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这一年：商业黯淡时看到文艺的光

《路边野餐》堪称2016中国年度影片。文艺片的价值更到更多认可

万玛才旦执导的《塔洛》口碑不俗

12月23日，在2016年只剩下八天的时候，中国电影票房终于惊险地超过去年总票房，完成了“微弱”增长。截至目前，票房总额为450亿元，年初定下的600亿美梦正式宣告破灭。与此同时，根据最新数据，截至12月20日，中国电影银幕数量达到40917块，以每天增加26块的速度递增。这就意味着中国电影票房在银幕数增长、影院数扩张的情况下，出现了增幅放缓甚至停滞的态势。让人不由得困惑，中国电影究竟怎么了？

去年，第三方售票网站使出浑身解数争抢流量和客户，其中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烧钱“票补”，厮杀过后，格局已定，低价票明显变少。加之今年3月， 《叶问3》票房造假事件爆发后，广电总局对市场监管加强，“偷”票房的空间大幅收窄。据业内人士估计，去年总票房中，“票补”占据了大约百分之十，去年总 票房实际应在400亿左右，近50%的增幅掺杂了不少水分。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电影市场并没有发生所谓“质变”，而是从资本投机和狂热回到了比较理性的状态。

票补少了，审美却在不断提高，对现在的观众来说，看电影不再只是“看热闹”，品质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一位院线经理连用三遍“差好远”来形容今年的业绩，他所负责的影院虽地处上海最繁华商圈之一，仍然没有完成年度指标，只能不断地调整心理预期。他对第一财经感叹：“电影越来越多、银幕越来越多，但电影质量越来越差，观众不傻。”除了年初狂揽33亿的《美人鱼》，今年能成为口碑级、现象级的电影太少，明星大咖、火爆IP纷纷失效，《爵迹》《王牌逗王牌》等很多看起来在往年应该稳赚不赔的片子纷纷扑街。烂片当道，透支的是观众的信任，伤害的是整个电影市场。他反问记者：“你觉得《长城》好看吗?”

相对于大片的失势，今年的电影大银幕还是让人看到了一丝曙光：中国艺术电影以及新导演正逐渐浮出水面。无论是年中上映的《路边野餐》《长江图》 《黑处有什么》，还是年末的《塔洛》、《生门》……尽管他们的力量是如此微弱，亮相的时间如此短暂，票房收入不容乐观，但仍然靠自己的品质获得了在汪洋大海中露面的机会，告诉大家“我来过”。在这些视听语言并不算成熟的作品中，人们看到了久违的真诚以及对电影艺术的尊重，也让观众记住了那些认真创作的电影人，这些新导演往往不以商业目的为最终诉求，以反传统、反“套路”的形式进行表达，对人性及现实加以批判性思考，具有鲜明的作者风格。

正如电影学者戴锦华形容的，如果仅看影院热映片，可能就是无法回避的失望，有时甚至是愤怒，“但是如果你把那些小成本的、很多还是年轻导演处女作的作品放到一起来看的话，你会充满希望。因为这些导演出手不凡。”

无法用代际命名的新导演

今年最具话题性的艺术电影无疑是《路边野餐》。7月15日，《路边野餐》的上映给乌烟瘴气的暑期档带来一股来自西南的湿润与诗意，42分钟的长镜头从现实穿越到梦境，游走于过去、现在与未来。1989年出生的导演毕赣以颇具励志色彩的经历以及天才的电影语言扬名，尽管影片本身还存在明显的镜头瑕疵， 苛刻的影评人仍大多以长文赞美支持，在今年的夏天引发了不小的声浪。

影片最终票房646万，不足大片的零头，作为出品方之一的黑鳍文化创始人王子剑还是觉得效果不错，票房上最终也实现了收支平衡：“我们在这个片子开始一步一步发酵的过程中，也有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原来都是影迷，他们愿意看这种类型的电影。”

《路边野餐》上映后，毕赣成立了荡麦影业，并完成了由华策影业独家领投的千万级融资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认为，这是观众口味多元化趋势带来的新变化：“以前影院经理不敢尝试排艺术电影，因为他确定没有观众。现在再生僻的片子也会有人看，虽然这部分观众还比较少，属于小众，但他们能给影院带来新鲜的增长点。”

9月9日上映的《长江图》某种程度上和《路边野餐》有相似之处，同样是一段带有魔幻色彩的旅程，一个沉重，一个轻盈。导演杨超以诗歌串联起整个故事，从长江入海口逆流而上，搜集冬季雨雾中的江水，侯孝贤御用摄影李屏宾更为影片增添了水墨质感。10月14日上映的《黑处有什么》是一部包裹着犯罪元素的青春片，在悬疑的剧情中回溯一个少女的成长史，曾被姜文给予“少有的那么沉着、那么坏、那么荒诞的作品”的评价。年末的《塔洛》则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第三部长片，讲述孤独牧羊人塔洛的荒诞世俗之旅，影片拍摄于藏区，但没有猎奇与强烈的民俗特征，更多关注传统农耕文明在都市中的冲突与异化。

如果把眼光放到大银幕之外，不少在各大影展中斩获奖项的艺术电影也在陆续完成后期与发行工作，有些将于明年上映。其中包括金马奖最佳影片《八月》 (导演张大磊)，助力范伟拿到金马影帝的《不成问题的问题》(导演梅峰)，获得釜山电影节最高奖的《清水里的刀子》(导演王学博)，以及在鼓励青年导演为目标的西宁 FIRST电影节中惊艳亮相的《喜丧》(导演张涛)、《中邪》(导演马凯)等，他们无一例外都以其独特的影像风格和叙事手法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艺谋此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中国有个奇怪现象，成为导演的门槛并不高，什么人都可以当导演，中国是新导演的天堂。” 此话不假，和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学院派出身背景不同，近年来涌现出的新导演无论是成长环境、学术背景，还是从事职业都大相径庭。

