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学者畅谈当代家庭、亲密关系与女性位置

家庭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可能近在咫尺，也可能遥不可及，并且一直处在变化当中。今天我们如何经历和理解家庭生活？身处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我们对家庭是否有着同样的需要、渴望、困惑和不安？我们能否拉近距离而不受束缚，又如何面对自发的或是被迫的远离？思想之夜活动于2016年在巴黎创办。五年来，活动规模不断壮大，每一年，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热情洋溢同时不怎么好对付的观众在同一个夜晚围坐一隅，一个个思想界的重量级嘉宾被包围在中间，庆祝不同文化、不同领域、不同代际间思想的流转与碰撞！继“思想之夜”于今年一月首次登陆中国大陆几座城市之后，上海的首届“思想之夜”于5月21日，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携手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举行。今年 “思想之夜”的全球主题是“拉近距离”（proche），其在上海的主题是“家庭：近乎，远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是中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馆，亦是上海双年展的举办地。

思想之夜活动于2016年在巴黎创办。五年来，活动规模不断壮大，每一年，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热情洋溢同时不怎么好对付的观众在同一个夜晚围坐一隅，一个个思想界的重量级嘉宾被包围在中间，庆祝不同文化、不同领域、不同代际间思想的流转与碰撞！继“思想之夜”于今年一月首次登陆中国大陆几座城市之后，上海的首届“思想之夜”于5月21日，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携手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举行。今年 “思想之夜”的全球主题是“拉近距离”（proche），其在上海的主题是“家庭：近乎，远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是中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馆，亦是上海双年展的举办地。

5月21日，一个围绕“家庭”展开的思想之夜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拉开帷幕，8位中法思想界、文艺界的代表以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以中国和欧洲为背景，从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等学科出发，深入探讨了关于当代家庭生活、亲密关系和女性位置的方方面面，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丰盈而深邃、热情而理性的思想盛筵。

思想之夜分为三场圆桌讨论，分别围绕“家庭关系是什么”、“如何在一起”和“走出家庭？”展开，参与发言和讨论的嘉宾包括巴黎大学社会学荣誉教授弗朗索瓦·德·桑格利（François de Singly）、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作家多米尼克·西戈（Dominique Sigaud）、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念、作家小白、女性主义哲学家热纳维耶芙·弗雷斯（Geneviève Fraisse）、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和艺术家小珂，由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谢晶担任主持人。澎湃新闻现将部分精彩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家庭关系是什么

弗朗索瓦·德·桑格利在做线上发言。

弗朗索瓦·德·桑格利一直致力于对家庭、夫妻关系以及父母子女关系的研究，在题为《亲密家庭：回顾与展望》的引言中，桑格利表示欧洲家庭最大的变化夫妻之间以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情感在上升，因此他把今天的家庭定义为亲密家庭。在十二世纪法国骑士文学《特里斯丹和伊瑟》讲述了两人为爱情而挣脱社会地位束缚躲进森林的故事，而当时的包办婚姻是两个社会地位相似的家族的下一代才能结为夫妻。也就是说，在12、13世纪，欧洲存在着婚姻关系和爱情关系共存的现象，后来这两种关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爱情婚姻也即自由恋爱婚姻。19、20世纪以来，变化加速发生，1970年代以来，结婚的情况越来越少，人们更多是自由结合、同居或是建立互助契约，婚姻的稳固性被削弱，孩子对父母的重要性也有所下降。这和欧洲对人的定义的变化有关，所有人都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人，而不是一个家庭的成员，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依恋在关系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家庭的普遍功能是对社会的贡献，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也总是与家庭相关。对个人的认可是当代家庭的新功能，但家庭仍然有着社会再生产的传统功能，两者之间存在张力。家庭如何在高流动性的时代保持稳定？在中国，家有一个屋顶的概念，而现在在欧洲有一个新的概念，新型的家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屋顶的，因为共同生活不应该过分影响个人生活，家应该无所不在，但是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家庭不能太具有侵略性，不能影响个人的发展。 

