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澎湃新闻编辑：胡宝秀 视频来源：央视新闻移动网 浙江网络电视台(03:07)

编者按：

2018年9月11日下午3时许，一代评书大师单田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出生于营口市的一个曲艺世家，1954年登台表演评书。2007年1月26日，单田芳宣布收山，《老店风云》是他的收山之作。从艺半个多世纪以来，单田芳共表演录制了《隋唐演义》《三侠五义》《乱世枭雄》等100余部计15000余集广播、电视评书作品，开创评书走向市场的先河。本文摘自单田芳自传《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

图/视觉中国

我真正记事是从五岁开始。虽然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画面清晰如在咫尺。

我五岁那年的端午节是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度过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我的父母还有刚出生的大妹妹住在东屋，我祖母和我两个师姐住在西屋，每天早上我一睁眼就是光着屁股抱着衣服跑到我奶奶屋里，在我奶奶被窝里再待一会儿，由我奶奶给我穿好衣裤，我像疯了一样跑到外面找朋友去玩儿。

端午节那天吃粽子，我早上起来光着屁股抱着衣服又跑到奶奶屋里，叫他们给我剥粽子吃。想起来我小时候真没出息，吃粽子如吃蜜，三口两口就把一个带枣的吃进去了，结果被枣核卡到了嗓子眼儿，我惨叫一声一蹦老高又哭又喊，奶奶和两个师姐全吓坏了，又捶背又叫我张嘴好把枣核掏出去，结果我是越哭越凶，这下惊动了在东屋熟睡的父母，父亲急忙跑到西屋问怎么回事，我奶奶说：“他被枣核卡到嗓子眼儿上了！”

父亲听罢大吃一惊，急忙穿好衣服背着我冒雨赶到医院。在我的印象中这所医院好像是家私人诊所，不大，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开的。我被按到一把椅子上，有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口罩的医生问我父亲：“他怎么了？”我父亲说：“枣核卡到他嗓子眼儿上了。”这个医生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都是通过旁边一个懂日语的护士给做翻译，我这才知道原来他是个日本大夫。大夫听罢拿起一个又亮又长的压舌板叫我张开嘴，他要检查一下，我当时除了恐惧就是恐惧，把嘴闭得紧紧的就是不张嘴，那个医生说了几句我也没听懂是什么。我父亲就喊：“快张开嘴，叫大夫看一看。”但无论他们怎么说我就是不张嘴，后来医生急了抡起巴掌就给我一嘴巴，我父亲一看就急了，和日本大夫大叫起来，意思是说哪有大夫打患者的！那个日本大夫瞪了我父亲一眼，一甩袖子就走了。我父亲一看病没有看成反倒惹了一肚子气，于是把一腔怒火全都倾泻到我身上，他一把把我拎起来夹在腋下，冒着雨回到家里把我使劲往炕上一扔，然后坐下呼呼喘粗气。

那时我母亲正坐月子，我大妹妹出生还没到一个月，当她问明情况之后，不顾一切地把头上的白毛巾扯掉拉起我来往外就走，谁劝也不听，不知道是谁为我们雇了辆马车，母亲拉着我坐在车上，她把手伸到我屁股下面狠狠掐住我的臀部，吓唬我说：“你要不听话我就掐死你。”

老话儿说慈母严父可我却相反，从小就怕我母亲不怕我父亲，马车到了最大的满铁医院，放眼一看，看病的人真多，来来往往，像火车站的票房子。母亲为我挂了号在一旁等着，你说怪不？我不敢哭了也不敢叫了,形同哑人。好不容易排上号了，也是一个穿白大褂的大夫坐在我面前问明病情后，操起压舌板叫我把嘴张开，这次我顺从极了,乖乖把嘴张开，大夫用一块药布把我的舌头尖儿包住,往外一拽，进行了仔细检查，当时我恐惧极了，不知道是生是死，好在不到一分钟检查就结束了，大夫对我母亲说：“枣核早就咽到肚子里去了，嗓子眼儿只是被枣核尖儿划伤了一条，没有什么关系。”我母亲听罢这才放了心。大夫说着拿起一个喷壶往我嗓子眼儿喷了点药雾，又说：“过两天就好了。”他还拍拍我的头顶说：“这孩子太血厉了。”我母亲带着我坐着马车回到家里，按常理我是要享受一顿胖揍的，可能因为是受伤的缘故才免去了这顿胖揍。

