“胡姐”,有次被韩舒淇姥姥听见,当场对她展开批评教育,还是胡永平跳出来帮她解释的。胡永平不在乎女儿叫她什么,“胡姐”后来演变成“小胡”“胡永平”——“胡永平,你又背着我追剧了?”“胡永平,起床,狗还没遛呢!”相应地,胡永平则叫韩舒淇“韩总”或者“哈士奇”——“哈士奇,该做饭了!”“哈士奇,帮我把衣服洗了。”
胡永平身上总是有使不完的能量。45岁时,因为新陈代谢变慢,患上甲状腺功能减退,跑步能坚持的时长也变短了,她明显感受到年龄带给人的改变,为此伤感了一年,“我还有很多事没来得及做,那些事对体力要求都很高”。她想把架子鼓再捡起来,之前因为跳伞闪了腰,无法久坐,架子鼓被她搁置了很长时间。她还想学画画,她想看看自己能画出什么来。相比之下,韩舒淇则没有那么多目标或愿望,是一个靠吃饭和睡觉就能满足的人。胡永平形容她:“每天有10个小时在睡觉,剩下有12个小时在思考吃什么。”但胡永平很少替她感到担心,甚至羡慕她可以随时快乐的能力,“她就算不是一个努力上进的人,但也不是一个败家的人啊!”
作为一名上市公司曾经的高管,胡永平在职场上对自己够狠,却不想将这种作风移植到对女儿的要求上,她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仅限于在关键时刻拉女儿一把。至于韩舒淇未来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胡永平觉得那是她自己的事。“很多父母想的都是‘我走过的弯路你就别走了,我吃过的苦你就别吃了’,怎么可能啊,除非你生了一个天赋异禀的小孩,很早就想明白了自己要什么,否则的话都要通通再来一遍。”
胡永平不是没对女儿产生过期待,但总是能很快放下。韩舒淇在英国留学时,胡永平建议她多出门旅游,拍拍留学生活,经营一个抖音账号,那时正值短视频兴起的风口,但韩舒淇没听。后来看到一些很快走红的留学生账号,胡永平也会叹息,“有点可惜,觉得她浪费了一些时间,但退一步想,青春不就是用来浪费的吗?”胡永平觉得自己对女儿的期待谈不上望子成龙,只是希望她能找到自己的热爱,退而求其次是赚钱养活自己,因为她很早就意识到女儿走不了学霸或精英的路线,“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过是芸芸众生”。胡永平有个高中同学是位女强人,人到中年便事业有成,孩子读初中时,她辞去工作专心陪读,胡永平觉得这样大人和孩子都很累,但她能理解同学的做法,“人家孩子学习就是拔尖,就是这块材料,也不能浪费了”。
大学毕业前,韩舒淇曾在上海一家MCN机构工作过一年,微薄的薪水和重复的工作让她感到无望,受疫情影响又很难找到新工作。胡永平得知后,劝她回北京来,跟自己一起经营工作室,母女俩从此多了一重工作关系,妈妈成为女儿的老板。胡永平说,这是非常状况,自己不得不出手。一般情况下,她希望尽可能与女儿保持互相独立的界限。两人一起旅行或出差,通常是胡永平坐公务舱,韩舒淇坐经济舱。一次去三亚出差,飞行长达4个小时,胡永平给女儿升成公务舱,回家后就叫女儿把升舱费用补给她。有时候,胡永平会给韩舒淇一些奖赏,只是为了告诉她,赚钱可以给人带来自由。
韩舒淇早已习惯了妈妈树立的边界感。她们从不拆对方的快递,各自吃各自买的东西,借用对方的东西要打招呼。两人同住一个屋檐下,渐渐处成了保持距离感的室友。
女儿四岁时,胡永平离开老家来到北京,母女俩分离了11年妈妈的“君子协定”
胡永平自认为年轻时和女儿一样,也是个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计划的人。大学毕业后,她和父母同在佳木斯本地一所大学工作,在父母的催促下早早结婚生子,住在街坊四邻都互相认识的家属大院。丈夫在同一学校教书,两人收入微薄,婚后一直住在父母家。几年后,她和丈夫感情濒于破裂,日子过得依旧拮据,对工作更是厌倦,听着同事们天天聊着家长里短,她觉得索然无味,一想到以后几十年还要重复这种生活,就受不了。她决定离婚,离开佳木斯,逃离熟悉的封闭的环境。
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父母质问她,丈夫又没有干过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要离婚?身边人议论她,为什么要丢掉铁饭碗?更令她痛苦的是放不下女儿。反复纠结了一年,每天都在思考何去何从,整夜整夜地失眠。后来她想通了,“我得先做一个自私的人,先爱自己,让自己身心健康地活着,否则我的陪伴算什么?”
