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张珍贵照片穿起沈阳相声发展历程

这张沈阳市全体相声文艺工作者大合影拍摄于1952年，合影者是沈阳市主流院团的主要相声演员，包括杨海荃（前排右一）、佟雨田（前排右三）等人，以及从天津赴沈演出的马三立（前排左三）、张庆森（前排左四）。

相声演员王志涛（左）、冯景顺现场演出情形。他们和金炳昶、杨振华都是“冯家门”的传人。

小立本（左）、杨海荃演出现场，小立本时年30岁左右。

富兰英、金炳昶演出现场。

撂地演出是新中国成立前常见的相声演出形式。这张照片生动地展现了在空地上以长凳为界的相声表演现场。其中，坐在第一排长凳上的观众是必须要交钱的。

　　核心提示

　　上个月，一场“沈阳相声大会”将这个始创于1949年的艺术品牌重新带回公众视野。近日，沈阳曲艺团公布了5张珍贵照片，穿起1949年至1959年沈阳相声的发展历史，重温佟雨田、杨海荃等名家为沈阳相声的未来发展进行改进等故事。沈阳相声大会并入沈阳曲艺团后传承至今，不仅留下了相声界珍贵的相声文本，也留下了传承近百年的相声门派——冯家门。本报记者独家采访非遗项目沈阳相声代表性传承人、省曲协副主席、沈阳曲艺团业务团长穆凯，听他讲述沈阳相声的发展历程和名家往事。

　　1 沈阳相声大会异军突起，诸演员茶社发力

　　1948年底，沈阳的佟雨田、杨海荃等几位著名的相声艺人聚到一起，商量着如何才能生存下去。他们认为，在事业上抱团取暖，在内容和技法上求新求变是唯一出路。在他们的倡导下，沈阳相声走出了一条改进创新之路。

　　其实，新中国成立之初，相声界发展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这种行业危险，首先来自于“原生之痛”，因为相声诞生之初是上不得台面的。连阔如在《江湖丛谈》中讲得透彻，相声创始人张三禄因受人排挤，愤而撂地（即只能在露天演出）。他说：“相声是以艺人之相貌形容喜怒哀乐，使人观之而解颐；声是以话的声音，变出痴苶呆傻，仿做聋瞎哑，学各省人说话不同之语音……”这种技艺登不上大雅之堂。由此，市场空地、公园大棚和茶馆茶社逐渐成为相声的主要演出场所。

　　第二个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时代的急剧变化，一些老艺人不能很好地理解并跟上时代要求，仍然以说低俗段子为谋生手段，因此，相声越发衰微。

　　这时候发生一件事，说明传统相声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非遗项目沈阳相声代表性传承人、省曲协副主席、沈阳曲艺团业务团长穆凯讲道，新中国成立后，有相声艺人在北京某工厂演出，说的是传统段子《反正话》。逗哏的说：“我是狗尾巴花。”捧哏的接：“我是花尾巴狗。”工人们一听就不干了，说这演的什么玩意儿？糊弄谁呢！赶紧下去。结果演员被轰下台了。像这样的传统段子，明显跟不上时代步伐，相声再不改进就是死路一条。

　　1950年1月19日，在老舍、罗常培等作家、学者的支持帮助下，由孙玉奎、刘德智、侯一尘、侯宝林、罗荣寿、常宝霆等人发起相声改进倡议，联合相声界众多演员在北京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

　　而此时的沈阳，相声演员们已经感受到春江水暖，他们走在了改进的前沿。在佟雨田和杨海荃的召集下，1949年，沈阳相声界在沈阳北市场的四海升平茶社开办了“沈阳相声大会”。这个名字既是相声演员协会组织，也是演出的品牌。他们说贴合时代的新相声，受到沈阳人民的欢迎，沈阳相声日渐兴盛，后来他们把地址迁到会文茶社。

　　在穆凯提供的一幅标注摄于1952年的珍贵老照片中，佟雨田位居第一排右数第三，与第一排左三的马三立形成了对称。而为人低调、谦和的杨海荃则坐在了第一排最右边。此时，沈阳相声大会已开办3年，声名大噪。