本来五月节是喜庆的日子，结果被我闹得不欢而散。

夏天到了，齐齐哈尔虽然是北方城市，但夏天的温度一点也不比南方的城市差，只是早晚凉快而已，父母怕我在家淘气。说书的时候也把我带到身边，在我妈说书的身后放一个小凳子让我坐下，一边给我母亲扇扇子一边听书，其目的就是看着我怕我惹祸淘气。我母亲一场书要说两个多小时，扇扇子的确不是轻巧活儿，累得我手背发酸，至于听书嘛我啥也听不进去，我听不懂也不感兴趣。突然有一天我母亲说书的内容吸引了我，她说的是《呼家将》。主人公呼延庆十二岁火烧肉丘坟大闹汴梁城的故事，官兵捉拿呼延庆，呼延庆走投无路误入开封府遇上了铁面无私的包文正，包大人问明呼延庆的身世，知道他是忠良之后把他藏到开封府这才躲过这场灾难，后来包大人又设法把呼延庆送出汴梁，呼延庆问包大人你为什么要救我？包大人跟他开了句玩笑说：“因为你长得黑我长得也黑这叫老黑救小黑。”我母亲说到这儿观众一片大笑，我也笑了。这段书对我的印象太深了，至今不忘。

父亲与张大伯在我家住处的街口有一户老张家是我母亲的粉丝，他们一家三口天天去茶社听书，还陪着我父母一同回家，每逢到了老张家的家门口，张家夫妇必让我家人到他家坐一会儿，浓茶一壶，聊聊听书的心得，大家欢声笑语好不热闹。那天我们回来时又到他家家门口，张老伯把门打开，邀请我们进屋坐会儿，因为天气炎热，晚上也不凉爽，张大伯特把电扇打开，放在地中央给大家解暑。我长到五岁还没见过电扇,我一看，这个怪物真有意思，左右摆动呼呼刮风，非常好奇。张大伯问我：“全子（我的乳名），你今天听书没有？”我说：“听了。”他又问我：“有意思没有？”我说：“有意思。”他说：“你说一段我听听。”我想了想说：“因为你长得黑我长得也黑，这是老黑救小黑啊！”把我母亲方才说过的书又重复了一遍，逗得全屋的人都笑了。后来我成了真正的说书人，有许多新闻单位报道了我的身世，有的说我四五岁就会说评书了，其实不然，我就会那么一小段，根本就不会说书，今后如有人再报道这段的时候，我希望他们能够删掉，因为报道不实。

俗话说乐极生悲，在大家表扬我的时候我也有点儿忘乎所以，他们表扬我什么我没记住，我的两只眼睛一直盯着电扇出神，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东西怎么就能自己转动呢？这凉风是从哪冒出来的呢？想着想着我就像中了邪一样，冲着电扇就是一脚，哐当一声电扇就倒了，也不转了。在我父母看来儿子如此不懂事简直是奇耻大辱，败坏了门风，丢人现眼，父亲二话不说把我夹起来一溜风回到家里，一只手把我按到炕上，一只手抡起笤帚疙瘩就打，打得我是鬼哭狼嚎。这时救驾的人全都到了，张大伯一边推门一边喊：“别打了别打了，孩子太小别把他打坏了！”我哭叫着还能听到张大伯数数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当数到九下时他们终于破门而入把我从笤帚疙瘩下解救下来。一晃七十年过去了，这件事依然记忆犹新，在旧社会大人教育孩子的方式就是个打，很少有人用说服方式教育孩子，他们都沿袭古人的习惯，叫棍头出孝子，恩养无义儿。该！真该打！

