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遭网暴维权为何这么难？

发布时间：2024-12-17 07:43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林立（律师）

1935年，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遗书上有“人言可畏”这句话，鲁迅先生愤而写下《论人言可畏》，抨击小报记者。

2023年，武汉丧子母亲坠楼身亡，生前生后，网暴言论铺天盖地，是鲁迅先生出离愤怒也料想不到的“人言可畏”。

“道德家”的不道德狂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5月23日，武汉汉阳区弘桥小学的一名老师从学校车库将车辆开出后，没有从日常通行车辆出口离开，而是绕行到教学楼下，等待另一名同事上车，车辆启动时，碾压了一年级学生谭某，谭某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谭某的妈妈赶到现场处理情况并进行维权，“道德家”的狂欢节开始了：

“还能穿这么正式”“这妈妈化妆了？？”“孩子死了还有心情换衣服化妆？”“三天换了两双香奈儿的鞋子”“这位妈妈想成为网红吗？”“你是不是以后要开直播带货？”“怎么说话这么冷静？”“想讹多少钱直说，别卖惨”“懂的人都懂”……

这些话很“妙”，“妙”在仿佛什么都没说，仿佛又什么都说了；踩人不见痕，杀人不见血，不负责任又无迹可寻。

在网暴的狂欢后，谭某的妈妈走上了24楼阳台……但是，网暴并未停止，还转向了谭某的爸爸：

“我觉得是老公把她推下去的吧”“260万到手，又可以娶个年轻美女了”……

维权之路漫漫

这位妈妈不是第一个网暴的受害者，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2018年8月25日，四川德阳的安宁医生因不堪网暴，自尽身亡。

2022年1月24日，刘学州因不堪网暴，留下一封七千字遗书之后自尽身亡。

2023年1月23日，一头粉发、年仅24岁的郑灵华因不堪网暴，自尽身亡。

他们都是网暴者施展“才华”的“完美”对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

网暴不仅容易找到对象，而且成本很低，低得令人发指，低到可无限复制——我能想到网暴的唯一经济成本，大概就是网费。

难道网暴几乎一点点成本都没有？也不是，偶尔也有，刑法上有侮辱罪、诽谤罪。

2023年4月17日，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对江秋莲（江歌妈妈）刑事自诉网民林某侮辱、诽谤案作出一审判决：林某的行为构成侮辱罪、诽谤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

但是，江秋莲等这个判决等了两年多，她的维权之路走得很艰辛。

首先，她得找到网暴者，如果找不到网暴者，受害者就只能对着空气战斗。

找网暴者的个人真实信息，要通过平台；但平台在没有司法裁判要求的情况下，可能以个人信息保护为由，拒绝向被侵权人提供网暴者的个人真实信息。

对于这一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

“原告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涉嫌侵权的信息系网络用户发布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请求及案件的具体情况，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向人民法院提供能够确定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信息。”

于是，在律师的指导下，江秋莲通过向法院起诉平台方，要求平台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以获取提供账号使用者的真实身份，确认身份信息后，才能进一步向法院提起诉讼。

找到人了还没完，还得找到证据。

江秋莲告诉记者，整理一份起诉网暴者的材料，需要截取上百张图片添加到“公证云”电子数据保管系统外，还要把截图复制到文档，标上每张图的公证编号，再把其中网民言论的重点内容打字记录，形成上万字的证据目录，再根据材料写成一份起诉书。一整份材料整理下来，往往需要花费几个月时间。

有多少人，有多少时间，有多少精力可以完成像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一样的战争？

江秋莲还谈道：

“维权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把很多人拦在半道上，但这并不是最难的。最大的困难是，在取证过程中，我需不断地去看那些伤害我和江歌的内容，一遍又一遍，像肉滚过刀片。但是想要维权，你就必须去触摸，去承受。大多数人真的承受不了这个过程。”

也许还有比这“最大的困难”更难的，那就是，我们经历了与空气战斗的寂寞、肉滚过刀片的痛苦和更多的网暴后，最终很可能只能制裁极少数网暴者——维权的困难还在于，网暴的定性。

