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萱

发布时间：2024-12-17 18:34

专题导言

“父亲”是日常里再普遍不过的话语和身份，关于“父职（fatherhood）”的讨论则跨越了日常与学术。如Richard K. Reed 在Birthing fath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n in American rites of birth（2005）中所言，很多男士通常只有在成为、作为父亲时才会发展在其他社会关系中鲜少展露的共情与脆弱。对于此议题的讨论因此对于男性本身极为重要。此外，讨论也往往涉及其子女，家庭，生活与工作，更反映着传统与变革中的社会。然而关于父职的讨论最先也最充分发展在欧美社会，关于发展中地区以及我国的讨论仍然有限。因此，本专题希望引发对于父职的更广泛的学术关照，同时，也更希望与诸读者进行私人的反思乃至为新的行动打开可能。

整个专题分为四部分，综述（1）、国外（2-4）、国内（5-7，拓展1-2）与文学性回顾（8）。第一篇为父职研究的综述。第二三篇是关于发达国家父职的研究，涉及实践中的冲突以及关于男性气质的讨论。第四篇是国外发展中国家的父职研究，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之后围绕我国的父职研究，拓展第一篇讨论了历史变迁下的中国父亲。第五六篇则揭示了我国父亲参与的部分状并从个体化的视角讨论了父职冲突。拓展第二篇通过定量研究尝试预测中国父亲的参与与相关要素。第七篇看向“爱的表达”，强调在看向父职时不能忽视其难以量化的一面。最后一篇是鲁迅先生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希望作为本专题的餐后茶点，促进反思与实践的更新完善。

李萱，上海纽约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儿童青少年发展，关注父亲在儿童发展和家庭生活中的角色、亲子互动和亲子关系以及当代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社会情绪性发展。

摘要

父母温暖（parental warmth）对孩子的适应至关重要，但作为性别和文化实践，父母温暖的表达方式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研究。现有研究在探讨当代中国父亲对爱的表达时，基于对中国传统情感哲学和儒家家庭伦理的推论，往往将父亲描绘为严厉、不善表达的管教者。在中国社会文化急剧转型的背景下，本研究旨在了解父亲温暖（paternal warmth）的表现形式。访谈数据收集自中国东南133个双亲家庭的父亲、母亲和孩子（女孩占51.9%；平均年龄9.54岁，标准差为0.77），他们被单独询问各自家庭中的父亲如何在各种父育（fathering）行为中表现出爱意。经过主题编码的访谈记录显示，与刻板印象相反，今天的中国父亲愿意对孩子表现出温暖。然而，中国父亲更喜欢非语言表达，例如提供工具性支持或表现身体亲密，而不喜欢通过语言来表达爱意。孩子们察觉且珍视他们的父亲通过工具性支持和权威型教养方式内隐地表达爱。这些发现揭示了当代中国家庭中父育行为及其过程的细微变化，并呼吁在父育和教养（parenting）研究中对温暖的概念化和测量方式进行基于文化背景的反思与修正。

公共意义声明

尽管更倾向于非语言表达，今天的中国父亲还是愿意通过各种方式向孩子表达爱意：从照顾孩子的日常需求，到展现身体上的亲密，再到直接的语言表达。学龄期的中国孩子也会敏锐地捕捉到父亲的表达行为，甚至包括教学和管教等内隐的表达方式。这些发现提醒学者和从业者重新思考对父母温暖的理解和评估方式。

父母温暖对孩子的适应至关重要：早期研究集中于评估母亲的温暖以及它与发展结果的联系，而近期关于父亲与孩子互动质量的研究显示，从父亲那里感受到的爱意同样重要（Lamb，2012；X. Li & Meier，2017；Rohner & Veneziano，2001）。尽管已对父母温暖的益处达成共识，学界却相对较少关注父母温暖在行为上的表现。现有的心理学研究默认假定，来自西方地区、受过良好教育、工业化的、富有的、民主的（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and Democratic）社会的母亲和/或父亲表现出的表达行为能够用作评估指标。虽然不同文化间母亲和父亲的温暖对发展的意义可能存在一个普遍机制，但父母温暖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方式，是由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父母和性别意识形态所塑造的（X. Li & Meier，2017）。在性别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各异的全球背景下，父亲的温暖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是如何表现并被孩子所感知的，我们至今仍知之甚少。

在目前对父亲与孩子互动情感素质（affective quality）的概念化中，中国父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父亲族群仍被忽视，即便中国家庭一直是关于父母温暖的学术对话焦点。早期文献将中国父亲描绘成严格、不表露情感的管教者（Ho，1987），但近期的研究提示，经历了去几十年的社会文化转型，一种新的、以孩子为中心的教养文化影响了中国家庭的教养目标和实践（Naftali，2014；Way et al，2013）。考虑到大多数实证证据均收集自母亲，本研究的访谈数据来自中国东南的133个“父亲—母亲—孩子”三人组（均为拥有9-11岁独生子女的双亲家庭），以探讨当今中国父亲如何理解和展现温暖，他们的表达行为又如何被妻子和孩子所感知。

父母温暖及其表达

父母温暖，也称接纳、“喜爱、照顾、安慰、关心、养育、支持，或仅仅是爱”（Rohner，Khaleque，& Cournoyer，2005，p. 305），它是亲子互动和亲子关系中情感素质的表征（Cheah，Li，Zhou，Yamamoto，& Leung，2015）。鉴于父母温暖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它一直是发展心理学经典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与父母控制（parental control）等其它反映教养质量的概念并列。依恋理论认为，早期亲子互动中的父母温暖，以及与儿童需求相适应的教养实践，将培养稳定的亲子关系，进而为孩子日后的社会发展奠定基础（Beijersbergen，Juffer，Bakermans-Kranenburg，& van IJzendoorn，2012；Waters，Merrick，Treboux，Crowell，& Albersheim，2000）。Baumrind（1967）的教养方式类型学（parenting style typology）及后续研究（Maccoby & Martin，1983）将父母温暖定义为诸如“适应、支持和接纳孩子特殊需求”（Baumrind，1991，p. 62）的行为。父母接受—拒绝理论（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theory）则强调“温暖维度”，包括“亲子情感纽带的质量，以及父母用于表达这些情感的肢体和语言行为”（Rohne et al，2005，p.305）。对父母温暖的强调是当今教养文化的核心（Grusec & Hastings，2014）。