在我七岁（虚岁）的夏天，我们一家人从遥远的齐齐哈尔搬到了吉林省的吉林市，有人会问你们为什么老要搬家啊？原因是说书唱戏打把势卖艺这些行当都是江湖人，所谓江湖就是居无定所四处为家。过去有句话，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因为说书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城市或者一个茶社，一是会的书不那么多，有的一辈子就会说一部书；有的会说两到三部书，在一个地方说完了你还说什么？所以必须流动到其他的地方去说书，重打鼓另开张；还有一点，无论是说书还是唱戏都讲究留个响腕儿，也就是说将来还有回来的可能，听众还惦记你，你还有饭吃，如果走了水穴（没有观众）将来就不可能再回来了；还有一点，在演员说头一部书的时候竭尽所能把压箱底的功夫都抖搂出来了，时间长了难免重复，就不那么吸引人了，自己接不住自己难免得水，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这是流动的主要原因。

吉林市开茶馆的姓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就知道他是从吉林市特地来到齐齐哈尔，把我母亲接到吉林市的。吉林是个美丽的地方，有北山、龙潭山、松花江等名胜区，有大丰满小丰满水力发电站，有河南街商业区，比齐齐哈尔强多了。茶社建在北山脚下，是个避暑纳凉的好去处，特别适合夏季演出，喝上一壶浓茶，有阵阵的山风吹着凉，再听上几段脍炙人口的古书，的确是一种享受。

我家的临时住处我记不清了，离茶社多远我也记不清了，有时父母带着我到茶社去，有时就把我交给我两个师姐看管，我大师姐月梅当时只有十六岁，我二师姐小梅跟她同岁，也是孩子，孩子嘛童心未泯自然好玩好乐，父母演出去了，就变成我们三个的自由世界。

她们俩领着我逛百货、逛市场看热闹，尽情地欢乐。有道是老不歇心少不惜力，我现在也弄不懂，那时我怎么那么爱玩儿，一天到晚玩儿不够，不管走多少路也没有一点倦意。有一次我们三人玩够了，大师姐月梅说：“咱们到茶社去看看啊！”于是我们三个人就奔北山而去，因为路不熟结果走到了北山的后山，爬上山坡一看茶社就在眼前，可有一道山沟拦住去路，要想到茶社还得转过山沟走很远一段路，路难走极了，不是滑坡就是陡坡，不注意就得滚到山下去，当我们走到山崖边吓得是魂飞天外，四十五度的山坡一眼望不到底，这样跌落下去肯定粉身碎骨。前边几步远就是一个小拐弯，拐过去路就变宽了，危险就不存在了，大师姐说：“咱就冒一次险，没啥了不得的。”我们手拉着手爬到悬崖上，结果全傻眼了，虽然路程只有十几米却极其难走，脚下的路面呈坡形，仅容下一只脚，路面上除了沙粒就是石头子，一不留神就得滑落下去。我们仨越看越怕谁也不动了。真是进不敢进退不敢退。我和我的两个师姐最大的本事就是放声大哭，高呼救命，说来也巧，正好有一个过路的男人在此经过，看见我们三个人就是一愣，他说：“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怎么走这条路，这要掉下去怎么办？”还是好人多啊!就是这位素不相识的人把我们一个一个救出了险境。当时我们都吓蒙了，连“谢谢”二字都忘说了，也不知道那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有惊无险的一幕过去了，我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几乎把刚才的事全忘了。可是我的两个师姐心中的恐惧有增无减，为什么？她们怕这件事被师父师娘知道了，就得被打个半死。因此她们也没带我去茶社，急匆匆地回到家里，给我洗了脸换了衣服，又用她们自己存的几个小钱给我买了一大堆糖果，她们一边一个把我夹到中间，一边剥糖往我嘴里塞，一边哀求我：“好弟弟，今天的事可千万不能让师父师娘知道，你可千万不要说啊！”类似这样的话她俩几乎说了有半小时，我一边吃着糖果一边点头。

