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女郎:曾经这么“新潮”,而今已渐“过时”
◎曾于里
杨紫、许凯领衔主演,改编自亦舒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承欢记》,播出后引发不小的争议。亦舒小说成为时下国产电视剧的改编热点,然而目前的影视改编几乎均不得要领,偏离亦舒小说的精神内核。
读懂亦舒,是改编亦舒的前提。亦舒女郎怀疑爱情、不信任爱情、基于交换的爱情观,是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的产物,得以帮助女性挣脱传统性别的枷锁,这是“新潮”的地方;然而,新自由主义的“慕强”与“恐弱”,也让亦舒女郎陷入“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泥淖,显示出“过时”和“腐朽”的一面。
姿态好看:“毋须任何人来光照”
“亦舒女郎”,指涉亦舒在她数量众多、良莠不齐的小说中所塑造出的一种普遍性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并非亦舒每一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符合“亦舒女郎”的标准,但其笔下绝大多数女主人公都是这一形象的不同书写。
《我的前半生》的子君、唐晶,《流金岁月》中的蒋南孙、朱锁锁,以及这一次《承欢记》中的麦承欢,她们均是典型的“亦舒女郎”。亦舒女郎的共同点是“姿态好看”,以小说《承欢记》的文本细读为根基,我们来一探亦舒女郎“姿态好看”的方方面面。
最直观的,她们有品位,有审美,穿着得体,偏爱简约而不失质感的服饰,不会盲目追随潮流。即使在困苦的时候,也会保持整洁和有格调。比如小说中,麦承欢着装“颜色不必太鲜,像经穿耐看如淡灰、浅米以及湖水绿这些”,“发觉白衬衫卡其裤最舒服,以后不再劳驾套装”,“潇洒、时髦、爽朗”。
姿态好看,也体现在经济独立上。亦舒女郎“身为时代女性,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一份优差”。她们是职场女性,如律师、设计师、公务员等,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不依赖男性或其他人的经济支持。小说中,未婚夫辛家亮的家人又是买婚房又是送家具,麦承欢一番纠结后选择拒绝,“他们出了钱,就理直气壮参与我们的事,将来更名正言顺事事干预。人贵自立,现在我明白了”。
精神独立的姿态,更好看。亦舒女郎展现出强大的精神独立性,具有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坚定的人生观,不轻易受外界舆论或传统观念左右,敢于挑战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限制。小说中,麦承欢对家人“嫁过去”“出嫁”等用词屡屡表达不满,一再纠正:“我不是嫁过去,我是结婚。没有高攀,亦非下嫁,我将继续努力工作,仍然交家用给你。十年之内不考虑添增人口,家务由二人分担,清楚没有?”“我是结婚,不是出嫁。我以后还会回来,保证来去自如,出嫁这种封建名词实有商榷余地。”
在时下女性向的创作热潮中,经济独立、精神独立的女性形象不少,亦舒女郎仍显示出极强的辨识度,根源在于她们独特的爱情观:怀疑爱情、不信任爱情,自尊自爱,不为了取悦他人或迎合社会期待牺牲自己的感情需求;虽然她们也谈恋爱,但不沉溺于无望的感情,不畏惧结束不健康的关系,即使遭遇背叛或挫折,也杀伐果决。这是“姿态好看”的另一层面,如小说中写的,“她已毋须任何人来光照她,麦承欢本人已经亮光”。
《承欢记》中,麦承欢虽与辛家亮热恋,并准备谈婚论嫁,但内心活动更多是对日后婚姻悲观与消极的看法。比如母亲想让麦承欢去换个钻戒,未婚夫大笔一挥签出支票,帮麦承欢换了,“这可能也是他全部积蓄,绝不吝啬”。此时麦承欢的内心活动却是:“忽然之间她也生了母亲般的悲凉心态:这可能也是她一生中最骄矜的一刻,过了这个阶段,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能力?”
