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萍谈职业转型：从体育明星到媒体官员

邓亚萍近照。

2009年4月，邓亚萍出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后首次公开露面。

2008年，邓亚萍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与家人一起庆祝。

　　接受《环球人物》杂志专访

　　邓亚萍谈新生活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谢湘  张雷  袁旻

　　10月8日，北京朝阳区泰达时代中心五层的一间办公室里，人民搜索网络股份公司新任总经理邓亚萍，开始了她在这里的第一天工作。秘书小吴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邓总当天的日程上已经排满了各项工作。即便如此，她还是挤出1个小时的时间，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两周前的9月25日，邓亚萍正式到人民日报社上班。当天下午，人民日报社召开干部会议，正式宣布任命37岁的邓亚萍为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人民搜索网络股份公司总经理。她在那次会议上的亮相，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得体的职业套装、略施粉黛的面庞、干练的举止，完全是一个典型知识女性的形象！人们心目中那个扎着马尾辫、在乒乓球台前充满霸气的“假小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

　　会上，邓亚萍做了题为《面对人生挑战，应该知难而进》的发言：“今天这样的场面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我结束运动生涯以后，已不止一次面临人生的转折和新的生活挑战……挑战新的人生，我是有兴趣的，也是有信心的。面对如此重要的岗位，自己更愿意以一种‘开拓’的姿态前行……”

　　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前世界顶级运动员，此次转身成为“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立即引发众多媒体的关注。

　　“人生无处不是挑战”

　　人民搜索网络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民搜索”)由人民日报社和人民网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金5000万元，担负着建设国家级网络搜索平台的任务。邓亚萍作为人民搜索总经理，职责是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及其他各项工作。

　　我们的采访，因为一个会议的延长而被推迟。终于见到邓亚萍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未及开口，她已经热情地迎上来，像老朋友一样打招呼：“你们可真敬业啊！”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让我们放下了对这位“明星领导”的敬畏之心。

　　环球人物杂志：您这些天很忙吧，主要做了哪些事？

　　邓亚萍：国庆节前主要是拜访报社的各位领导，走访一些部门，熟悉各方面工作和情况，还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今天来人民搜索上班，开了几个会，主要是尽快了解情况，进入工作角色。

　　环球人物杂志：您为什么选择来人民日报社？新岗位对您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邓亚萍：(笑)有的时候不是我选择。既然组织选择我做这样的工作，我非常愿意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和以前的一些阅历很好地运用到工作中去。其实，我以前的经历离媒体并不远。当运动员的时候，我就不停地接受媒体的采访。还记得第一次是在1986年，我13岁时拿了全国冠军，有位体育记者来采访我。从那以后，无论纸媒、电视，还是后来的网络，我都是它们的采访对象。退役后，我在不同的单位和部门负责与新闻相关的工作，也一直在和媒体打交道。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下媒体行业的发展，以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未来？

　　邓亚萍：媒体是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创造新闻、记录新闻。我们那时候，打出好成绩后，时刻提醒自己“要低调些”、“不要得意忘形”。而现在的年轻人，追求的就是个性张扬。媒体应该成为彰显个性的载体。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媒体吸引我的地方。

　　所谓“新”和“传统”，是相对的。今天的传统媒体，在过去的某个时间曾经非常新潮、非常繁荣；而今天的新媒体，如果不能创新发展，就会在将来被淘汰。无论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必须不断创新，才有可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环球人物杂志：对您来说，新岗位的挑战在哪里？您认为自己应对这些挑战的优势是什么？

　　邓亚萍：人生无处不是挑战。挑战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有没有敢于接受挑战的勇气。有人一遇到自己不熟悉的环境和情况，就有恐惧感，不由自主地选择回避；也有人愿意试试。哥伦布如果没有敢于挑战的心态，不可能发现新大陆。郑和下西洋也是如此。可以说，我在这个领域还是个学生，但我愿意以积极的心态去迎接这场挑战。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克服对挑战的恐惧感？

　　邓亚萍：没有诀窍。人只有战胜困难，才能成长。既然挑战随时随处都有，那我们就应该这么理解：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应对挑战是人生的必修课。对我来说，困难没有什么了不起。自己不懂的，就向比自己懂的人请教。成功就是在别人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的突破。接触一个领域久了，自然就对这个领域的事情明白得更多。