　　佟雨田（1927年-1958年），创立沈阳相声大会时仅20岁出头，因为能力出众，演出效果好，一直是沈阳相声大会的大轴演员。在曲艺界，“大轴”和“压轴”虽只一字之差，但分量差很多。大轴演员一般是表演艺术精湛、票房号召力最强的、最后一个出场的名角儿，压轴演员则稍逊一些，为倒数第二名出场者。

　　相声大会的“水牌子”（写有演员名字的小木牌）中，佟雨田的名字始终在中间最显眼的位置。《辽宁曲艺史》记载，佟雨田擅长“说活”，惯使“倒口”（相声里模拟方言），在观众中极有人缘，常演的曲目有《对诗》《白吃》《破除迷信》等新段子。他的许多表演独出心裁，比如他不擅柳活（相声中的学唱），却表演《学评戏》，每当演这个节目时，他便在台上找个椅子坐着表演，遇到唱段时，只叙述唱词，而不演唱，取得意外效果，观众百听不厌。

　　沈阳相声大会的创立，使诸多相声演员能够进茶社演出，这与当时存在的撂地演出、搭棚演出形成了不同的演出层次，也必然要求演员在演出时注意节目内容。例如在北市场、小河沿等场所撂地演出时，相声演员为能留住客人，经常出荤口、脏口，而在茶馆演出就不能出现这些低俗内容，演员们还要根据时势不断推出新内容。在这种封闭的空间中演出，演员赚钱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演员会拿着小簸箕收一圈钱，他们说一段，收一次钱。

　　和北京相声内容更新不同，沈阳相声的转变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相声段子落后，立刻更新；演员也常换常新。在生存压力下，沈阳相声大会不仅延请外省优秀相声演员到沈阳演出，而且优秀者还会受邀留下来就职。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也曾多次跨省到沈阳说相声，因此成为1952年那张相声演员大合影中的重要一员。时年38岁的马三立，已是一名成熟的相声演员。

　　2 现场记录名家精品段子，留下宝贵财富

　　当年相声界流传“北京学艺，天津练活，沈阳挣钱”，指的是沈阳作为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是北京、天津的成名相声演员必到之地。穆凯说，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一是沈阳的地理位置优越；二是沈阳的消费人群多，观众懂行；三是演员的收入除了演出费外，车马费也全报销，演员演出一圈所得都是纯收入，这也成为吸引外地演员的重要原因。当然，从观众的审美情绪考虑，经常延请外地演员，也是刺激票房和观众现场情绪的有效方法。

　　在1952年那张大合影中，马三立和佟雨田中间的那个人，是张庆森。张庆森为人豪爽，比马三立大两岁。他于1946年前后开始和马三立搭档说相声，配合十分默契，能随口连说七八十个段子。张庆森与沈阳相声圈熟稔，早年在辽宁学艺出徒，常带着马三立赴沈演出。不过大家都知道，沈阳相声大会的钱不是白拿的，需要名角儿留下点啥，这个规矩被后人称为相声界难得的“阳谋”。

　　沈阳相声大会从创立起，邀请外地名演员已是常例。沈阳相声大会的“阳谋”是：但凡名角儿来了，一定要派专人对演出段子现场记录。“每次演出时，如果是本地相声演员，那就请他们口述，有专人记录下来。如果是外地名角儿，现场有人进行文字记录，然后存档，形成标准化的文字供学习。”穆凯解释，“演员去外地演出，讲的就是‘踢开头三脚’，否则就是丢手艺，丢名声，以后再去哪儿都可能不灵。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外地演员来沈都会使出浑身解数进行高质量的演出，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精彩段子，无疑是一个新创举，也是学习的最好的办法，更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令演员在实战学习中、文本记录讨论中迅速进步。”

　　这种传统相声和优秀文本的记录意识，在当时很前卫，很多相声演员和团体都无法做到。原因在于，一是无法保证优质的演出；二是无法保证稳定的记录和传承。而沈阳相声大会因为有这个“阳谋”，可以说是对演员和段子挑挑拣拣，优中选优。