麦承欢对爱情与婚姻有着冷静而悲观的洞察。她深知爱情伴随着责任、付出、忍耐和妥协,需要双方共同经营和维护——这不免又与个体的独立发生冲突。由此,当亦舒女郎分手时,她们的态度总是云淡风轻,“姿态好看”,不哭不闹不内耗,而是享受单身,豁达生活。与辛家亮分手后,“麦承欢容光焕发,怎么看都不似刚与未婚夫解除婚约,大动作,捧着啤酒杯,咧开嘴笑,双目眯成一条线”。
电视剧《承欢记》,把亦舒女郎改成偶像剧女主,已经是严重的误读。
新潮的独立宣言:“我要什么,问老板要,问社会要”
亦舒女郎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亦舒小说的创作高峰期在1970年至1990年——比如《我的前半生》1983年出版、《流金岁月》1987年出版、《承欢记》1996年出版。
这一时期亦恰逢香港经济迅速崛起,由传统的转口贸易中心转变为国际金融、贸易、服务业中心。香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发挥出低税率、自由贸易、行政高效等营商环境优势,促进了贸易和商业的繁荣,吸引了国内外投资者,推动经济的发展。
香港经济腾飞阶段,也是新自由主义理念风生水起的阶段。新自由主义既与自由市场经济分享着一些基本信条,比如经济自由化、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等等;但又不仅是一种经济政策,更是一种系统化的价值观、理念与生活方式。不论亦舒是否主动接纳新自由主义理念,在她创作的高峰期,她所在的香港、她所处的时代氛围,让她笔下的亦舒女郎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最佳代言人。
既然是市场主导、既然是优胜劣汰,那么亦舒女郎信奉的自是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决策、自己负责”,女性应该依靠自身能力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成功,凭借专业技能和智慧在行业中脱颖而出。
《承欢记》中,一再借人物之口强调女性应该自己负责、自力更生,“我决不图将他人之物占为己有,我要什么,问老板要,问社会要”。麦承欢对于爱情很洒脱,对升职加薪可是特别在意,毕竟亦舒女郎相信“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在这种竞争的气氛下,不由人不在乎,不由人不争气,不由人不看重名利得失”。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理念对于女性的解放确有帮助。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为女性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女性得以从传统家庭角色中解放出来,进入职场寻求经济独立。这有助于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有助于挑战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推动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知转变。
小说中,麦承欢与她母亲麦太太就形成鲜明对比。她们生活在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麦太太一生被家庭捆绑,没有真正的自我,“可是,那样吃苦,也是等闲事,社会不是那样论功绩的”;到了麦承欢这一代,她们已经不再信奉麦太太那套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伦理”,她们“只希望资方赏识”。
新自由主义理念,也深刻改变女性对两性关系的期待和想象。她们不是依附男性,也不渴望有一个霸道总裁来将自己拯救,从此过上童话故事中的幸福生活。相反,她们遵从新自由主义逻辑,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认为女性应该根据自己的意愿、偏好、理性权衡和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决定是否进入、维持或终止一段关系。爱情和婚姻更像是一种自愿签订的“契约”,按照市场逻辑“交换”双方各自所能为对方提供的价值。关系的稳定性和满意度取决于双方认为“交换”是否公平。
麦承欢此前对于与辛家亮感情的悲观,本质上是她对二者的“交换”没有信心:他们经济地位不平等,麦承欢势必需要牺牲更多的自我;在她意外获得遗产、当她的经济能力已经优于辛家亮,两人的感情走到尽头——小说里直白写道:“祖母的遗产提升了承欢的身份。”
诚如上野千鹤子所分析的,很多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女性曾乐观地认为:“资本主义基于‘经济合理性’运转,随着经济的不断合理化,可能会消除性别差异,令父权制解体。也就是说,这些女性期待资本主义体制能够吞噬父权制。”在亦舒创作的那个时代,这种构想一度成立。经济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独立、爱情独立的女性,以“交换”来选择男伴,随时离开不喜欢的关系,让女性得以挣脱传统性别规范。这一观点,在当时无疑比其他创作者前进了一步。
正是因为亦舒女郎的这种“前瞻性”,让亦舒小说今日仍然流行,并且受到一些高知独立女性的追捧。
过时的“恐弱”心理:“太不体面了”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优胜劣汰、“自我决策、自己负责”,本质上是“一种暴力的掠夺,赢家通吃的实践”(戴锦华语),也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局限性。对于个体而言,极易滋生“慕强”与“恐弱”、“鄙穷”心态。