尽管父母温暖在概念上非常重要，但直接探讨它如何在日常家庭生活中被传达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换句话说，父母说和/或做了什么来向孩子展现温暖，这些信息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理解？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Russell和Russell（1989）从过往文献里提取了行为指标，并观察到父母将积极关注、提供咨询、身体亲密、照顾、玩耍和共同活动作为温暖的表示。Floyd和Morman（1998）分别以说“我爱你”、亲吻和帮助对方解决问题等行为为例，将表达爱意的行为分类为语言行为、肢体行为和支持行为，并对语言和肢体上的温暖指标尤为重视。Sabey、Rauer、Haselschwerdt和Volling（2018）基于Buss（1988）对“爱的行为”的概念化，对父母和孩子进行定性访谈，确定了温暖表达的五个首要主题：一起玩耍或活动、表达爱意、创建结构（creating structure）、帮助或支持，以及赠送礼物或特别款待。这些研究在方式和场景上的侧重略有不同，但都对温暖表达行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清单。

父母性别与温暖表达

对比母亲和父亲温暖表达的研究一致表明，温暖的表达方式由更广阔社会背景下的性别角色和意识形态所塑造（Dermott，2008）。Noller（1978）以身体亲密（如亲吻、依偎、拥抱）为指标，发现与其他性别组合的亲子关系相比，父子关系的温暖度尤其低。类似地，Floyd和Morman（2003）发现，父子间的爱意更多通过间接的方式传达，例如共同参与活动或提供实际支持，而不是直接的语言或肢体表达。尽管父亲和母亲的角色和行为模式正在趋同（Fagan，Day，Lamb，& Cabrera，2014），但父亲和母亲仍要面对亲职（parenthood）的性别叙事，以及作为父母的不同挑战（Palkovitz，Trask，& Adamsons，2014）。顽固的性别刻板印象、在家庭领域体现和强化性别角色的压力、有限的亲子互动时间，都促使父亲使用创造性的策略来表达父爱。例如，Doucet（2018）描述了男性与孩子之间身体亲密的社会禁忌是如何使父亲们对肢体上的亲昵保持警惕的。Sabey等人（2018）的研究也表明，肢体和语言亲密在母亲的温暖表达中更为突出，而玩耍则被建构为父爱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此外，在性别规范演变的同时，父亲温暖的表达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在许多考察过去和现在的男性气质意识形态（masculine ideology）与父育文化的研究中，这一点都得到了记录（Dermott，2008；Morman & Floyd，2002；Tosh，1996）。总之，父亲表达温暖的方式是由男性与孩子之间“适当”互动的社会期望和规范所塑造的。

温暖表达的文化多样性

父母之爱的表现同样被父母的文化背景所塑造，包括该文化中受认可的情感哲学，以及亲子关系的理想（Harkness & Super，1983）。不同文化关于情感的基本价值观各不相同，有些文化认为强烈的情感表达能巩固关系，另一些文化则认为这种外显的表达会对关系本身与社会和谐造成威胁（Friedlmeier，Corapci，& Cole，2011；Soto，Levenson，& Ebling，2005）。不同文化对亲子互动和亲子关系的理想也不尽相同，有些文化重视父母权威，强调亲子间的等级制度与疏远、恭敬的互动方式，这就阻碍了父母自如地向孩子表达爱；而另一些文化推崇近乎平等的、朋友般的亲子关系，鼓励父母表达关爱和亲密（Dixon，Graber，& Brooks-Gunn，2008）。

跨文化研究者早已注意到父母温暖在“形式”或表达行为上的多样性（Bornstein，2012；Whiting，Whiting，& Longabaugh，1975）。例如，Rohner等人（2005）曾生动地讲述西孟加拉母亲如何用去皮去籽的橙子而非言语赞美来表示她们的爱和接纳。正如Edwards、Sheridan和Knoche（2010）指出的，“没有任何一个文化群体或任何一对父母会使用所有可用方法（来表达关爱），相反，每个人都会选择其中的部分方法作为自己的惯常做法”（p. 439）。因此，在研究父母温暖的表达时，重要的是寻找并理论化主位（emic）的行为或方式，而非盲目采用现有的概念和工具，因为这可能导致在解释和判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养行为时出现偏差。

尽管教养研究越来越重视纳入性别和文化的视角，但很少有研究探讨性别和文化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了教养的情感素质。父亲，尤其是那些并不来自西方地区、受过良好教育、工业化的、富有的、民主社会的父亲，在有关父母温暖的学术研究中仍未得到充分重视，这可能反映了对父亲作为父母中可能的参与者与自我反思者的长期忽视。本研究聚焦于中国父亲，虽然中国人口众多，在亲子关系和情感哲学方面有独特的文化传统，教养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在快速变化，但迄今为止对中国父亲的研究一直是不充分的。通过系统地研究中国父亲教养的情感素质，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有助于理解全球父职的多样性。