《黑处有什么》导演王一淳

例如，《中邪》的导演马凯自称“连大学都没上过”，拍电影前在横店做了两年群众演员，没有受过太多专业训练;《黑处有什么》的导演王一淳是法语专业出身，此前做过记者，后来辞职回归家庭，拍摄处女长片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电影经验，她形容自己拍片是“家庭主妇的逆袭”。戴锦华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说，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的规模急剧扩张，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年轻的中国电影人的确赶上了黄金时代，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先例。另外一方面，由于DV技术全面成熟，人们可以通过拍电影来学电影，不需要学很久再拍电影：“从这个角度来看，门槛确实低了。”

从内容角度而言，这些影片与作者的个人经验紧密相连，拍摄地常常是故乡，关注现代文明冲击下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或是回溯社会转型期城镇生活的成长经历。王子剑为艺术电影做制片人时接触了不少新导演，他们大多很年轻，绝大多数都是85后：“这一批新导演的观念和获取知识的渠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身处的社会环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相对于第五代关注民族与土地，第六代关注社会层面的变革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年轻的电影作者更多地关注自己，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以及对自我身份的怀疑和觉醒。

因此，这也是一群无法以代际划分的新导演，他们都带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美学革命。在戴锦华看来：“第四、第五、第六代在那么短暂的时间内相继出现，是非常特殊的历史造成的清晰的代际。一代新导演出现，提供新的美学风格，一般都是在某些转折点，某些社会困境的状况之下产生的。它不是常态也不是必然。”她向第一财经补充说道：“每个导演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作品，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件坏事。”

资本需要稀缺内容

随着大量资金涌入电影业，艺术电影和独立电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进入院线，整个生态环境比第六代的创作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九十年代初期，贾樟柯、娄烨、王小帅代表的 “第六代”面临的市场环境相当恶劣，原有的体制在崩解，新的体制还未形成，在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压力下，他们的电影甚至没办法在国内市场立足，不少海外获奖的影片，不仅无缘登上大银幕，甚至被禁止传播，导演的职业生涯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和影响。

今年，电影市场泡沫逐渐破灭，资本开始寻找真正优质和稀缺内容，艺术电影、作者电影的机会来了。在石川看来，电影归根到底是一个内容为王的产业，在今年大盘整体下挫的情况，影视公司也希望得到荣誉：“每个人在这个行业中都有身份和地位，老是拍那种票房好，但是被人骂的影片，没有一个影视公司的经理愿意做这种事。”

《路边野餐》上映后，毕赣成立了荡麦影业，并完成了由华策影业独家领投的千万级融资，是艺术片导演得到资本认可的明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独立创作被纳入规范化的制片、发行流程之中，以艺术电影为核心业务的影视公司也在悄然成长，成立五年的天画画天出品了《塔洛》《美姐》《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等佳作，签约了万玛才旦、郝杰、李睿珺等新导演。创立三年的黑鳍文化今年年底推出7部电影计划，其中既有耿军、邱炯炯这种独立电影老将，也有翟义祥、 王学博等刚刚在电影节上崭露头角的新人。如果把眼光放宽到类型片中，青年导演表现同样不俗，今年口碑与票房双收的两部影片，周申与刘露联合执导的《驴得水》以及程耳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属于作者风格比较突出的商业片，片方能够容忍导演进行离经叛道的个人表达，也侧面说明资本对于导演创作有了更多的尊重。

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全面崛起，是世界电影史上没有过的机遇，戴锦华表示，艺术电影市场浮出水面是今年最让人高兴的事情，但艺术电影自身还不是那么丰富：“《塔洛》《路边野餐》都是非常优秀的电影，如果说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错落、丰富的局面，我也并不认为。艺术电影自身还可以有更丰富的局面。以个人风格标识自己作品的导演还不够多。如果这些导演够多了，那我们电影多元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

《生门》豆瓣评分达8.5，但院线排片稀少

与此同时，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仍然极其脆弱。如果出现排片空档，院线愿意给他们露面，如果遇上热门档期，就丝毫没有喘息的机会。比如年末上映的陈为军导演的《生门》，在豆瓣网上得到了超越大多数国产片的8.5高分，但在一众大片的夹击下，排片少得可怜，时段很差。对于艺术电影的宣发来说，怎样宣传也是一件很“拧巴”的事儿，得想尽办法找到这个片子吸引眼球的地方把观众“骗过来”。比如《长江图》在宣传时突出“魔幻爱情”，《黑处有什么》被称为“中国版《杀人回忆》”，《路边野餐》采用的发行策略是“仅此十天”。《生门》则采取在多个城市实施先观影后付钱的模式。在王子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艺术电影还处在早期的发展中，成熟之后，大家会接受一种更真诚更精准的营销方法，一切都得慢慢来。

而对于新导演来说，一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光明，依旧步履维艰，他们要面对市场的残酷竞争，有时处女作就决定了导演生涯是否能成功，要么得到荣誉、口碑，要么得到票房，否则就很难生存下去。戴锦华认为，资本的压力、市场的压力，对于任何一种类型的导演、任何国家的导演始终存在：“资金多了肯定是好事， 问题在于资金整个的运作，导演怎么去处理好始终存在的这种商业、工业、社会层面多重的要求和压力，这是每一个新导演所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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