　　这种传承为日后的沈阳相声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世纪50年代，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相声文本的单行本。70年代末，曲艺理论家刘英男找到很多健在的老艺人，又收集到不少传统相声段子。沈阳率先出版了6本《传统相声汇集》，受到群众的欢迎。90年代又出版了《中国传统相声大全》，是全国相声演员学习传统相声的重要依据。

　　穆凯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这件事，但他收集曲艺资料创作了《辽宁曲艺史》，完全能体会当年这些资料的珍贵和风靡程度。

　　“能够被记录下来的都是精品段子，虽然这套书是上世纪80年代左右出版，但根源还在50年代的沈阳相声大会。书中的内容都是经过筛选后保留下来的名角儿演出的撒手锏节目，保证了数百段精品传统相声资料的留存。”穆凯说。

　　3 佟雨田成就小立本，表演新型相声

　　在精力旺盛、艺术禀赋超强的佟雨田的带领下，在杨海荃踏踏实实的配合下，沈阳相声大会蒸蒸日上，很快就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阳相声历史上写下浓重一笔的著名演员小立本并没有出现在1952年和1955年的两幅大合影中。此时，小立本还没有加盟沈阳相声大会，直至1957年底，他才从辽宁省职工文工团转会沈阳相声大会，与杨海荃开始搭档。杨海荃虽然出现在合影中，但所坐位置飘忽不定，这和佟雨田在院团和舞台上的“统治力”有关。当时，只要佟雨田在，就是绝对大轴演员，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穆凯介绍，佟雨田出生于戏法艺人家庭，从小就随父亲学艺，后来拜古彩戏法艺人丛谋武为师。20世纪40年代，他开始与相声老艺人汤民一合作，改说相声。

　　佟雨田的舞台风范堪称大家，有目共睹。1952年，佟雨田参加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东北分团。有一次到前线给志愿军战士演出，因为临时搭建的舞台台板不结实，他刚上场，一条腿就踩空被夹得鲜血直流。幸好有场面桌挡住，才没被观众发现。他忍着剧痛，在搭档汤民一的配合下，表演了新编的相声《百科全书》，又连着说了两个返场小段才休息。当战士们知道实情后，连呼口号：“向相声演员佟雨田学习！轻伤不下火线！”极大地振奋了战士们的士气。1956年12月，佟雨田和搭档王志民出席中国曲艺研究会在北京举办的相声座谈会，他们的发言《谈谈相声》，被收入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相声论丛》（第一辑）中。

　　不幸的是，1958年，佟雨田突然病逝。小立本接棒，成为沈阳相声大会的大轴演员。

　　小立本（1928年-1961年），原名李锦田，曾拜康立本为师，取艺名“小立本”。1958年，他与杨海荃一同创作并表演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歌颂社会主义的新型相声，在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国家领导人重视。该作品首次以相声为载体，运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描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各个领域的成就，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展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开创了中国相声史上新的相声类型，与讽刺型相声、娱乐型相声并存。

　　此外，小立本还创作过三人相声《巧对时事》。正当他不断创作新节目时，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辽沈相声舞台又失去了一颗明星。

　　穆凯说，1959年，由常宝华、侯宝林两位相声大师演出的《昨天》，标志着此类型相声走向成熟。其后的夏雨田、马季等演员成为该类型相声的代表人物。

　　4 “冯家门”一脉传百年，沈阳相声薪火不息

　　在相声界，如果说沈阳相声大会经典传统相声文本的传承是佟雨田起了关键作用，那么杨海荃的“相声教育家”名号则是因为他让“冯家门”发展壮大。

　　杨海荃（1907年-1968年），北京人。少年时当过报童，常在北京天桥听相声。日久天长，学会了几十段传统曲目，他还会几句法语，曾在北京天桥撂地卖艺。在表演前，他先用白沙在地上撒出几个法文字母，意思是幽默。他的表演风格火爆，观众戏称“杨疯子”。1948年，他在锦州正式拜冯振声为师，与常福荃、祝景荃和冯振声之子冯大荃被称为“冯家门”的“四大荃”。