项飙在线上做引言。

在引言《家庭：最后的庇护所，还是最初的战线？》中，项飙从在社会调查中看到的关于家庭的种种现象出发，总结了中国家庭的四组矛盾关系：第一，家庭一方面继续保有着神圣的光环，“不结婚人生不完整”，另一方面却迅速成为了一种合约关系，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征婚启事上的条条框框、特别是对房产的精确描述，对应《婚姻法》解释三种对离婚房产分割的明确规定，就是将婚姻视为一份合约；第二组矛盾是婚姻的情感性和功利性，一方面婚姻跟幸福联系在一起，但同时又有着功利计算；第三，改革开放后，单位托儿所等公共育儿服务退出，家庭照顾经历了私有化的过程，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公立幼儿园几乎不存在的东北农村，学龄前的孩子也要上私立幼儿园，家庭照顾归到私人后又通过市场这个中介经历了社会化；第四组矛盾是家庭的消费功能和投资功能，过去家庭被认为是消费单位，现在却从买房、教育都在做大量的投资。因此，家庭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它在事实中显得很模糊、很矛盾，给个人造成了巨大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也产生了很多伦理、道德的迷失感。项飙指出，出路可能在于对家庭关系的重新理解，即不再将家庭理解成一个单位，而是把家庭看作社会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家庭不仅随着社会经济而变化，家庭生产出了带有特定生活观念的人会觉得某种经济关系是可以接受甚至值得追究的，这也会带来劳动关系和经济安排的变化，例如今天我们要思考所谓互联网大厂里面愿意996的人是如何通过家庭关系被生产出来的。

桑格利在回应项飙的发言时表示，项飙所描述的财富投资型的家庭在欧洲是一种历史现象，他想要强调的是情感的地位，欧洲也有父母为孩子找伴侣的情况，但不是普遍现象。他希望了解在中国的家庭观念当中，除了投资和利益之外，怎样正面地去定义夫妻之间的关系。项飙回应说，在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区域的夫妻关系都不太一样，因此夫妻关系中具体多大程度是爱，多大程度是安排很难解释。他同时指出，根据法国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家庭是21世纪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在没有传统家庭的美国，巨富家庭也造成了社会不平等非常难以克服的问题。针对桑格利提到的家庭对个人和社会的功能存在张力的说法，项飙认为中国的现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通过家庭生产出一种非常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而不会团结的主体，这样的人恰好是资本需要的劳动者和消费者，这似乎解决了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和个体层面追求个人自由之间的张力。

刘擎对桑格利和项飙的发言做了回应，每个人都有他的知识框架和价值立场，项飙关心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而桑格利关心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情感本位的关系。在他看来，无论是法国还是中国，都有一个很强的趋势，即个人意愿变得很重要，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在关系塑造中具有至上性或者说决定性。项飙讲的人民公园相亲角，如果再调查下去会发现是父母的一厢情愿，大多数孩子是不会接受的。现在的年轻人当然要情感，但麻烦在情感、爱是靠不住的，在宗教社会或传统社会，人们的意愿、情感、美学、倾向性都相对稳定，但法国在后宗教时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个体意愿变得无穷复杂。当它是重要而不可靠的时候，人们就开始考虑综合的因素，从而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家庭，生产出不同的人。例如家庭照料私人化的问题，其实在社会主义单位之前也是私有化的，而且在社会主义阶段公有化也不是普遍的，必须是全民所有制单位，也有人际关系、政治关系的竞争，所以不能把那个时代过于浪漫化。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在中国大概一百年，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当这些历史条件不存在的时候，它可能就会解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每个人从中获取不同的东西，付出不同的代价，但怎样的家庭是更理想的，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马克思说如果你把人当作人，只能用爱交换爱，今天把这样的理想落实在家庭上几乎是乌托邦，但我们仍然能看到少数这样的家庭存在，不一定是以婚姻形式，不一定终生，但存在十年、五年，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张念在回应中表示，桑格利提到欧洲十二世纪一个少年和一个少女仅仅基于彼此的依恋就不顾一切地要在一起，而20世纪前后，现代中国的诞生就是经由年轻人之间的依恋开始的，大家熟悉的《新青年》就有80%的内容在谈婚恋问题。中国那一代现代青年在情爱关系中体会到个体性意味着什么，例如巴金小说《家》《春》《秋》里的几个年轻人，爱情是他们的旗帜，代表着对革命、自由的向往。桑格利一直在追问我们如何正面定义亲密关系，项飙回避了，确实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文化都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去思考亲密关系，如何去正向定义它。中国人的家从古代社会的家族氏族到宗法社会，是一个小型社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会满足个体的生老病死等各种生命需求，我们所有的家庭行为是社会化的，自然而然就把家庭当成社会机器运作中的小齿轮，家庭空间是一个微观社会，尤其是现在的核子家庭，它的价值诉求的对象也是社会化的。刘擎说今天的爱不可靠，我不太建议把爱过于对象化，我在爱的状态中，我永远准备着去爱、去迎接爱，生命就是鲜活的。