2002年,胡永平来到北京,为了赚钱,也为了寻找新生活,那年韩舒淇4岁。她身无一技之长,年纪也不小了,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借住在朋友家,如同无头苍蝇。来北京后的前5年,胡永平换过七八份工作,在房地产公司干过行政助理,去家具厂干过销售,在光盘厂压过光盘,做过保险代理人,开过饭店,平均每年搬一次家,日子过得又累又穷。每年过年回到佳木斯,父亲在年夜饭上喝点酒,就开始痛骂胡永平“在外面混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她暗下决心:“我就算吃不饱饭,也不会回来。”那几年的跌跌撞撞,对她来说是在寻找各种可能性。
但对女儿,她始终心怀歉疚。这段经历也决定了她日后对待女儿的态度,“我对孩子的要求没那么高。我自己都稀里糊涂地走到了30多岁”。如同接受自己的迷茫一样,她也接受女儿的迷茫,自己做不到的事,就不会用来要求女儿,这是她想坚持的原则。
33岁那年,胡永平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公司同事普遍比她小七八岁,大多是男的。她很喜欢这份工作,也越干越擅长,“简直是奇迹,不亚于茫茫人海中找到真爱”。为了弥补之前几年“浪费的时间”,她拼命地工作,常常加班至深夜,几乎没有生活。几年后,她升任某事业部总经理,人生逐渐步入正轨。公司上市后,她实现了财富积累的跃升。
胡永平离开后,韩舒淇跟着姥姥姥爷一起生活。上小学时,她知道父母离婚了,但并不觉得伤心,“反正俩人都不在我跟前,离不离的跟我有啥关系?”妈妈,对韩舒淇来说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陌生的人。虽然每次妈妈回家过年她也会兴奋,但那种兴奋更像是一种新奇感,针对一个从外面回来的人,“我大舅回来我也开心”。妈妈离开前她也会难过,但她觉得那更多是因为不舍得过完年,“不想伤心,你知道人家必然是会走的”。韩舒淇总是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回忆那段时光,言语之间充满了“我不在乎”的态度。
她爸一直住在佳木斯,偶尔会去看看韩舒淇,给她拿点零花钱,但经常放她鸽子,答应她去哪儿玩事后又忘了。几次以后,她很少再对他提要求,“一点一点的,就没有期待了”。韩舒淇从小就不服管,撒谎、偷钱、早恋,挨过不少打,事后都被她当作笑料讲给人听。有次爸爸睡着了,她试图从他裤兜里偷钱,惊醒了他,两人四目相对,接着是一顿暴揍。爸爸只有在喝醉酒的时候,会亲昵地表达对女儿的感情,“闺女,我最爱你了,我的钱都留给你”。韩舒淇便逗他道:“你写个字条给我吧。”
韩舒淇读高一时,胡永平想正式将她接来北京,她不愿意,觉得北京太大,妈妈太陌生。那时她已经在佳木斯的高中开始军训,结果跟老师发生冲突,闹得很不愉快,这才不想留在佳木斯了。跟妈妈生活在一起的第一年,韩舒淇总是很小心翼翼,“我想表现得自己毫无需求,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做个透明人”。妈妈吃饭不规律,韩舒淇即使饿了也不说,靠睡觉来转移注意力。有时候自己买完东西,会快速吃完,然后处理掉垃圾,以保证不会被发现。在卫生间洗澡,她觉得那些洗漱用品都打上了妈妈的私有烙印,自己不能用。
