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下传统史学与现代新史学关系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徐国利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维视角下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BZS00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路则权、李天星、雍振、李政、徐焜尧。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所谓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中国现代史家对传统史学及现代新史学关系的认识，二是指传统史学对现代史家建构中国现代新史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作用。可见，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只有系统研究和深刻阐明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新史学之间的关系，才能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有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从而为中国当代史学发展提供直接的历史经验，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反思和西方文化中心论批判的不断深化，特别是21世纪初传统文化研究热的形成，史学界逐步认识到传统文化和传统史学的重要价值和现代意义，一些史家从不同角度对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新史学关系做了一定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主要表现为：相关研究主要散见中国现代史学史及史家思想的研究专著和单篇论文中，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的研究成果；对传统史学在现代新史学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认识不够，研究相当薄弱；没有意识到文化保守主义史学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流派，对其为传统史学的现代发展所做的贡献研究不够。因此，运用多种理论方法对这一学术问题展开多维度研究，全面揭示和深入阐述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填补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和弥补其中的不足，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20世纪初，中国史学进入近现代发展时期，如何认识和处理传统史学与近现代新史学的关系成为各派新史学家思考的首要问题。“新史学”派领袖梁启超和“国粹派”领袖章太炎均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比较系统的批判，并以之作为近现代新史学建立的前提和基础。然而，他们又不同程度地肯定传统史学的合理性，并继承和借鉴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来建构各自的新史学。相比较而言，梁启超的史学主张和实践有着鲜明的文化激进主义色彩，章太炎的史学主张和实践则表现出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作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和史学的开拓者，他们对传统史学和新史学关系的理论探索及其不同模式对此后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现代新史学发展时期。历史文化观和史学观的不同决定了史家的派别属性，依此中国现代史家可分为四大派别，即新考据派史家、文化保守主义史家、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及无法归入这三大派其他派别的史家。关于上述三大史学流派的界定，除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没有争议外，史学界新考据派的界定颇多不同，且值得商榷，需要加以科学界定。严格说来，所谓新考据派是指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将科学方法论视为史学方法论，以文献史料考据作为研究内容的史学流派，因此，王国维和陈寅恪并不属于新考据学派，而是属于文化保守主义史学流派。其次，史学界没有明确将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学视作一个流派，对此更是缺乏研究。事实上，文化保守主义史学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流派，其基本宗旨和主张是，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人文理性精神和现代价值，认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为本位，同时要吸收现代科学治史方法，主要史家有王国维、陈寅恪、柳诒徵和钱穆。文化保守主义史家为传统史学的现代发展以及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上述四大类别史家从各自的历史文化观和史学观出发，对传统史学及其得失、传统史学与现代新史学关系做了全面深入和丰富多样的思考和回答。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顾颉刚和陈垣从现代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史观的视域出发，一方面对传统史学的非科学性作了激烈批判，另一方面又极力发扬其中的科学因素和精神，并视之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基础。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王国维、陈寅恪、柳诒徵和钱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的本位立场，肯定传统史学及其价值，认为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建立必须以传统史学为基础或根本。马克思主义史家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和侯外庐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历史科学观为依据，批判传统史学的封建性和专制性，同时着力发掘传统史学中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主张史学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其他派别的史家吕思勉、何炳松、朱希祖和朱谦之对传统史学及现代新史学关系的认识虽然存在差异，但基本是以进化史观和科学史观来批判传统史学的非科学性，同时肯定传统史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理性是史家解释和建构历史的基本工具和形式，主要包括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及实践理性，不同的理性有不同的思维特征和价值取向。中国现代史家对传统史学及新史学关系的认识所运用的理性各不相同，体现了不同的理性特征和价值取向。新考据派史家以科学精神和方法作为认识和评判标准，本质上是工具理性思维，将价值理性或道德理性排除在外，是唯科学主义的，往往带有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色彩。文化保守主义史家主张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但强调道德理性的主体性和核心价值，彰显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实践理性精神。马克思主义史家主张“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他们的认识具有鲜明的实践理性特征，不过在实践中却偏向价值理性。其他派别史家对史学科学的解释与新考据派不同，但本质上是工具理性的，同样拒斥道德理性，也是唯科学主义的。

“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的另一内涵是传统史学对现代新史学建构的重要作用和影响。除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外，其他派别史家虽然对传统史学以批判为主，然而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的教育和熏陶，他们在建构现代史学的过程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传统史学寻找思想资源。综观现代史家建构的各派新史学，可以看出传统史学的理论方法对他们建构新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传统历史文化观、史学方法、史学编纂理论、文史观和史体观、史学致用论等各个方面。现代史家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展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既有实质性的，也有形式上的。他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继承和发展传统史学来建构现代新史学，与他们对传统史学的认识是相一致的，同样体现了多样化的特点。其中，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做了全面和直接的继承发展，贡献卓著。新考据派史家主要是继承传统的考据方法和史书体裁，成绩突出。马克思主义史家主要是对“通史家风”、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和文史观作了形式上的借鉴和发展，成就显著。其他史家则对传统历史文化观、史学方法、通史编纂理论和文史观等作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由此可见，传统史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建立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现代解释学和传统学都强调“传统”在历史解释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传统”与史家的历史解释存在互动关系。以这两种理论来考察传统史学对现代新史学建构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传统史学构成了现代史家认识的“前见”，形成了他们认识传统史学与现代新史学关系的视域；二是在现代史家解释传统史学与现代新史学关系的过程中，传统史学既是被解释者，又是解释者；三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实践理性和经世致用原则，对现代史家认识传统史学及新史学关系发挥了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四是传统史学具有多方面的现代价值，成为中国现代各派史家建构新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三 成果的价值

该成果主要有四方面的学术价值：（1）对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新史学的关系作了多维度的系统和深入研究，把该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2）运用当代历史诠释学、理性主义理论和传统学等理论方法对传统史学与现代新史学关系加以分析和总结，揭示出现代史家在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关系认识上的不同理性特征和价值取向。（3）说明了中国传统史学是现代新史学建构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在现代新史学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那种将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建立视为西方史学单向度影响和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4）重新界定了新考据派史学与史家，并首次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化主义史学和史家的概念。同时，该成果也有其现实意义。因为，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道德实践理性的精神。通过研究，全面展示了现代史家对传统史学的多元化认识，特别是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精神和价值的系统论述，深刻揭示了传统史学对现代史学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这不仅有助于人们客观认识传统史学，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总之，通过对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新史学关系多维度的研究和理论反思，彰显了传统史学人文精神和道德实践理性的现代价值。中国当代史学的建设应当继承传统史学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同时加强史学的科学化发展，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建构起中国话语体系的实践理性史学，而非仅仅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科学化史学。

(责编：王小林、黄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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