中国父亲的温暖表达：文化传统

传统的中国父职以“克制情感的文化”为特点（Soto et al，2005；p. 154）。儒家经典中的理想人物追求终极的“中和”，不允许喜、怒、哀、乐等情绪被激起，同时控制和掩饰自己的情绪（“喜怒不形于色”），维持友善、合乎体统、不被强烈情感左右的关系（Tang，1992）。道教和佛教则是中国文化的另两大支柱，它们从理性主义的角度看待情绪，认为情绪阻碍了心境的平静和清明，不利于身心健康（Tang，1992；Tsai，Louie，Chen & Uchida，2007）。因此，强烈情感的外显表达是不被接受的，只容许诸如同情和喜悦这样积极的、“以他人为中心的”情感以文雅而有条理的方式被表达（Bond，1993）。在人际关系中，对情感的显性讨论被认为是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对情感纽带的确认也是没有必要的（Potter，1988）。

电视剧《人世间》中的周家父亲周志刚，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父亲的形象，不善表达，但父爱深沉。[图源：douban.com]

在中国家庭的互动与家庭关系里可以观察到对情感表达的贬抑，父母与孩子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等级制传统。根据儒家伦理，社会的顺利运转有赖于家庭内外人际等级关系的维持，而父子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原型（Hwang，2001）。尽管父母被期望通过对孩子的真诚善意和无私奉献来体现仁爱（Chao & Tseng，2002），但其温暖又应以微妙、含蓄的方式传达，而不损害父母权威。Chao（1994）关于中国家庭中的“管”的开创性文章认为，父母温暖可以通过密切的监督来体现，这一观点在“严是爱，松是害”这一广为流传的俗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Cheah等人（2015）近期的比较研究发现，与欧美母亲相比，华人母亲更少使用肢体和语言来表达情感卷入（affective involvement），但她们更愿意通过培养积极情感和安慰、满足日常需求、指导和学习的方式来表达温暖。类似地，与美国大学生相比，中国的大学生也更少感受到父母的语言、肢体和支持性爱意表达（Zhang & Wills，2016）。

在传统中国，家庭中的性别角色要求父亲举止得体，与孩子保持情感上的距离，不对他们表达爱意。作为对孩子行为负责的一家之主，父亲被期望成为孩子的管教者，而母亲则是孩子身体和情感上的养育者，二者共同构成了“严父慈母”的家庭模式（Chao & Tseng，2002；Ho，1987；Kim & Wong，2002；Shwalb，Nakazawa，Yamamoto，& Hyun，2004）。父亲还应该克制自己的情感，因为对自身情绪的控制是中国男性气概的标志（Louie，2002）。因此，一个恪守中国文化传统的尽职父亲，应当努力与孩子保持一种亲密而又疏离的关系，避免外显地表达温暖和关爱。正如五世纪颇具影响力的教养指南《颜氏家训》所建议的，“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Yan，ca. 590）。与父女关系相比，父子关系尤其如此：尽管儿子作为家族血统的传承者，拥有比女儿更高的地位，且可能被分配到更多家庭资源，但他们的特权并不一定等同于情感上更温暖的父爱，因为他们的父亲可能会故意在情感上有所克制，以便儿子在社会化过程中养成恰当的、符合男性气概的举止。

中国父亲的温暖表达：当代语境

中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的社会变革，包括经济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为教养创造了一个不同的生态，深刻地改变了父职文化。20世纪初，接触过西方育儿理念的中国精英父亲们开始对儒家伦理进行批判性反思，许多人尝试了关爱型、表达型的父育实践（X. Li，2018）。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人们对亲密关系和情感的渴望更加强烈，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1978-2015）的实行，孩子不再仅仅是家族血脉的传承或社会主义劳动力的一部分，而是需要确保其福利和幸福的、“在情感上无价”的个体（Liu，2016；Naftali，2014）。随着孩子的社会情感福祉成为首要教养目标，今天的中国父亲（和母亲）欣然接受非传统的教养目标和互动方式（Fong，2004；Way et al，2013）。同时，由于独生子女是父母退休后的主要依靠，中国父母也面临着通过可感的爱意来建立和维系亲子情感纽带的现实需要（Fong，2004）。

除了对情感表达能力的日益重视与代际权力的逆转，社会主义性别政策的进步和新型男性气质的引入使家庭中一度僵化的性别隔离得到了缓解，父职的性别规范也被重新定义（Song & Hird，2013）。人们对中国男性在各领域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有了更高的宽容度和期望值，特别是亲职这样亲密的人际关系（X. Li & Jankowiak，2016）。在这一新背景下，中国父亲不仅被期望在量上更多地参与育儿，且要在质上比他们的前代人更好地养育孩子。独生子女政策还鼓励中国父母同等地重视和对待儿子和女儿，这在其中一条口号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即“生男生女都一样！”。

尽管与中国父亲相比，中国母亲仍被认为更热情、更温和（Chen，Liu，& Li，2000；Lau，Lew，Hau，Cheung，& Berndt，1990；Shek，1998；Strom，Strom，& Xie，1996），但大量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父亲严厉、疏离的形象正逐渐淡去。D. Li（2018）近期的观察研究就捕捉到父亲在与孩子玩耍时表现出了积极情绪。Q. Xu和Yeung（2013）对有青春期女儿的上海父亲进行了混合研究，发现父亲表达温暖的方式有很多，如给予表扬、开玩笑、提供情感支持等。Choi和Peng（2016）在一项罕见的关于中国农民工父育观念和实践的定性研究中发现，这些男性认为他们与孩子的情感纽带是“自然”而非薄弱的，并努力建立和维持与孩子亲密的关系。上述研究表明，今天的中国父亲们无论是否情愿，都正在重建他们的父母角色和性别角色，以丰富、明确的方式表达温暖，追求新型的父职。