　　环球人物杂志：从运动员到体育官员，再从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到党中央机关报的领导干部，您对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是否有一个清晰的规划？

　　邓亚萍：我觉得，职业发展要看机会，随缘。但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天上偶尔也会掉馅饼，但未必总能砸着你。对我来说，荣幸的是，20多年的经历都与祖国的荣誉紧密相连。打球是为国增光，拿了冠军，升国旗奏国歌；在国际奥委会，代表中国和中国运动员的利益；两次参与申办奥运会，经历过失败，最终成功，圆了中国人的梦；参与北京奥运会的工作，见证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现在来到人民搜索，从事的也是一个立足于服务于人民的工作。我希望能把人民搜索做成“人民的搜索”。

　　“运动员出身，不怕吃苦”

　　1973年，邓亚萍出生在河南郑州，13岁拿到全国冠军后，本来按规定可以直接进入国家队，但因身高不足，一度被拒之门外。幸运的是，时任国家队教练张燮林一个充满辩证意味的玩笑“挽救”了邓亚萍：“你们认为邓亚萍的个子小是不利条件，也许这是她的优势。因为个子小，别人看来很矮的球，在她看来就是高球了，可以直接扣杀进攻。”

　　进入国家队后，邓亚萍的训练异常刻苦。教练经常给她的指示不是“要练什么”，而是“注意休息，别练过了”。据张燮林回忆，邓亚萍每天练球，都要带两双鞋，一双湿了再换一双；一筐200多个的训练用球，邓亚萍一天要打掉十几筐；她练一组球的脚步移动，相当于跑一次400米，一堂训练课下来，相当于跑一次1万米，还没算上数千次挥拍动作。

　　1989年，第四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16岁的邓亚萍与乔红合作，夺取了她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女子双打世界冠军。那也是“邓亚萍时代”的开始。从那以后，邓亚萍共收获18个世界冠军，其中包括4个奥运会冠军；连续8年排名世界第一。

　　1997年邓亚萍退役后，成为清华大学英语专业本科学生。老师想看看她的水平，让她写出26个英文字母。邓亚萍费了一番心思，总算写了出来，却是“一会儿大写、一会儿小写”。但对邓亚萍来说，困难从来不是问题。她向导师保证坚持“三个第一”：从课本第一页学起，从第一个字母、第一个单词背起。据清华大学的老师介绍，当年邓亚萍是系里最刻苦的学生，每天的学习时间超过14小时；由于背单词用脑过度，她每天早晨起床后，枕头上都会留下许多头发。

　　1998年，邓亚萍听从老师的建议，作为交换生到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中国研究”专业硕士学位。2002年底，她以一篇题为《从小脚女人到奥运会冠军》的英文硕士论文，顺利取得学位。那篇论文，导师没改动一个字。他对邓亚萍的评价是：“收你时，不知道你能不能完成(学业)。但是从你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劲头，我看到了一个世界冠军的精神。你给我上了一堂很好的课。”2008年，邓亚萍又取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该校800年校史中第一个攻下博士学位的世界顶尖运动员。

　　2002年，邓亚萍进入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及运动和环境委员会，成为国际体坛的一名官员。

　　筹办北京奥运会期间，邓亚萍被任命为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组委会奥运村部副部长，兼任“村里的新闻官”。奥运村里的各类工作人员有2.7万多人，仅仅是运行计划就有7大本。“为了准备新闻发布会，亚萍常常是早起晚睡，把可能问到的问题，打印了几十页纸，反复练习。”原奥运村部部长吴京汨回忆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人们看到了一位出色的新闻官。回答媒体的提问时，她常在中英文之间熟练地“切换”，对有关奥运村的各种问题应答如流。

　　北京奥运会结束7个月后，2009年4月，北京市委组织部宣布任命邓亚萍为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自此，她有了一个新称谓——“邓书记”。对于这次告别体坛投身政坛的“转行”，邓亚萍感慨地说：“尽管换了工作，但自己的工作对象还是青年人。我是运动员出身，不怕吃苦，注重团队协作配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就像乒乓球双打，你的搭档如果发挥不好，你一定要鼓励她，否则她会越打越糟。”