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竞争,推崇个人通过才能和努力在市场中获得成功。如此竞争文化中,人们倾向于将个人成就视为衡量自我价值的重要标准。这自然加深了人们对强者的崇拜和模仿心理。
亦舒女郎有深刻的“慕强”心理。她们崇拜强者,认为强者更优雅、更从容、更有品位、姿态更好看,用小说里的话说是,“人家是何等深沉”。哪怕富人家说客套话,小说里都是这么形容,“涵养功夫到了顶层便是诚心诚意地大讲假话”。所以麦承欢相信金钱的逻辑,祖母的观点她深以为然:“一个女人,身边没有些许钱傍身,是完全行不通的,到老了只有更惨。”“有钱,可以躲起来。少个钱,便想攒钱,人前人后丑态毕露。”
“慕强”往往伴随着“恐弱”与“鄙穷”,对弱势、无力、失败或所谓“弱者”属性充满恐惧、排斥或贬低。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责任,个人的成功或失败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和决策,而非外部环境。这种观念既导向对弱者与穷人的贬低,也因为将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归咎于个人素质、能力不足或决策失误,而忽略对社会结构不公、机会不均等的检讨和批判。
小说《承欢记》俯拾即是的,是麦承欢对于穷人粗鄙、粗俗、目光短浅、品位低下等“穷人品性”的嘲讽、贬低和怒其不争。当辛家亮第一次去麦承欢家,“麦太太仍在炒菜,麦先生光着上身在修理电视机,家里狭小凌乱嘈吵”。辛家亮不介意,然而麦承欢的脸色立即变了,因为她认为,“太不体面了”。
结婚前两家人见面,仅仅因为麦太太有些敏感、阴着脸色,麦承欢的内心活动对母亲一番批评。“承欢暗暗叹一口气,什么叫小家子气?这就是了,不过是一顿饭工夫,就算是坐在针毡上,也应忍它一忍。女儿女婿都在此,何必拉下脸来耍性格斗意气。这样会叫人看不起。穷人往往一口咬定遭人歧视是因为没钱,这是错的。人穷志不穷至要紧,承欢握紧了拳头。”
辛家亮妈妈来找麦太太学做菜,表扬麦太太有能耐。麦太太很开心。麦承欢的内心活动又是对妈妈的嘲讽:“麦太太脸上有了光彩,洋洋得意。承欢恻然,真单纯愚蠢,人家给两句好话就乐成那样,小孩子还比她精灵些”……
总之,穷人家任何一点“姿态不好看”的地方——所谓的“不好看”也仅仅是慕强者的判断,麦承欢都如临大敌、冷嘲热讽。她太恐惧贫困、太恐惧弱者、太恐惧成为弱者。虽然她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下成长,然而,她仍要说句“我的至大遗憾是出身欠佳”;她对穷人有一闪而过的同情,更多是将穷人作为负面案例,提醒自己可千万不要没钱——用闺蜜毛毛的话说,“才高八斗,孝悌忠信有个鬼用,流离失所三五年后,也就形容猥琐、外貌憔悴”……
走不出父权逻辑:“女人穷了,又比男人更贱”
新自由主义的“慕强”与“恐弱”,开始让越来越多女性主义者怀疑:新自由主义,真的是女性主义进步的助力吗?
戴锦华就予以怒批,“当一切都在鼓励我们成为胜利者,成为赢家时,所有的软弱,包括女性的软弱、男性的软弱,所有的蔑视以及践踏失败者的逻辑都似乎成了一种必然”。女性学者张之琪如是反思亦舒女郎,“一个女性的解放有赖于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的解放,而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的解放,有赖于人类的解放。我们命运相关、休戚与共,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从这个层面上看,亦舒女郎是“过时”甚至“腐朽”的。她们好看的姿态的另一面,是精致利己、慕强恐弱、拜高踩低;她们虽然赢得自身的解放,却将其他弱势女性甩在身后,可能还会踩上几脚。她们看不到新自由主义之下,女性只会是弱势群体中的更弱者,而只是冷眼旁观地嘲讽一句,“女人穷了,又比男人更贱”。
还需强调的是,亦舒女郎让金钱、财富,取代男人成为女性新的追求和信仰,认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先把经济搞起来,届时要什么有什么”“穷心未尽,色心不可起”,也不见得更进步。诚如戴锦华所言:“当你拥抱了资本主义,拥抱了资本主义承诺给你的奋斗、成功、安全,那么你同时拥抱了父权制。要知道,性别角色本身并不是一个和我们的身体和生理彼此对应的存在,而是一个权力秩序。”当亦舒女郎纷纷“慕强”“恐弱”,哪怕她不要爱情、不依赖男人,她都没有真正摆脱父权制的逻辑:“垄断的、暴戾的、贪婪的、实用性的、权威性的。”
不论是此前的《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还是这一次的电视剧《承欢记》,都只是借用了亦舒的“表”,基本没有对亦舒女郎进步之处的呈现——比如电视剧《承欢记》又彻底落入偶像剧的框架中,让麦承欢与霸道总裁谈起烂俗的恋爱;与此同时,它们又不自觉地延续了亦舒女郎的“糟粕”:“慕强”与“恐弱”。剧中的穷亲戚各种“粗鄙”、职场中的坏女人必然是贫穷出身;看似描写了穷人生活,但飞来的横财立即让他们阶层跨越,走向富贵;新增的职场线看不到女性的真正独立,而是霸道总裁一路帮助、巨大的遗产继承,终让女性“独立”起来成为精英。
亦舒女郎曾经“新潮”,而今已渐“过时”。真正读懂亦舒,读懂亦舒女郎的进步与局限,继承其进步,批判其局限,是亦舒小说影视改编的基本原则。如果是弃其精华、取其糟粕,还不如让“过时”的东西渐渐消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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