现有研究

尽管零散的实证证据显示中国父亲的温暖表达总体上有所增加，但迄今为止，很少有研究探讨当代中国父亲究竟是如何表达温暖的。虽然Zhang和Wills（2016）关于父母情感表达的研究包含了成年子女对父亲行为的报告，但他们使用了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开发的“客位”（etic）工具来评估中国父亲的情感表达，测量的是西方文化特有的情感外露行为（如眨眼示意或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的频率。然而，这种方法并不能充分探索其他文化背景下表达行为的多样性与微妙之处，还可能使研究结果带有偏见，针对亚洲人的研究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Kim & Wong，2002）。此外，现有研究通常使用父亲或孩子的说法来描述父亲的温暖表达，但这种表达是一种交流实践，如果能从家庭系统内的多个角度展开调研会更好。

针对现有文献中存在的空白，本研究旨在探讨当今中国父亲表达爱意的方式。这一研究问题将由来自同一家庭的多个信息提供者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来回答，他们将从行动者、观察者和接收者的角度来描述父亲温暖的表达方式，从而提供丰富、可靠、具备文化敏感性的描述，以说明父亲的温暖在当今中国家庭中是如何被传达的。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访谈数据于2011年底至2012年初在南京收集，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家庭中父亲温暖的大型项目的一部分，而南京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富裕的省会城市，当时人口数为636万。参与者招募自南京市各区县的三所农村小学和八所城市小学。研究者通过私人联络与滚雪球法确定了学校，并向学校领导和教师详细解释了研究目的、招募标准（见下文）以及研究的保密性和自愿性。项目信息表（包含对研究自愿性质的明确强调）和报名表先分发给孩子们，再由他们转交给父母。研究者向校方收集报名表（无论家长的决定如何）。这项研究得到了剑桥大学心理学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目标家庭的选择采用以下四项标准：（1）该家庭将只有一个孩子，以代表2000年至2012年间有孩子出生的大多数中国家庭。（2）孩子的年龄在9至11岁之间（即中国小学的3至5年级）。之所以选择这个发展阶段，是因为此时孩子已经具备了在访谈中描述自己的经历、想法和感受的语言和社交能力，但尚未进入可能出现亲子冲突的青春期。（3）父母双方均为孩子的亲生父母，以避免不同家庭类型导致的混杂效应（confounding effect）。（4）父母双方均来自南京或周边地区，以避免地区文化差异导致的混杂效应，因为地区文化差异可能影响父母的教养观念和性别观念。研究者联系了自愿报名的家庭并进行筛选，共拜访了138个家庭。在这些家庭中，三个家庭有非亲生父母（未在筛选阶段透露），一个家庭来自较远的省份，还有一个家庭最终拒绝录音和录像。这五个家庭并未纳入后续的分析。

在构成最终样本的133个家庭中，孩子的性别是平均分布的（69个家庭有独生女，64个家庭有独生子；孩子平均年龄9.54岁，标准差为0.77）。在这133个家庭里，有68个生活在城市，另有65个生活在周边的镇和乡，能够反映数据收集时中国城乡人口的分布情况（城市人口占比51.27%；中国国家统计局，2012）。父母年龄均在40岁上下（父亲平均年龄38.52岁，标准差为2.96，母亲平均年龄35.30岁，标准差为3.04），父亲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全国及南京市35至40岁男性的平均水平（高中及以上学历占比63.16%，而全国平均水平为25.63%，南京市平均水平为26.11%；见表1）。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略低于父亲，但父母受教育程度存在显著相关（Spearman’s ρ=.63，p ＜ .01）。大多数参与调查的父亲都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作并从事各种职业，包括农民、工厂工人、教师、销售人员和管理人员等。父亲们的平均月收入约为584美元（平均4111.08元人民币，标准差为4620.11），占家庭总收入的62.45%。城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农村父母（72.1%的城市父亲和70.6%的城市母亲拥有高中或以上学历，而农村父母的这一比例则分别为54.7%和40.0%）。父亲和母亲的收入（对父母双方，p ＞ .05）或父亲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p ＞ .05）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城乡差异。

研究过程

访谈在参与者家中进行，作者在他们参与一个更大项目的过程中拜访了他们，该项目包括问卷、访谈和观察，全程通常持续约2小时。父母和孩子阅读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数据的收集工作就开始了，父母和孩子按照自己喜欢的顺序轮流与研究者交谈，并在其他人受访时填写问卷。完成所有任务后，每个家庭都会获得一笔小额现金（50元人民币，大约7美元），外加一份小礼物（如一件文具）和一张给孩子的参与证书。

所有访谈均由作者主持，访谈大纲涵盖父育的以下方面：（1）父亲对育儿的参与度，（2）对教养方式的大致描述，（3）父亲对温暖的表达，（4）父亲与孩子的关系质量，（5）受访者对父育行为的评价，以及（6）好父亲的标准。父母和孩子都被要求对父亲的行为进行描述和评价，也就是说，父亲、母亲和孩子分别提供了关于父亲行为的自我报告、配偶报告和孩子报告。与父母的访谈大多持续约20分钟（父亲平均时长22.84分钟，标准差为8.60；母亲平均时长19.27分钟，标准差为6.53），而与孩子的访谈平均持续15.64分钟（标准差为5.76）。

访谈是半结构式的，有时会调整问题顺序以使谈话过程更流畅，必要时还会通过追问来寻求澄清和更多信息。问题以开放的方式被提出：受访父母被询问“你/你丈夫会做什么来让孩子感觉到你/他爱他/她？”，受访的孩子则被询问“你爸爸会做什么来让你感觉到他爱你？”受访者并非从某个预先准备的列表中选择答案，而是自由列举父亲的表达行为。列举数量没有固定的限制，但考虑到访谈的时间限制及访谈双方融洽感的维持，当受访者的初始回答很简短或不愿回答时，研究者通常会进行两次追问（“还有其他方式吗？”），以获得更多的例子。例如，有些受访者在被问及父亲如何表达温暖时很难想到例子，并因为无法回答问题而感到尴尬或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会先安抚受访者，等谈话继续进行一段时间后再回到这个问题。受访者还被鼓励在访谈的前、中、后随时表达自己的担忧、提出问题或分享相关想法。