那时韩舒淇和妈妈没有太多交流,印象中妈妈总是匆匆忙忙赶着上班,被老师叫去学校也是来去匆匆。她很庆幸,胡永平是个工作狂,性格还大大咧咧,这种忽略给了她适应的时间,“我不想被过度关注,很怕被发现跟新环境格格不入,不想在跟这个区域建联的过程中被发现”。胡永平感觉到了女儿对她的疏离,她想破冰的最好办法是先跟女儿做朋友,能不能做成且不说,起码不能像别的父母那样去管教她、干涉她。一方面,她觉得既然之前11年没管过女儿,以后也没有资格管她;另一方面,她害怕自己陷入对女儿的补偿心理,无底线无节制地为她做许多事。她与韩舒淇口头协定,要平等地相处,并告诉她:“你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我不会指责你。”
起初,韩舒淇并不相信妈妈的“君子协定”,她还是习惯于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直到妈妈一次次用行动向她证明了自己的承诺。妈妈从来不过问她的成绩,也不干涉她谈恋爱。一次老师打来电话,说韩舒淇犯了错,把胡永平叫去学校,她到了才知道,是因为女儿没上晚自习,跟另一个女生打篮球去了。当那个女生的妈妈不停向老师道歉时,胡永平却说:“打篮球过分吗?如果学校连这都接受不了,那我们就不念了。”此事最终以老师的和解作罢。日子一久,韩舒淇开始越来越轻松地和母亲相处。她曾感叹道:“大部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注定要分离,很庆幸我和她却越走越近。”
韩舒淇和妈妈之间平等自由的母女关系令许多人心生羡慕成为母亲的道路
在成为母亲的这条道路上,胡永平的参考对象是自己的母亲,不过是反面参考。胡永平说,母亲从小就无法接受真实的她,总是想把她修剪成符合社会标准的样子,这反倒激发了她的逆反心理。
胡永平从小性子就野,翻墙、上树、玩泥巴,总是和一群男孩玩到一起。邻居都说她和哥哥生反了,她更像个男孩。母亲总是批评她不够文静,“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说她“隔路”,与周围人格格不入。个头还没有自行车高的时候,她非要学着骑车,还是那种二八大杠,爸妈拦都拦不住,一整个夏天膝盖就没好过,摔破了结痂,结痂好了又摔破。小时候,胡永平家住平房,屋里烧炕,柴火堆垛得老高,每次她不听话或者考试差了,母亲抽起柴棒就是一顿抡。
那时候,胡永平总觉得母亲“一天到晚都不高兴”,控制欲很强。有一阵子,周围都流行背那种军用挎包,胡永平也有一个,被发现后又是一顿揍,说背这个包的都不是正经人,打了好久胡永平也不求饶,爸爸在一旁劝她“服个软吧”,她也犟:“我就不!”后来她离开佳木斯,遭到父母强烈反对,认为她应该在家照顾孩子,而不是去外面东奔西走,“他们从来就没接受过我的性格,打心底里就不认可”。
“你能说她一点不爱你吗?但几乎用错了一切方法。”胡永平说。在母亲身上,她意识到了沟通的重要性,母亲对她只有管教没有沟通,“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从小就听父母说‘都是为你好’,为你好了这么多年,不也还是不好吗?”