什么样的网暴构成侮辱？

言语并不是非黑即白，能对人们造成伤害的，除了直接辱骂的攻击性话语，还有嘲笑、挖苦、讽刺等。灰色语言的存在，让界定“网暴”成为一件带主观性的事情。

比如“这妈妈化妆了？？”这一句话，评论者可能辩护，他/她只是提了个问题，不行吗？

大多数网暴者可能并不如林某一样恶劣，只是发了一两句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正义”评论。但是，仅凭这一两句话，就可能认定这些自视代表“正义”的语言构成侮辱罪或诽谤罪吗？很难说。

依我看，想要打赢名誉侵权的民事案件都有难度；更何况，如何向无数“键盘虾”提起无数个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

当成本以几何基数不断翻倍，就是无限大，很难、很难由个体承受。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颇有名，却无力。”

然而，网暴已经到了和自然灾害一样不得不防、不得不治的恐怖程度了，而且它摧毁的不仅仅是肉体，而是精神。

网暴治理难点

治理网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各国、各地都在想办法，出措施。

比如1997年6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世界上首部全面规范互联网的法律——《多媒体法》，目的在于保护用户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对网络服务商的责任与义务作出具体规定。2018 年，欧盟颁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个人隐私数据保护作出了细致规定。

2008 年“秋叶原杀人事件”后，日本开始对“网络犯罪预告”进行即时监控和严厉惩处。日本警视厅专门委托软件公司开发了能自动收集“网络犯罪预告”言论的软件，进行不良言论的过滤。

2005年，韩国在发生了“狗屎女”事件后，开始反思人肉搜索、谣言传播等网络暴力问题，并在卢武铉政府期间颁布了《促进信息化基本法》和《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推动网络实名制。2007 年，韩国政府进一步公布了《通信网利用与促进及保护等方面的相关法律》修改案，有37家韩国国内主流网站相继实施网络身份验证制度。

让无力者不再无力，让弱小者不再弱小，让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人战斗，是我们对抗网暴的必由之路。

网络实名制、制定封禁社交媒体账号的办法，政府实时网络监控和过滤、网暴监控技术手段的引入，这些用政府甚至全社会力量去治理网暴的思路和方法，是我们可以借鉴并加以努力的方向。

而就现行法律来看，降低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门槛，为网暴悬上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是更为迫切要去做的事。

刑法规定，侮辱罪、诽谤罪，告诉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什么意思？就是不严重的，检察院不告，被害人可以自己去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严重的，检察院要告。

但严不严重，谁说了算呢？

刘学洲自杀后，他的亲属的代理律师曾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关于请求最高检就未成年人刘学州被网暴致死案依法提起公益诉讼建议书》，最高人民检察院回复，已将材料转相关部门研究，至今未见新的进展。

江秋莲，就只能选择提起刑事自诉。但没有公安机关强大的侦查力量，刑事自诉原告在搜集证据方面存在很大困难。

有材料显示，近年来，检察机关针对网络诽谤、网络暴力提起公诉的案例呈上升趋势。如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提到的“检察机关对郎某、何某诽谤案提起公诉应该是全国第一案……该类案件呈现的上升态势是可喜的，说明司法机关对网络诽谤、网络暴力的打击共识在形成、力度在加大，互联网法治问题正越来越受到关注。”

但是，我们也可搜索到，针对网暴提起的诉讼，大多数是民事侵权案件，公诉案件仍屈指可数，“总量不算多”。

如果不能用公诉的国家武器制裁网暴者，对网暴就缺乏足够的威慑力。所以，我们应该明确对侮辱罪、诽谤罪提起公诉的具体标准，加强对网暴的公诉力度，将网暴治理列入刑法规制的常规范畴。

在整个链条中，平台的作用不能也不应被忽视。

也许微博等平台，更关注的是流量，为了流量，平台可能会将相应话题放进热搜，但对热搜话题的负面评论又缺乏相应规制和引导，甚至乐见其成引发更大的流量。在这里，平台显然不是一片“无辜”的“雪花”。

如何规制网络平台追逐流量和商业利益的行为，加强平台上网暴治理上的法律责任，也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问题。

重拳来临

写了那么多，我仍有一种很强烈的无力感，写得再多也不可能挽回武汉丧子妈妈的生命，但我想我总得说点什么吧！

鲁迅先生说的“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我只想提醒所有人，人言可畏，网暴可诛，“淡，淡，淡”之后就是“退，退，退”；“退，退，退”之后，下一个受害的可能就是你我，或你我的家人、朋友。

值得欣慰的是，在笔者即将写完这篇文章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公布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网暴治理作出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