分析计划

所有访谈都被录音并逐字转录，按照Braun和Clarke（2006）主题分析的六大步骤来进行编码。作者和一名已受训且会说普通话的研究助理采用归纳法，首先反复阅读了所有访谈记录，接着对问题（3）的回答进行了开放式编码，以充分探索父亲对温暖的各种表达方式。研究者也详细阅读了其余访谈内容，以确保对家庭的背景和动力有恰当的理解。开放编码得到了88个描述父亲表达行为的初步编码（initial code）。研究者仔细检查了这些编码，合并重复编码后共得到18个合成编码（composite code）。根据高频出现的编码之间概念的相似性，以及Cheah等人（2015）和Sabey等人（2018）的类似先例，确定了四个主题：语言表达（verbal display）、身体亲密（physical intimacy）、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和权威型教养方式（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tyle）。例如，“坐得很近”和“睡在一起”先是被合并编码为“身体贴近”，接着与“微笑”、“拥抱”和“亲吻”一起归类至“身体亲密”。表2列出了各主题的定义及示例。为保护受访者的身份信息，本文使用的所有受访者姓名均为化名。

研究结果

表3汇总了父亲表达温暖的类型，与提及这些类型的受访者人数和比例。总体而言，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尽管父亲有时稍显严厉，但在与孩子互动时，他们是耐心、慈爱且支持的，只有少数受访者认为父亲是挑剔或排斥的。虽然许多受访者（25位父亲及38位母亲）会给自己或配偶贴上“内敛”的标签，但父亲的温暖表达是受到重视的，且被视为一个现代理想父亲的重要标准。一位农村父亲是学校教师，也是独生女儿的主要照顾者，他认为“表达爱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很重要”（父亲005）。另一位有女儿的农村母亲有更进一步的解释：

一个好父亲应该……当然要有一张严肃的脸，但实际做事时也要有温度、有人性。（不然）孩子会太紧张。如果一个人总是隐藏他温柔的一面，这个家就不会温馨。（母亲015）

在被提及的表达策略和做法中，几乎所有受访者（99位父亲、111位母亲和118位孩子）都提到了与工具性支持相关的表达行为，例如提供日常照顾、教学和训练、情感支持和物质满足，以及参与和安排休闲活动。身体亲密虽然没有那么频繁地被提及（34位父亲、26位母亲和13位孩子），但也是展现父亲温暖的一种重要方式。语言表达，不论是直接说“我爱你”，还是使用昵称，又或是给予表扬和鼓励，都是不太普遍的父亲温暖表达方式（被27位父亲、21位母亲和9位孩子提及），而且父亲们通常避免甚至强烈排斥这种做法。最后，父亲对权威型教养方式的使用（有时是对母亲教养方式的补充）则营造了一种接纳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感受到爱和关怀，有10位父亲、16为母亲和19位孩子都认为这是一种温暖的表达。以下各段将详细解释每个主题下的研究发现。

工具性支持

绝大多数受访者都主动提到了“工具性支持”这一主题，甚至包括那些认为自己、配偶或父亲不善表达温暖的受访者。有许多生动的例子说明了父亲的爱意是如何融入到日常照顾工作中的，例如挑选和准备食物。“我女儿把我培养成了一个大厨。”汽油厂工人Qijian自豪地说，他每天晚上回家都会为心爱的女儿准备晚餐。“每天我都要认真想很久今天要做什么菜，明天要做什么菜，去哪里买最好的食材……（我会做任何）我女儿喜欢吃的东西”（父亲032）。Qijian的妻子在访谈中也赞同，她的丈夫总是“下班后直接回来，（孩子）要吃什么就做什么”（母亲032）。一个害羞的男孩回忆道，他的父亲“每次去（工作饭局）都会带一些好吃的回来”（孩子060）。还有几个孩子说，他们能感受到父爱，因为父亲会把饭菜中最美味或被认为最有营养的部分留给他们，或是尽管工作繁忙，仍然每天准备家常早餐。另一种展现温暖的常见方式是生病时的照护。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父亲在这种关键时刻的表现向孩子们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他们对父亲来说有多么重要。11岁的农村女孩Yuchuan描述，父亲听说她生病后，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冒着大雨赶回家，损失了一大笔收入（孩子072）——其他29位孩子也讲述了他们的父亲如何在医院或床前不知疲倦地照顾他们直到康复。

许多父亲在自己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物质匮乏，而现在又成了家庭的经济支柱，他们通过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来展现温暖，比如给孩子礼物和奖励（通常附带与学习或行为表现有关的条件），或满足孩子的愿望。用许多父亲和母亲的话来说，尤其对那些很难参与孩子的教育活动或没有时间和技能进行“高质量”亲子互动的父母，这是一个父亲“最起码”能做的。Jiaoda是一位有儿子的农村父亲，他会留意儿子的衣服和鞋子，以便在穿不下或穿旧之前及时更换它们（父亲077）；而Lian是一位城市父亲，他会慷慨地提供零食基金，让女儿用来招待朋友（父亲047）。父亲们讲述了他们如何仔细了解孩子的需要并制造惊喜，给孩子带来他们渴望已久的书籍、零食或玩具，让孩子知道他们在父亲心中的地位。长途卡车司机Laiwang会在路上搜罗小礼物，这样就能看到女儿在他回来时“高兴地跳起来”（父亲072）。9岁的城市男孩Baoyu告诉研究者：