下午四点多钟，父母准时回到家里，两个师姐赶紧迎上去又接帽子又接东西，赶紧沏茶泡水，当时我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病，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父亲吃惊地望着我说：“怎么了？”我便把登山遇险的事说了一遍，得！整个把两个师姐给出卖了。父亲听罢火撞顶梁，举起巴掌先赏了我两位师姐一顿耳光，紧跟着又让她们跪下操起扫地笤帚就是一顿胖揍。我的两个师姐被打得满地翻滚，披头散发，边哭边求饶：“师父师娘饶了我们吧，下次再也不敢啦！”我父亲并没有住手，照样还是打，把我吓得躲在墙犄角，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幕。至今我还记得，我脸上在流泪心里在绞痛，我真有点恨我自己为什么要出卖我的两个师姐。我是又心疼又害怕，简直后悔极了。此事过去之后，一切风平浪静，小梅姐曾私下对我说：“好你个小没良心的，把我们的糖给吐出来，将来你要挨打我们肯定不拦着。”她们俩轮番地数落我，我自觉理亏无言以对。一晃七十年过去了，这些往事历历在目。说真的我还在后悔，我觉得我真的对不起我的两个师姐，我也骂我自己才六七岁就当了叛徒。

冬天到了，我们又回到奉天（即沈阳市），我母亲在北市场会宾轩茶社说书。我们的住处就在茶社的后面。北市场是沈阳最著名的五方杂地，就好像是北京的天桥大栅栏、天津的鸟市南市和三不管。北市场游人多茶社多饭馆多妓院多，是下里巴人的寄居区。打架斗殴喝醉了闹事各类刑事案件层出不穷，是个非常复杂的地方。父母怕我学坏了，也担心我的安全，经朋友介绍，让我正式上学读书啦！学校就是当时的沈阳市三经路协心小学。

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父亲让我换了套新衣裳，他也换了一套新衣裳，领着我走出家门，直奔学校。学校离我家并不甚远，顶多也就是三公里左右。进了学校之后我发现操场上空无一人，每间教室里都传出琅琅的读书声，看到这一切我心生恐惧，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父亲按着朋友的介绍找到了一年二班教室前，从里面走出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挺大的眼睛满脸都是红疙瘩，他就是班主任白老师。父亲很客气地对他说：“我是张泽清先生介绍来的。”白老师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和老张是朋友。”接着我父亲把我推到老师跟前对我说：“还不给老师鞠躬，这位就是你的白老师。”于是我摘下帽子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我发现我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全是钱，装了多少钱我不清楚。父亲把信封塞给了白老师，白老师笑笑说：“都是朋友用得着吗？你就把孩子交给我吧！”我父亲又问：“什么时候叫他来正式上学？”白老师说：“下周一吧！”白老师还说：“我们学校的校服是统一的，上级有严格规定，有些东西是必要买的，我给你列个清单，你拿回去照着买。周一上学时千万不要迟到，就到这间教室来找我。”事情办得很顺利，白老师回屋又教课去了。我和父亲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学校。一边往回走着一边问我父亲：“爸，你给他恁多钱干啥？”父亲对我说：“咱们四处流浪，很难准时报名上学，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插班生，不打点人家你能上得了学吗？”我心里又是兴奋又有点紧张，是啊，七岁了该上学啦！上学就意味着跟过去大不相同啦，在家要受父母的管束，在学校要受老师的管束，在双重的管束下就不会像以前那么自由了。