小白表示，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人类最早的聚落就是家庭，逐渐从有血缘关系的聚落发展到没有血缘关系的城邦、社会、国家。家庭是不同质的，社会始终想要进入家庭，把它同质化、一体化，因此婚姻这种形式一直以来都包括利益、政治、协商等待。情感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也很早就出现了，比如《孔雀东南飞》，但要到20世纪初才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出现，才被看作是婚姻家庭美满生活的必要条件，这是一个建构的过程。

如何在一起

多米尼克·西戈在线上做引言。

多米尼克·西戈曾经做过战地记者，在题为《渴望或被渴望？男性或女性？》的引言中，她说在当今世界，男人是渴望者，女人是被渴望者；男人获取欲望的对象，女人则学习成为欲望的对象。通过文化、政治、宗教等类型的叙述，男人指定女性在世界上的位置，几乎在所有人类团体中都是这样。从某种角度而言，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迷人的历史时期，男性至上主义确实受到了质疑，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女人在基因、生理上和男人一样有价值，女性对世界的叙述和男性一样有效。这种改变的方向是正确的，它使得人类的互相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她曾经在世界各地做过很多与性别暴力有关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女婴的谋杀，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极端贫困的国家中。这种行为意味着女孩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你可以把她杀死而不受任何法律的惩罚，这对人们的无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女孩被视为低人一等的，成千上万的男人认为自己明显优于妇女，世界如何运作、组织、叙述应该由他们来决定。男人也传递了对伴侣的愿景，女性必须是悦人的，在性方面也必须知道如何回应男人的欲望和性需求，女性已经学会了顺应这种愿景。我们习惯听到男性的性需求在数量上要大于女性，以此来解释夫妻内部的许多困难和他的不忠，以及女性因无法充分满足这些需求而感受到的精神负担。性需求与欲望是很不一样的，需求是无法控制的，是像吃饭或者呼吸那样的冲动，女性必须满足男性的需求。然而我们从来不谈女性的性需求，除非她患有性瘾或歇斯底里。性爱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冲动产生的，一种是由欲望来滋养引起的。女性必须学会渴望，不是性的渴望，而是人的渴望，我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怎样的工作、怎样的思想、怎样的社团。渴望并不是理所当然产生的，而是需要通过对自我的学习，通过发现自己欲望的演变而变得更加强大。西戈认为这种变化可以拯救我们，当一个女人能够向男性解释她的欲望，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可以产生一种新的语言，一种关于欲望的新语言。欲望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核心问题，它让人拒绝所不接受的东西，同时提高人们接受喜欢的东西的能力，还可以教会一个人更多考虑他人的合法欲望，父母也可以学会在不冒犯孩子的情况下认识到孩子的独特欲望。在家庭内部，欲望可以被说出来、被倾听、被讨论、被接受。 

张念现场发言。

张念的引言题为《当女人说：我想要个家……》，她提到，亲密关系是伴随着19世纪中产阶级的诞生而出现的现象。她将女性的这种需求解析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直接的“需求”，例如对于安全机制、改善条件以及稳定的性生活的需要，因为自身的恐惧、无法忍受孤独，所以需要一个家来提供安全感；第二个层次是满足社会象征的“要求”，社会系统把“家”置换成了“婚姻制度”，通过现代法律的权威认证，在民法层面涉及财产权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婚姻制度似乎是独立法人彼此之间在建立契约。人们把社会象征系统内化成自己的要求，认为成年了必须要有稳定的婚姻关系、成为父母才是有责任感的成年人。对于女性而言，结婚意味着登陆了男权中心主义的意义系统，有了家不仅意味着拥有私人领地，还在象征意义上拥有了某个人；第三个层面是“欲望”，当女性进入婚姻后，她才发现她要的“家”充满歧义，没有她当初想要的对应物，她要的也许是拥抱、凝视、倾听、理解和爱抚，这些仅仅是行为，不可对象化，也无法用货币来支付，她最后发现重要的是在一起，而不是有婚姻。尤其是2020年，当病毒以禁令的形式提醒我们肉身的流离失所，靠近成为最具威胁的举动，家被具象化为与他人隔离的物理空间，这个避难所应该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当女性的“要”呼告另外的意义语法，“我要一个家”意味着我要腾让一个空间，拿出近旁之爱的伦理勇气，因为腾让比占取更广阔、更丰富、更自由。