　　在1952年的合影中，杨海荃位列第一排最右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大弟子富兰英，列第二排左二。在1955年的“天津广播曲艺团相声组暨沈市相声组合影”中，富兰英列第二排正中间位置。穆凯介绍，1955年左右，沈阳相声大会对票房的分配采取评分制。演员们互相打分，最后得出的是演员收入占票房收入的比例。在很多演员分数不够的情况下，富兰英却能够拿到“整份儿”的10分，甚至因为兼职能拿到12分。她是唯一一个能在沈阳相声大会拿到整份儿的女相声演员。

　　富兰英除了是杨海荃的大弟子之外，还因是著名表演艺术家金炳昶的妻子而为人熟知。在1955年时，金炳昶还是个相声爱好者。1957年，他拜杨海荃为师，并尊称富兰英为“大师姐”或“兰英姐”。在金炳昶面前，捧逗俱佳、兼唱快板的富兰英不仅艺术造诣高，而且颜值佳。

　　杨海荃的说、学、逗、唱四功俱佳，能逗也能捧。1956年前后，他多次在沈阳市群众艺术馆举办的相声培训班上授课，学生众多。后来，他又在学员当中收杨振华、金炳昶为徒。杨海荃的弟子有十余人，其中金炳昶、杨振华、王志涛、冯景顺等人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沈阳相声振兴的中坚力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杨振华和金炳昶搭档编演出相声《好梦不长》《假大空》《下棋》等曲目，在全国刮起“相声东北风”。1991年后，杨振华再次与金炳昶合作，演出的节目紧扣时代脉搏，关注生活，贴近百姓，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2014年，杨振华获得第八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

　　穆凯介绍，在两张合影中，有老艺人王福田，他是第一个灌制数来宝唱片的艺人，进入沈阳曲艺团后，成为常佩业的启蒙老师；有老艺人彭国良，是陈连仲的师父、范伟的师爷……

　　“我们这次重启沈阳相声大会，邀请到沈阳曲艺团出身的巩汉林、金珠参演，就是要老将带新人，一代代传承沈阳相声，薪火不息。”穆凯说。

　　手记

传承中感受艺术的魅力

刘臣君

　　站在2023年末的时间节点上回眸过去，沈阳相声发展的100多年时间，师承关系清晰，传承有序。

　　艺人的传承有序。作为传统曲艺门类，讲究的是“宁赠一锭金，不送一句春”，没有师父精心传授，很难取得艺术上的进步。上世纪20年代，冯昆治携全家到东北讨生活，开创了鼎鼎有名的相声门派冯家门，这种无奈的生活选择，却让沈阳相声传承有了一条主线。冯昆治的儿子冯振声继承其父广开山门后，收徒常福荃、杨海荃、祝景荃等人，这些人又继续在东北传播相声艺术，为相声在东北的广泛传播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辽宁的多位相声名家，如杨振华、金炳昶、王志涛、冯景顺等都出自冯家门。

　　传统相声文本的精准传承。成熟文明的传承靠的是文字。沈阳相声大会在演出时由专人进行传统相声经典段子的文本整理，优中选优，形成了传统文本的记录和更新。这种记录客观上是相声团体的生存需要，但做到传统相声跳出“口传心授”的藩篱，形成经典文本，又能够做到再整理再记录，达到了经典的迭代更新。

　　艺术活动的薪火相传。沈阳相声大会的十年发展历程，已经在国内相声界打造出沈阳相声的金字招牌。钱穆曾说：“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如今，沈阳相声大会重启是辽沈艺术界的盛事，如何利用、发扬这块金字招牌，是沈阳相声薪火相传的一种方式。正如有的艺术家所说：“观众没有义务配合你的演出，而是我们如何以更精彩的表演、更高超的艺术造诣，吸引他们走进剧场看我们的演出。”

来源：辽宁日报 #美好辽宁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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