我父亲照着白老师开列的清单把所需要的东西都备齐了：一、战斗帽。为啥要叫战斗帽呢？其中含有半军事化的成分，帽子里边折叠着三块布，和帽子连在一起，如果遇到空袭、火灾和特殊情况就把这三块布放下来，左右两块护住双耳和两腮，后面一块护住后脑和脖子。您在电影和电视剧看到日本兵的时候，他们戴的帽子就和我们戴的帽子极其相似，故而叫战斗帽；二、身上穿的是草绿色的操衣，上衣短裤子长，铜纽扣小立领，还有一副绑腿，绑腿又叫裹腿，这玩意儿挺麻烦，裹松了它往下掉，裹紧了血脉不通，确实得讲点技巧。有的同学技术很高，刷刷几下就把绑腿给绑好了，看上去很利索。此外还有一根腰带，屁股后面还要别着一条白毛巾，平时可以擦汗擦泪，战时可以把嘴鼻堵住，避免中毒，一旦受了伤还可以包扎伤口。我父亲还给我买了个大书包，斜背式的，看上去很漂亮也很结实，其实都是用纸捻编成的，上面刷了一层绿色，不下雨不沾水倒可以，如果沾上水顿时就变成了一摊泥。这都是那些奸商的产物，原来假东西几十年前就有，一不小心就会吃亏上当。其他的学生用具比如笔记本、铅笔、橡皮、文房四宝，全都置办得整整齐齐一件不少。想到我要上学啦，激动得晚上连觉都没睡好。我倒不是说急于要想学到什么，而是感到换个新的环境很刺激，有那么多同学在一起肯定很好玩儿。原来定好头天上学是我父亲把我送去，结果因为他睡懒觉没起来，就让我一个人去上学啦。他还告诉我：“能记得道儿不？”我说：“记得！”“那你就注意安全自己去吧，千万要记住守规矩听老师的话，路上要注意安全。”我祖母和两位师姐忙活了一早上给我梳洗打扮了一番，就是绑腿绑不好，谁也没摆弄过这玩意儿，只好求助一家邻居，替我打好了绑腿。于是我又蹦又跳地离开了家直奔学校走去，我边走边欣赏着这身打扮，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又有点骄傲还有点羞涩。

当走到离学校不远的时候，一件倒霉的事情发生了，从我对面走来两个日本学生，看样子跟我年纪相似，他们穿的日本学生装比我穿的要强多了。不知为什么我一见到日本人就害怕，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因为我们是亡国奴，是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的，日本人可以为所欲为，中国人必须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那个时候何止是我惧怕日本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是一样。我一看这两个日本学生直接就冲我过来了，把我吓得站在原地没敢动，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结果他俩站在我的面前上下打量我几眼，其中有一个在我肩膀上击了一拳，把我打了个趔趄；另一个日本学生在我腿上狠狠踢了一脚，疼得我妈呀一声就蹲到地上了，两个小鬼子相视一笑得意地走了，我却泪流满面好半天才站起来。幸亏有裹腿护着，要不非踢破了不可，这就是我第一天上学的遭遇，让我尝到了做亡国奴的滋味，至今回忆起来我还在恨这些东洋鬼子。

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既不认真听讲又爱搞小动作。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老师都教过什么了！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我不是画小人、画刀枪棍棒就是乱写乱画，有时候和同桌的同学小声聊聊天。其实这是要挨处罚的，不是罚站就是罚跪，要不就是打手板。

我也曾犯过案，白老师大声地问我：“单大全你在干什么呢？”吓得我脑袋嗡的一声，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同学们都以为我非受责罚不可，白老师把我画的东西没收了，撕成碎片扔在纸篓里，所幸我没有挨罚，这很可能是我父亲给他那袋钞票起的作用。

七岁那年我就挺能白话，周围吸引了许多同学，我给他们讲所见所闻还有鬼故事，他们似乎从来没听说过，被我牢牢地吸引住了。比如说在吉林时我只上过北山没去过龙潭山，我却对同学们说我去过龙潭山，龙潭山有多么多么的高多么多么的险，山尖上还有一个山洞，那山洞又黑又长，洞里面还有一眼井，井旁有根好粗的铁柱子，柱子上面有根很粗的铁链通到井里，因为铁链上锁着一条龙，怕它跑了才用这么粗的铁链把它锁住，我还胡说我拉过那条铁链，听见洞底有龙吼的声音，同学们都张大眼睛惊问我：“龙叫唤是啥声？”我说:“就像老牛的叫声一样哞哞的!”我还跟大伙儿说我看见过鬼，同学们都惊问：“你看见过啥鬼？是男鬼还是女鬼？”我说：“是个女鬼，穿个白衣服，好长好长的头发，脸贴着墙站着。”他们又问我：“你在什么地方看见的？”我说：“在厕所里看见的。”大伙儿都说：“还不得吓死你啊！”我说：“我才不怕呢！我捡了一块砖头向她投去，把她打得嗷的一声就不见了。”这么说吧，我所讲的这些有的是从看戏中看到的，还有的是听别人讲的，我全都加在了我身上，表示我是个大英雄，同学们对我羡慕极了，我也非常得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现在回忆起来从那时起我的命运已经注定将来肯定是个说书的材料。