小白现场发言。

小白的发言题为《2050年我们如何在一起？》，2050年距离现在30年，就是还清一笔房贷的时长，但实际上家庭社会机制的演变存在着加速度，传统家庭演变为现代家庭花了几千年，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社会没有能力进入家庭，而是要经过一些中间结构才能介入家庭生活，例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族等等。一直到18、19世纪，资本主义城市化之后出现了复杂社会，一两百年的时间内出现了核心家庭模式。家庭回到三个功能：生育后代、分担职业劳动和家务劳动以及提供生活空间。传统社会赋予家庭的神圣感被取消，情感、欲望等个人体验和价值填补了这个空缺。但感情的不稳定性给现代社会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比如原生家庭现在似乎成了一切痛苦的源头。这种不稳定性又给了社会通过法律、伦理、教育等手段介入现代家庭的理由。20世纪初的文学电影中就出现了对婚姻制度的疑问，1960年代离婚、未婚同居等现象变得司空见惯，但到了20世纪末又出现回潮，很多国家的数据显示离婚率和未婚生育率大幅下降，这并不是回归传统，而是证明了把爱情作为美满婚姻的基础是不可靠的。在小白看来，未来三十年内亲密关系可能发生超出今天想象的变化，这和社会的加速入侵有关，也有技术迅速发展有关。历史上，从避孕手段、家用电器到信息技术、高速交通乃至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的发展都极大改变了亲密关系。他接着介绍了一种叫做“元宇宙”的新商业概念，“元宇宙”是指未来一代的互联网，人可以在虚拟世界获得另一个身份，可以在虚拟世界中生活、社交、工作、获得经济报酬，实际上是建构了一个平行世界，可能在这样的世界或者在多个世界可以获得不同的亲密关系。对于出生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原住民而言，他们在扮演网络角色时是非常自然的，在不同身份间切换滑动对他们来说都是真实的体验，这种心理就趋向于元宇宙的概念。由此，小白表示，我们可以乐观地想象，随着科技不断解放舒服，人们会创造出各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西戈和张念的发言都主要围绕女性的欲望和困境展开，在讨论环节，西戈表示希望听到男性谈论他在亲密关系中的欲望和遇到的困难。刘擎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出发提供了一种答案。他首先表示男人和女人都不是同质的群体，每个人都不一样，男权文化不只让女人受苦，也使得男人异化。在他从小受到的教育中，他认为尊重女性是重要的，但同时存在一种理性主义的男权中心主义，认为情感、感受如果不被清晰地论述，就是幼稚的、低下的和有待提高的，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理性霸权，而男性对理性主义的推崇是结构性的问题。在他年轻时的个人经验当中，他觉得自己想要尊重对方，但女性说的话没有道理。带着这种焦虑生活了很多年之后，他才知道理性可以到达的边界，特别是在处理亲密关系的时候是有局限的，理性是灯照到的有光亮的地方，但还有昏暗以及黑暗的地方。传统上对于一般公共领域和政治生活而言，理性似乎是重要的，但在私人生活和亲密关系中，那个昏暗不明的以及黑暗的地方反而是非常重要的。当理性难以把握的时候，要保持极大的谦卑和尊重，想办法在理性梳理不清的地方听到重要而真实的声音。这是他仍在学习，而且没有把握学好的地方。