　　“我不是总想争第一的人”

　　从体育明星“变身”媒体官员，邓亚萍一步一个脚印走来，身上那种特有的韧性和精神，从没改变。

　　环球人物杂志：大家都觉得您的个性很强，当运动员就要拿世界冠军，当学生就要拿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您是不是做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

　　邓亚萍：呵呵，很多人认为我是这样的性格。其实我非常想告诉所有人：我的心态一直非常平和，不是总想争第一的人。我只是要求自己竭尽全力，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不会去问结果。以前训练时，我每天都把所有的力气用尽。我会问自己，“还有劲儿吗？”有，就接着练；没有，就回去睡觉。今天过去以后，再也不会回来，如果不全力以赴地付出，总有一天要后悔，我不想让自己后悔。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把每一天的事情踏踏实实、用尽全力去做好，就会积少成多，有所建树。

　　冠军当然是我的目标。每个人都想做到最好，但为什么有的人能做成，有的人做不成？因为大多数人想取巧，总惜力，不踏实。一天两天没差别，时间长了就会露馅。其实，你尽力了没有，不用问别人，你自己比谁都清楚。

　　环球人物杂志：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特别欣赏您，您认为自己身上的哪一种品质最打动他？

　　邓亚萍：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我从来没有问过萨马兰奇先生。因为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不会问对方：“你为什么喜欢我呢？”我知道他曾经对别人说，我身上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就是敢于拼搏、勇攀高峰的精神。

　　还有我的执行力，他也很欣赏。一个人制定目标很容易，难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执行力不能有丝毫的折扣。我为自己设定目标后，会不打折扣地执行。因为我知道执行过程中的丝毫偏差，都会导致竞争中的失败。冠军和亚军往往就是在细节上分出胜负的。

　　环球人物杂志：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性格，您会怎么说？

　　邓亚萍：我还没考虑过用一句话总结自己。嗯，如果要说，就是我这个人韧性比较强，不会轻易放弃一件事情。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几次转型都非常成功。您认为在人生当中，在事业上，成功转型的关键是什么？

　　邓亚萍：现在的生活节奏快，流动性大。有句老话叫“适者生存”。我们身处的环境在不断变化，所以必须时刻提高自己的素养，来支持我们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怎么做一个“适者”的？

　　邓亚萍：对人有一种尊重，对新的事物有一种敬畏。做到这两点，你就能更好地融入新环境，就能结交到更多的朋友。一个人可能在某个领域里很棒，但在另外一个领域里就是新手。比如你们写文章一定很棒，但打乒乓球肯定打不过我。所以，真诚地尊重所有人是非常重要的。

　　“想着点父母，什么都够了”

　　邓亚萍的父亲邓大松，年轻时曾拿过中南五省乒乓球男单冠军。邓亚萍5岁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训练。当时，她站在球台前只能露出一个脑袋，父亲就找来一块木板垫在她的脚下。后来的“乒乓女皇”就这样开始了运动生涯。

　　乒乓球带给邓亚萍的不仅仅是事业上的成功，还有爱情。1988年，她在国家队认识了一个叫林志刚的广东籍队友。他个子不高，皮肤很白。两人都是国家队的主力，经常一起对练、补练，相互间慢慢地“有了感觉”。1998年，28岁的林志刚退役，后加盟法国的一家俱乐部。而邓亚萍也在退役后到英国求学。那段时间，林志刚常去看望她。两年后，二人在北京领了结婚证。2006年3月，邓亚萍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产下一个男孩，体重3.4公斤，取名林翰铭。

　　环球人物杂志：在家人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邓亚萍：父母对我的影响都很大。我的父母来自不同的省份，都不是河南本地人。他们之间就有一些文化差异。所以，小时候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都锻炼了我的适应能力。父亲教我打球。他话不多，韧性强，喜欢脚踏实地做事。母亲更多地是在生活上照顾、呵护我。他们配合得非常好。在为人处世方面，我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典型的事业型女性，工作和家庭之间有冲突吗？您是怎么平衡的？