在学校有各种各样的玩法，跑步跳绳摔跤踢毽子，还有骑马打仗。所谓骑马打仗，就是一个同学背着一个同学互相对阵，看谁把对方先打下去，谁就算胜利者。还有更复杂的，五个人一组一个马头两个马腿，一个骑马的，屁股后头还有个助推的，分成两队互相攻击，看谁把谁打翻落马谁就是胜利者。没过几天我的操衣全被撕坏了，上面的铜纽扣也不见了，战斗帽的帽檐儿也没了，只好再买新的，父亲问我怎么这么费衣服？我说：“上体育课弄坏的。”爸爸也就没词了，只好给我另买一套。

最叫人受不了的就是冬天上学，好难熬的冬天啊！沈阳的冬天经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平时活动活动跺跺脚搓搓手还可以御御寒，可是每日的早操就不然了，所谓的早操并不是做早操，而是例行的全校大聚会，每个班由班主任带领着，两人一队两人一队列队在操场，全校一千多学生都要站得整整齐齐，横看成趟竖看成行，哪个班级站得不好就要扣班主任的分，所以老师对我们管教得非常严，尽管我们的手脚冻得比猫咬的还疼，却一动也不敢动。

协心小学的校长姓韩，外号叫韩达子，是个真正的汉奸，每天升国旗唱国歌，先唱日本国歌再唱伪“满洲国”国歌。至今日本国歌怎么唱我还能哼哼几句，伪“满洲国”国歌怎么唱我早已忘光了。唱完国歌之后是校长训话，韩达子好像个凶神恶煞，有时说中国话有时还说两句东洋话，他戴着一副白手套，从木头匣子里取出皇帝诏书大声对学生朗读，就跟现在的电视剧差不多：“奉天呈运、皇帝诏曰。”“曰”以后是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当时也听不懂，好容易盼着他把狗屁放完了，训导主任又要讲话宣布各班的纪律。可苦了现场的同学们，全都冻坏了，有的在偷着跺脚有的往手上吹热气，如果被韩达子发现了，立刻从队伍之中拉到队伍前头，轻则耳光重则脚踢，这么说吧，哪天都有被打被罚的同学。

有一次韩达子在台上正念皇帝诏书，我冻得实在受不了了，身子稍微晃了一下，居然被韩达子看见了，他在台上用手指着下面：“那个红脖领子，你要干什么？”就这一句话把我都吓得灵魂出窍，心说完了今天要倒霉。你说怪不，由于这一紧张也不冷了，也不敢动了，不知道韩达子犯了什么邪风，居然没有往下追究，我算侥幸地躲过了那一关。为啥管我叫红脖领子呢？因为我棉袄里套着一件红毛衣，领子挺高怕把脖子冻着，所以他才管我叫红脖领子。

图/视觉中国

那时候的学校对卫生也挺讲究，经常检查剪没剪手指甲，洗没洗澡洗没洗脖子，班主任也管，总管也管，总管是学校的训导处主任，这家伙打人连眼睛都不眨，姓什么叫什么我记不住了。平时我们见不着他,有时他只要一露面就是检查卫生，不定谁倒霉被他查中比方没洗手没洗脖子，顿时就是一顿胖揍，我也叫他检查过，由于我都合格所以没挨打。

00还有一次在我们星期一上早操的时候，天气格外的冷，韩达子可能也感到冷啦，特令我们原地踏步五分钟，挨着我们协心小学就是一所日本学校，这些日本学生可是厉害得很，天气越冷他们穿得越少，那天他们都穿着背心裤衩，每个人在脑袋上包了一个带红日光的白布条，或是十个人一队或五个人一队或更多的人一队，围着我们学校周边的马路来回跑步，嘴里头还喊着口号：“一起昵桑习。”他们一边往前跑着一边盯着我们学校的学生，故意显示他们大日本学校的学生有多厉害，越冷越不怕，哪像中国人冻得直哆嗦，穿的好像一个发面包。这件事对我的印象非常深，我心里在想怎么小鬼子他不怕冷呢？我们穿着棉裤棉袄和棉鞋都冻得要命，他们穿着背心裤衩就不怕冷吗？后来才知道日本人有一种武士道精神，他们那种自尊心自信心真是挺凶。打那以后我们同学之间就经常谈起被日本学生欺负的事，因为两所学校挨得近，有时候上学下学经常碰在一起，所以中国学生挨打的概率非常高。