走出家庭？

热纳维耶芙·弗雷斯在线上发言。

热纳维耶芙·弗雷斯的发言题为《家庭政府，城邦政府——私人与公共之连结的谱系与前景》，她谈到在法国，妇女的自由是随着250年前平等观念引入家庭而出现的。平等和自由将家庭治理和城邦治理连结在了一起，然而当女性离开家庭进入职场，就不能不面临协调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困难。在她看来，两者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能进行连结。由于疫情下隔离的需要，远距离办公变得普遍，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分割不再存在，而是混杂在了一起。卢梭非常担心公共空间进入家庭，但现在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我们需要看到谁从中受益，谁为此受苦，例如在家庭空间中，谁占据书房，谁拥有电脑，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桑格利在当晚的第二个引言中讨论了《亲密家庭与性别》。亲密家庭原本应该是和唯一的、珍爱的人一同生活，但很多女性发现夫妻生活禁锢了她们，不能给予她们认可。易卜生1879年发表的《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就是因为她不再愿意首先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而是要先履行的自己的责任，即首先成为一个人。当女性希望成为独立的自我，就和传统的家庭模式形成了冲突。弗吉尼亚·伍尔夫1929年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当中也讲到，想要从事绘画和写作的女性，必须首先为家庭成员服务，然后才能做自己的事情。因此，脱离婚姻就成为了一种解脱，而离开家庭也可以用其他形式实现，比如夫妻分居，过独身生活，现代生殖技术让女性可以做单身母亲，也有一些女性选择和伴侣一起生活但不生孩子，等等。在欧洲，离婚相比独身更能得到社会的接受。桑格利还提到一种自由的婚姻形式，即夫妻分居，各自有独立的房间甚至是独立的公寓，但他也坦承不确定这种进入家庭的方法是不是好的解决方案。 

刘擎在现场发言。

刘擎在引言《双重麻烦》中表示，近二十年来，中国大城市中包括大龄未婚、离婚、长期分居或选择不婚的单身女性数量不断增长，她们大多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和出色的职业成就，她们用进步主义的思想来应对来自父母亲友的催婚压力这种传统的麻烦，也被一些社会舆论称为独立女性。但她们还面临一种新的指控，这种指控声称女性为了自我发展而放弃家庭不是进步，而是加固了男权主义的支配，即这些追求事业的女性是受到了男权主义的成功标准的规训，陷入了另一个圈套，成为了“亚当的克隆”。刘擎对这种质疑进行了辨析，一方面他认为这种批评有着某种警示，当女性走出家庭拥有独立收入时可能面对走入商品拜物教和消费注意陷阱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夸大这种危险是错误的，认为女性要么成为男权的受害者要么成为其帮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刻板印象。尽管在乌托邦社会到来之前，所有的成功都无法完全摆脱社会的成功标准和权力结构，但权力也总是饱含着裂痕，其中蕴含着反抗、抵制和超越的可能。他还指出，那种批评还隐含着让女性回到家庭的主张，但只有的那个女性的出走以及独立生活真正成为可能选项之后，返回家庭才可能是本真的自我选择。经济独立是女性走向本真自我的第一步，即便这一步不得不借助现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奖惩机制，但如果把女性看作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那么第一步不必以决定论的方式影响她们的后续选择和道路，也就是说她们不必决定论地陷入过去资本主义和男权主义的陷阱。

在讨论环节，谢晶提到当我们讲到平权、平等，无论是在家庭领域和还是公共领域，似乎都是女性在试图寻找解决方案，因为事实上她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这是一个男性和女性共同面临的问题，男性可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可以共同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刘擎说，我们追求男女平等需要重视职场、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结构性差异，例如公共厕所的男女不平等就说明表面上、形式上的空间分配不能带来实质上的平等。男性有能力承担准备食物、照顾孩子等工作，而且能够从中获得幸福。但由于孩子在哺乳期就和母亲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有时父亲会觉得插不进去。但男性需要有这种敏感性，要看到照料家庭和孩子占据了女性更多的时间，同样在工作场所当中，正确的对待女性的方式不是表面上的让她先走，而是要真正体验到她的负担，这是需要学习的。桑格利表示，1930年代以前家庭妇女为丈夫和孩子服务，后来一家之主的逻辑消失了，但现在的家庭又出现了一种依恋的理念，说是为了孩子心理发育的完整，实际上又是把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巩固起来了。而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女性多花两个月时间哺乳，那么15年之后她的工资水平仍然和其他女性存在差距；孩子的数量越多，丈夫和妻子的工资差距就越大。所以从某种角度而言，孩子是一个维持性别不平等的很好的借口。弗雷斯则认为仅仅教育男性做家务不是很痛苦的事情是不够的，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要接受家庭里面会产生冲突，不平等不是通过温文尔雅的讨论就能解决的。性别平等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事关正义的政治问题。项飙也表示，如果将性别平等降维成道德问题、个人选择，到最后就是相对主义，每个人都可以说当妈妈很幸福，是自己的选择，但这个选择是完全自主的、还是外界给予暗示甚至强制的，讲不清楚。所以，不是要走出家庭，而是要改变家庭，必须要有产假、工资、职业生涯连续性方面的改变，才能撬动家庭内部的关系，而不可能通过内部调节来实现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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