我六、七岁的时候，在书店想买（一套丛书）。我不停地缠着爸爸，直到他终于给我买了第一本书。八岁时我又缠着他，他才给我买了这套书的第二本。我只差一本就能买齐这套书了！有一天，爸爸告诉我他早上出门会去拿书，下午就把书带回来。他回来时两手空空，我问他：“书呢？”他说忘了拿。我正要哭，他口袋里的东西掉了出来。是那本书！（孩子074）

虽然礼物和特别款待很受欢迎，但当孩子们看到父亲努力抽出时间陪伴他们时，同样能感受到来自父亲的爱。“他的朋友叫他，他也会留在家里陪我，除非真的需要去，不然他不会离开。”9岁的男孩Yunting解释道（孩子053）。“我愿意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家里陪孩子，”城市工薪阶层的Qi这样说，他39岁才体验到做父亲的喜悦，“我非常爱她。有她之前，我喜欢（和朋友）出去玩。但有了她之后，我都尽量待在家里。如果和朋友出去，我会尽可能多带着她”（父亲096）。农村母亲Zhu有一个女儿，她这样描述丈夫对温暖的表达：当女儿打电话说想他的时候，社交聚会中的他“可以不顾面子地跑回家”（母亲033）。孩子们也从父亲的玩笑或游戏中感受到温暖。城市女孩Kexin说，当父亲做鬼脸时，她感受到了父亲的爱（孩子111）。如果无法日常陪伴孩子或享受玩乐时光，父亲们则会通过负责安排聚会和家庭旅行等休闲活动来表达温暖。例如，农村母亲Chunyan详细描述了丈夫如何提前数月精心策划女儿的十岁生日宴（母亲015）。

还有一种父亲温暖的传递方式被父母和孩子们（尤其是孩子们）注意到，即父亲在学业和德行准则上对孩子的教学和管教：有10位父亲、11位母亲以及多达32位孩子，都将父亲为保障孩子学习成绩所做的努力视作爱的标志。孩子们尤其感谢父亲为他们搜集学习资料、督促他们完成作业、辅导他们解决难题。除了课业上的实际帮助外，9位父亲、3位母亲和8位孩子表示，父亲的管教——即便是看起来毫不委婉的严厉批评——也传达了温暖，因为这意味着父亲对孩子未来福祉的情感投入。例如，自称善于表达的父亲经常会强调他们如何坦率给予孩子正面和负面评价，因为二者都体现了“能够伴随（孩子）一生的爱”（父亲081）。“有人说应该喜怒不形于色。我不同意。在我对她的（表现）不满意时，我会告诉她我对（她的）行为有多生气。”有一个女儿的城市父亲Rong说道（父亲079）。当被问及丈夫如何让女儿感受到他的爱时，农村母亲Jiaoxing说：“每当他看到（孩子的）问题，他都会直接告诉孩子。他会给她压力，密切地监督她”（母亲010）。值得注意的是，孩子们已经将严格的管教内化为爱的内涵。正如Rong的女儿（孩子079）所说：“如果他不爱我，他就不会关心我有没有学会了。他严厉是因为他在乎！”城市女孩Ying也认为自己的父亲非常严厉，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爸爸非常爱我……他对我的作业要求非常严格。他和妈妈都告诉我‘严是爱，松是害’……总之他这样做都是为了我”（孩子030）。

《战国策》中，触龙说服赵威后让其幼子长安君去齐国为质，以解秦兵之困时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图为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图源：aiqiyi.com]

身体亲密

令人惊讶的是，在当前样本中，身体亲密是一种经常被报告的父亲温暖表达方式，34位父亲、26位母亲和13位孩子均有提及，且有儿子和有女儿的家庭比例相近。Xifeng是一位城市母亲，在描述丈夫如何和女儿“拥抱、挤捏、亲吻……通常是亲脸颊”时，她有些尴尬。生活在城市的Ziteng是公务员，有一个儿子，他告诉研究者：

我很直接。我不会把爱藏在心里。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太宠孩子了。举个例子，如果他做了什么好事，比如老师发短信告诉我他今天的小测得了满分或是全班第一，我就会在回家后给他一个（吻），或一个拥抱之类的。

那些过于害羞而不愿使用热烈表达方式的父亲，则会采用更温和、更细微的方式，比如身体的贴近（例如看电视时坐得很近、睡在一起），或者亲昵的接触（如抚摸孩子的头、牵手一起散步）。Lian是农村银行里忙碌的职员，有时周末加班，他会带着女儿一起去，在家一起看电视时也会让女儿躺在他腿上，抚摸她的头发（父亲004）。城市里的工厂工人Xing常常亲吻9岁的儿子并抱着他入睡，他有些担心这种男性之间身体的亲密接触带来的长期影响，但他难以抑制自己的父爱，因为他“真的从心底里爱着这个孩子”（父亲091）。事实上，有几位父亲提到，他们将一起睡觉作为与孩子建立情感纽带的工具，而这往往违背了妻子的意愿，因为她们更希望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此外，打闹也是一种普遍的方式，通过身体上的亲近来表现父亲的温暖。农村母亲Qiao描述，丈夫有时会在冬天的早晨用手臂推起床上的女儿，抱着她去卫生间（母亲024）。城市男孩Qiyu笑着说，他的“傻”爸爸经常抱紧他，挠他的痒痒。