我那会儿虽然只有七岁，也不知道自己是亡国奴，但心里始终有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得听日本人的话，中国人得挨日本人的打？我从来没看到过中国人打日本人，因此心里十分不平，有一次我们班里五六个被日本人欺负过的同学凑在一起，我们决心要报复一下，非得给这些小鬼子点儿颜色看看。你想想我又挨过日本人的嘴巴又被日本学生踢过一脚，新仇旧恨，怒火中烧。那几位同学在我的率领下制订了一个报复计划：一不能在学校附近下手，二有三个日本学生以上者别下手，最好打那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同学们都非常兴奋，我们的接头地点定在放学之后在十间房不见不散。

那时的十间房还是一条土道，土道中央还有一个王八驮石碑，碑文是什么没有兴趣看它，就听大人们说过这石碑是被大水冲来的，后来水撤了石碑就动不了，还有人说原来有一座古庙，由于战争的关系，古庙被毁了，就剩下了这一座石碑，至于是什么年代的事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就以十间房这个王八驮石碑为集合点。那天我们凑了五个同学，我是小头头，我们事先把书包都藏好，而后躲在石碑的后头。因为当时有许多日本住宅，很多日本学生从这里经过，一开始我们一看就傻了，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学生都是成帮聚伙，多者十来人少者六七人，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笑，我们不敢下手，等了一拨又一拨，始终没遇上单行的和双行的，大伙难免有点泄气，正当我们要解散的时候，从石碑的对面来了两个日本学生，我一看心中大喜，来了，正是咱们需要的，还不下手更待何时？于是我们五个同学马上奔这两个日本学生冲了过去。那两个日本学生也吓了一跳，一看我们有五六个人，他们也没敢动，站在原地瞪着小黑眼睛盯着我们。我头一个走过去，把其中一个日本学生的帽徽胸徽一把扯掉，日本人的东西制造的就是精细，比我们的帽徽和胸章强多了，我还在他的左肩头打了一拳。其实日本人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可怕，他们也怕死也怕挨揍，所以他们没敢还手，我的一个同学打了另外一个小鬼子嘴巴，而后把他的书包给摘下来了，进行搜查，说搜查是好听，其实是翻翻里头有什么好东西没有，小日本的文具盒也非常精致，分上下两层还带着喷绘的图案，打开一看里面有五六支日本造的铅笔和两块带香味的橡皮，其他的都是教科书了。我的那个同学也不客气，把文具盒和铅笔都给没收了，又踢了那个小鬼子一脚：“滚！”两个小鬼子沉静了三五秒钟而后转身走了，在离开我们三四十步远的时候还回头看了我们半天，我们按着事先的计划作鸟兽散各奔西东逃之夭夭！我分了支日本铅笔和一块带香味的日本橡皮，回到家里那个痛快劲儿就不用提了。

这件事我没敢跟父母说却跟我两个师姐说了，我还拿出胜利品在她们面前显摆，我大师姐月梅已经十六七岁了，知道的事比我们多得多，她说：“兄弟你可惹了祸了，那些鬼子能善罢甘休吗？回去跟家长一说肯定得找你们，真要把你给逮着，不光你得受罪，连师父师娘也得跟着倒霉。”我听了之后，高兴劲儿一扫而光，随之而来的是害怕，师姐说得太对了，我又恨我自己为什么干这种蠢事，这要叫小鬼子抓住可怎么得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风平浪静，并没有出现任何风险。尽管如此，我还是整天提心吊胆，把胜利品都塞到煤堆里了，既不敢使用也不敢随身携带。这件事始终没有露馅，日本鬼子虽狠，但在茫茫的人海中上哪儿找我们去，再说我既不是小兵张嘎也不是红孩子，就打过那一次日本人。这偶然出招是很难被发现的。

本文摘选自《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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