　　邓亚萍：事业和家庭之间发生冲突肯定是有的。我庆幸自己生在中国，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里。现在，我和我的父母、婆婆、爱人、孩子住在一起，其乐融融。老人们任劳任怨，分担了很多家庭事务和责任，好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在事业上拼搏。我工作很忙，但我很理解老人们做出的牺牲和奉献。他们真的很辛苦。我觉得应该尽最大可能尊重他们。其实父母不会计较孩子怎么样，能想着他们、尊重他们，什么都够了。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儿子，您有什么期望？您认为培养孩子什么样的品质最重要？

　　邓亚萍：(笑)我的孩子才4岁，还太小。最重要的应该是培养孩子的人品。人的能力可能有高低之分，但可以通过学习和阅历得到锻炼和提高。人品是要从小培养的。正直善良的人，才能真正走得远。

　　环球人物杂志：如果他人品很好，但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拿到世界冠军，不是博士，也当不上总经理，您会失望吗？

　　邓亚萍：这不是最主要的。我打球拿到世界冠军，只能证明我还有这样一种能力；读书得到了剑桥的博士，只能说明我还能读书，还会读书。每个人都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做到最好，但人不能为这个而活。很多时候，还是不能太功利，踏实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比较好。我的孩子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妈妈是干什么的。

　　邓亚萍成功转型的启示

　　《环球人物》杂志观察家  汪大昭

　　邓亚萍出任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兼人民搜索总经理，引来社会的诸多关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官员的任命不会如此关心，往往是一种“谁干都一样”的态度。此前邓亚萍从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到国家体育总局中层干部，基本上沿袭了这个行业中的仕途规则。但此次到传媒机构任职，的确是她一次大跨度的转型。

　　专业人士转型不等于干部轮岗。对于在某一领域有过特殊贡献的人，社会上的普遍看法比较宽容，因为他们有过超乎常人的付出。在众多运动员中，邓亚萍的辉煌是许多人的梦想，但如她那样成功的很少；邓亚萍退役后成功转型，同样是很多运动员所希望的，但如她那样顺利的也很少。许多运动员在退役后都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女排队员有去学新闻的，但没见谁成了优秀的记者；90年代又有王军霞等人去学法律，也没见谁后来有所建树。现在，越来越多的运动员选择学习经济管理类专业，莫非他们将来都想做老板，或是有志于投身体育产业？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李宁作为代表点燃主火炬，不是因为他20多年来在生意场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因为他是曾经创造辉煌的“体操王子”。

　　再看看国外，同样可以找到转型成功的例子。有俄罗斯“体操皇后”之称的斯维特兰娜·霍尔金娜，参加过多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和奥运会，共获得12枚金牌。在体操运动的4个单项中，都有用她名字命名的动作。退役后，霍尔金娜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了俄罗斯国立别尔哥罗德大学副博士(硕士)学位。2004年，她当选为俄罗斯体操协会副主席。2007年，她又成为全俄最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议员。如果说，霍尔金娜当选俄罗斯体操协会副主席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当选议员则是她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转型。

　　体育明星本来就是公众人物，言论和行踪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便改换角色，依然是公众人物。施瓦辛格曾是健美运动名将，后来成了好莱坞影星，再后来又当上美国加州州长。在他转型的过程中，名气起了很大作用。不过，明星的社会知名度总会随时间推移而递减，越老越不吃香，靠吃老本是不能长久的。邓亚萍退役后努力学习，弥补了打球时代落下的文化知识方面的不足。同时，长期以来，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相当封闭，似乎“两耳不闻窗外事”才能练好。把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才拿到复杂多元的社会上，很快就会“掂出斤两”。相较之下，邓亚萍的适应力显然高出一筹。没有这一点，邓亚萍现在大跨度转型是不可能的。

　　但是，邓亚萍的成功是不能复制的。由于我国体育体制的问题，体育明星对个人未来发展的设计和实施总有不易跨越的障碍，成功地大跨度转型只能属于极少数。因此，中国不会出现成批量的“邓亚萍”。何况眼下中国的全民健康意识大为提升，体育领域就有很大的人才空缺，体育明星未必非要转型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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