语言表达

父亲对温暖的语言表达方式，既有外显的（如直截了当的“我爱你”），也有内隐的（如用充满爱意的昵称称呼孩子）。尽管语言被认为是表达温暖的渠道，也是评估父亲表达能力的默认标准，但少有父亲（n=27）或配偶（n=21）提到曾使用语言来传达温暖。当他们这么做时，最常用来传递父亲温暖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是表扬和鼓励，尤其是在孩子取得学业或行为上的进步之后。在城市男孩Zhiyuan的记忆里，在他努力学骑自行车时，是父亲大量的言语支持让他坚持下来。农村女孩Xiangling还记得，父亲会在朋友面前炫耀自己的女儿比别人家的都好（孩子024）。父亲们直接说“我爱你”的情况很少见（6位父亲、6位母亲和1位孩子曾提及），而且往往是为了缓冲批评的负面影响（例如，“我们告诉你你做错了什么，是因为我们爱你”），不过，他们还使用了其他一些间接的语言表达方式，比如问一些与温暖有关的反问句（例如，“谁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零食？”）。

有趣的是，许多父亲（n=26）和母亲（n=10）都会自发地为父亲语言上温暖表达的匮乏做出解释，而认为有必要解释父亲为何擅长语言表达的人则较少。这可能显示了温暖表达的非正式规范（implicit norm），因为它的缺失，而非其存在，需要有一个正当理由。至于为什么有些父亲不用语言来表达温暖，一些母亲解释说，她们的丈夫“性格内向”或因受教育程度不高而“不善言辞”，而另一些母亲则认为孩子太小，不能理解，或是父亲与孩子之间“天然”的情感纽带使表达变得没有必要。然而，反对语言表达最普遍的理由是，父亲的温暖可能会削弱管教的效果，尤其是在母亲已经很亲切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培养孩子过度的自我意识。农村父亲Jingyong的回答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

我知道我非常关心我的孩子，但我不喜欢表现出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公开表达你的爱，可能会让她觉得父母非常爱她，她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另一位有女儿的农村父亲Shou也有同感：

我不会空口说好话……我不会说出来，只会放在心里，通过行动而不是语言来表现。我不像那些人会说“宝贝”、“亲爱的”……我们不会用语言表达我们对她的爱和关心，只会教她正确的生活和学习习惯……这应该对她有好处，让她对自己有个正确的感觉，不要太自大，也不要太自卑。不然孩子会失去对自己的（良好）判断力。

权威型教养方式

除了用具体行动传达父亲的温暖外，一个整体上支持、接纳的教养方式也被父母（父亲n=10；母亲n=16）和孩子（n=19）视为一种普遍的总体策略。在一个体罚仍然广泛存在的国家（Wang & Liu，2014），更少拒绝、更不严厉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一些父母和孩子称赞了各自家庭中的父亲“不打孩子”或“不骂孩子”（母亲026）。当父亲以宽松、建设性的态度面对孩子的错误行为或未达到的学业目标时，孩子们会特别感激。“我小测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时候，爸爸不会骂我。他会耐心地给我讲解该怎么做题。”9岁的农村男孩Haoyu说（孩子014）。

有趣的是，父母（父亲n=4；母亲n=7）和孩子（n=5）还将父亲的教养方式与母亲的做了对比，并认为父亲的宽松是为了减轻沮丧的、成就驱动型的母亲带来的压力。当被问到如何表达温暖时，农村父亲Shuangrui告诉研究者，他会带女儿去她要去的任何地方，就算妻子不同意，他也会坚持这么做。城市父亲Pan也说，妻子对女儿的零食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在这方面宽松得多（父亲047）。一些孩子还记得父亲如何保护了他们免受暴怒的母亲的伤害；母亲们也认为，作为父母中较为放松的一方，父亲可能会通过营造平衡的家庭氛围来体现温暖。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当代中国父亲对温暖的表达，在父职研究中，中国父亲是一个人数众多但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群体。现有的关于中国父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量评估他们的参与度或整体教养方式上，很少对父亲与孩子相处的实际过程进行评估。本研究采用了多信息来源的设计，使样本能同时代表父母和孩子的声音，探讨了父亲和孩子互动中情感素质的多样性和微妙之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越来越重视父亲温暖的表达以及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具体而言，样本中的中国父亲似乎并不特别关心对家长权威的维护，或体现情感坚忍的男性气概规范；相反，他们愿意运用各种方式（虽然不是语言上的）来表达他们的爱意。这一发现与近来关于当代中国父亲（Choi & Peng，2016；Q. Xu & Yeung，2013）和母亲（Kim，Wang，Orozco-Lapray，Shen，&Murtuza，2013；Way et al，2013）的实证研究相一致，共同表明父育文化（作为更广泛的教养文化的一部分）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越来越强调以孩子为中心、重视儿童的社会情感福祉，但这一转变过去却鲜为人知。

关于中国父亲偏好的温暖表达方式，最出乎意料的发现是身体亲密和休闲活动的普遍使用，因为以往的研究表明，与欧美父亲不同，中国父亲并不是孩子的玩伴（Sun & Roopnarine，1996）。有关华人移民父母与孩子亲密接触的研究也表明，父母与孩子身体的亲密接触在孩子过了婴幼儿期后会急剧减少（除了一起睡觉；Rothbaum，Morelli，Pott，& Liu-Constant，2000）。然而，本研究样本中的父亲们喜欢甚至渴望通过各种身体上的亲近来表达他们的爱，尽管他们的孩子已经远远超过了这种亲密的“适当”年龄。除了与独生子女建立情感纽带的需要之外，这种亲近感的加强与身体亲密的表现可能还标志着男性气质朝着情感表达更丰富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在当代中国男性的其他亲密关系中也已被发现，比如浪漫关系（Song & Hird，2013）。