面对女儿,胡永平承认自己是个自私的人,她觉得人无法做到真正的无私,无私背后的奉献和牺牲很容易夹杂着怨言和痛苦。很早之前,她就在母亲身上看清了这一点。胡永平的父亲是一个贫穷大家庭的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其中最大的一个都比她父亲小14岁,这让父亲无形中承担了许多家长的职责。胡永平记得,父母结婚后每个月的工资加起来30块,父亲得拿出15块交给她的爷爷奶奶。又因为几个叔叔、姑姑都还小,母亲每个周末都得去那边帮忙干活。后来,胡永平的爷爷先后替她几个叔叔、姑姑置办了房子,唯独没有想到他们家,奶奶答应买给他们家的彩电也一直没有兑现。母亲为此很生气,“她觉得她付出了那么多,结果什么都没得到”。
有段时间,母亲天天在家里骂人,胡永平听不下去了,她对母亲说:“人家的东西,给不给你都是人家的权利。我爸愿意付出,那是他的事。你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那你为什么要去呢,你也可以选择不去啊,但你要做好人嘛,你有道德包袱,怕别人说你不好。”她劝母亲,既然做不到心甘情愿,就不要勉强自己做好人。
胡永平从母亲身上看到了自己最不愿意成为的样子。离开佳木斯之前,她就想明白了一点,自己做不了一个无私的人,“我今天可以为孩子牺牲自己,但这个牺牲日积月累以后,一定会以另外的形式发泄出来。付出的人都想要回报,甚至是加倍的回报,这很可怕”。
身为母亲的幸福感,胡永平是在女儿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的。曾经的她,并不鼓励女儿结婚生子,“她非要有的话,也可以有,但如果问我意见,我是不提倡的”。成为母亲,在胡永平看来是巨大的、辛苦的责任,而且是“无处推卸的”,“我不想让她遭这个罪,受这个累,没有孩子也挺好,自由自在过自己的就完了”。
对于婚姻,胡永平的态度也不乐观,离婚后她一直未曾考虑再婚。相反,女儿韩舒淇却对婚姻抱有美好的期待,一度计划大学一毕业就结婚生子,胡永平大感不解,“你都不先去体验下人生吗?”两人因此爆发过争吵,她向女儿撂下狠话:“别指望我帮你带孩子,我还要出去玩呢。”有段时间,韩舒淇为感情不顺感到苦恼,胡永平安慰她:“想清楚自己为啥要结婚,你想从婚姻里得到什么,你能付出什么,你不想明白,就没有合理的预期,怎么经营婚姻啊?”她甚至建议韩舒淇先生孩子再结婚,因为生完孩子才知道孩子父亲适不适合结婚。
后来,母女俩对结婚生子的态度都有了转变。韩舒淇不再执着于婚姻,虽然她和现在的对象感情稳定,但两人首先考虑的是生孩子,而不是结婚。韩舒淇想的是,既然决定了要孩子,那不如早点生,趁着自己还年轻,这两年也有时间带娃,于是开始积极地备孕。在胡永平看来,这意味着女儿对自己的人生已经具备了成熟理智的思考,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头脑发热。有了这样的前提,她才愿意支持女儿,和女儿一起期待新生命的来临,“之前觉得我有那时间就环游世界去了,干吗要在家给你带孩子,现在觉得有了孩子就一起去环游世界呗”。
胡永平总是对韩舒淇说,自己更想要一个外孙女。早在生下韩舒淇之前,她也更期待自己能生一个女儿。与其说她喜欢女孩,不如说她心疼女孩。一直以来,胡永平都觉得自己在原生家庭没有得到和哥哥一样的爱,她总能够感受到母亲对两个孩子的区别对待。几年前,她得知公司即将上市,自己能分到一些钱,打电话告诉母亲,母亲的第一反应是:“那你能不能帮你哥把房贷还了?”她还记得女儿即将出生的前一个月,她所在的学校开始集资建房,交两三万块钱就能分到一套房子。那时她和丈夫还住在母亲家,她很渴望能有自己的房子。一天遛弯时,她问母亲,能不能借点钱给她买房,母亲回:“我儿子还没买房呢,我不可能借钱给你。”时隔多年后,胡永平仍会不时想起这个场景,最令她难受的不是自己被拒绝了,微妙之处在于,“她说的不是‘你哥’,也不是我哥的名字,而是‘我儿子’”。
而对韩舒淇来说,她并不在乎孩子的性别,她更在意要给孩子足够的自由和爱。“我一定会从小就强烈地向他/她表达爱,让身边人都去爱他/她,看看这种从小就被爱包裹着的小孩,长大后会不会有强烈的幸福感。”她想象着,这应该会与自己曾经缺失过父爱母爱的人生很不一样,而父母很少向她直接表达过的爱意,她想大声对孩子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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