与此同时，中国父亲对温暖的工具性表达（特别是通过身体照顾、物质满足、教育和培训）有着超越语言表达的强烈偏好，这可能反映出亲职、性别、温暖表达方面文化观念的残留，以及父母自身童年经历的影响。父亲偏好用行动而非语言来表达温暖和情感上的亲近，这一发现与过往对父亲的研究（Dermott，2008；Floyd & Morman，2003）以及对美国华人父母爱意表达的研究（Cheah et al，2015；Park，Vo，& Tsong，2009）相一致。Cheah等人（2015）的研究也发现，日常照顾是美国华人母亲表达温情的主要方式之一。除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外，本研究中的父母成长于中国经济改革前的20世纪70年代初，亲身经历过物质匮乏。即使当匮乏不再是迫在眉睫的生存或健康问题时，食物和物质可能仍然是爱的有力象征。父亲为子女的学习和行为提供（通常是高度个性化的）实际支持，这种爱的内涵也与Chao（1994）对“管”的定义相似，或者说父母对子女的要求或限制，带有一种积极的、“非常投入地关心和关注孩子”的意味（p. 1113）。相比之下，语言表达则仍然受到怀疑和排斥。这可能不仅仅因为语言表达不符合传统的教养理念与情感哲学，还因为它需要习得陌生的词汇，而这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本研究并未发现儿子和女儿作为父亲温暖表达的接受者之间的明显差异：今天的中国父亲似乎同等地养育儿子和女儿，无论是通过工具性支持、身体亲密、语言表达还是权威型教养方式。不过，中国社会内外的一些早期研究表明，父亲对儿子展现的温暖总体上少于女儿（Bronstein，1984；Kim & Wong，2002；Russell & Russell，1989；Strom et al，1996）。当前样本中的中国父亲可能受到了性别平等政策的影响，至少在他们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是如此。对儿子和女儿的性别差异化对待还可能以更微妙的方式或在其他教养领域（如对成就的期望）中表现出来。不可否认的是，本研究属于定性研究，无法通过全面的统计检验得出确凿的结论。要了解父亲在不同成长阶段对待儿子和女儿的方式，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除了提供有关中国父亲的经验证据外，本研究的结果还提醒我们反思，在更广泛的父育和教养研究中，父亲对孩子的温暖、养育和关怀的表达是如何被概念化和测量的。大多数现有的对父母温暖的操作化（主要集中在语言表达上）都根植于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以及一种“母性模板”。这种方法长期受到质疑，因为它可能忽略了更大范围的人类教养行为（Cabrera，Volling，& Barr，2018），从而低估了父亲温暖表达的水平。本研究揭示了父亲的温暖可以融入各种日常实践（如日常照顾活动），并得到理解。此外，研究还发现，父亲在与孩子的互动中采用总体上积极的情感氛围（如权威型教养），是具有温暖和爱的内涵的，而这在文献中并未被视为父母温暖的标志。因此，本研究呼应了学界一再发出的呼吁，即在多样化和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应当对儿童发展和家庭情感生活中父亲与孩子（以及亲子）关系的质量进行基于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Palkovitz，2019）。

本研究是为数不多同时考虑了父母和孩子观点的研究之一。虽然与其他研究一样，孩子们的回答比父母的更简短，但处于童年晚期的青少年提供了父亲温暖表达的丰富实例。如果将孩子的反应与父母的反应进行比较，一种不寻常的模式是，儿童依赖于工具性支持（如学业上的帮助）和总体上权威型的教养方式。这是令人意外的，因为人们本以为儿童会更理解外显而非内隐的表达方式，比如语言和肢体上的表达。孩子们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内化了克制情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温暖的微妙表达方式吗？鉴于工具性帮助、养育和陪伴是公认的发展需求（Furman & Buhrmester，1985），即便没有“精心设计的复杂互动或表达父母之爱的方法”（Sabey et al，2018，p. 748），从长远来看，孩子们从父亲那里感知到的这种爱和接纳，也会有利于他们的社会情感适应吗？无论如何，这一发现提醒研究人员，应当考虑采用具有创造性和文化敏感性的父育行为测量方法，衡量孩子对教养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对发展的意义。

虽然这项研究在概念和方法上有优势，但也有局限性。尽管样本涵盖了农村和城市家庭，但只包括了父亲能够与孩子同住的相对富裕的双亲家庭。这项研究的结果可能无法推广到弱势家庭，因为这些家庭的父亲必须远离家乡寻找工作机会，并与子女分开居住，就像法律上“完整”但实际上“分裂”的家庭那样（Y. Xu，Xu，Simpkins，& Warschauer，2019）。在这类家庭中，父亲温暖的表达方式（可能借助日益平价的数字技术，以创造性的方式来传达）及其对儿童发展和家庭生活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本研究的样本也不可避免地偏向那些足够关心自己的孩子而参与了研究的父亲；因此，总体的父亲温暖程度可能高于一般人群。这项研究还依赖于口头收集的、有关私人话题的数据，但与欧美社会相比，当地的文化背景对直接的口头交流并不那么重视。事实上，访谈法已被广泛应用于针对中国人群的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而本研究收集到的回答，从家庭内部三角互证的角度来看，也足够丰富和可靠。然而，通过其他方式收集的经验证据，如结构化观察、亲子互动过程中的生理测量和民族志，将有助于确定参与者口头报告的可靠性，排除社会期望（social desirability）带来的混杂效应。

不过，本研究的发现对今后的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父亲愿意并使用多种策略来表达他们的温暖，这提醒学者和从业者不要假定中国父亲是严厉的管教者，也不要对表达父母之爱的“正确”方式（如通过语言）强加行为上的标准。相反，我们可以在中国父亲的研究上做更多的工作，与中国父亲一起探索并促进多样化的、符合文化背景的温暖表达方式，这不仅对中国的孩子、父亲和家庭有益，也能丰富我们对全球其他社会文化背景下父育实践的理解。

〇本文原载于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ies，2021。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家有儿女》中的父亲夏东海。[图源：douban.com]

〇专题策划人：Y.H.

〇翻译：一一

〇编辑 / 排版：窝窝

网址：李萱 https://mxgxt.com/news/view/26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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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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