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调和的“同盟”：沙皇俄国是如何走向终结的

《走向火焰: 帝国、战争与沙皇俄国的终结》

（英）多米尼克·利芬/著  苏然、王橙/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6月

相比以往更多的从英美视角看一战起源的著作，多米尼克·利芬的《走向火焰：帝国、战争与沙皇俄国的终结》是从俄国的视角分析大战的爆发。作者利用冷战后开放的俄国档案，提出一种修正主义的主张：一战的起因并非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仅是大国争夺殖民地市场、原料和投资地点的帝国主义竞争，还包括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结构上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后者的比重或许还更高于前者。

因此作者主张这场战争的首要性质是东欧的冲突，毕竟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奥匈帝国王储在欧洲东南部的萨拉热窝遇刺，杀手由塞尔维亚军方支持的恐怖组织黑手会招募。他的这一观点在晚近许多年里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历史学界在重新评估了以往被视为不可调和的英德矛盾后，发现在1914年德国在海军竞赛里已事实上承认失败，并与英国谈判谋求达成协定，除了造舰行动以外，德国对英国的海权与殖民地也没有其他实质性的作为。假设一战推迟几年爆发，由于1914年前后英国对沙俄在波斯方面的动作感到不满，理论上英国不是不可能退出三国协约，在战争爆发时趋于中立的可能。事实上1914年战争爆发时英国对参与战争也一直呈犹疑不决的态度，如果不是德国错误的决策，从比利时进攻法国，英国一时也很难下定决心参战。真正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西线是因为阿尔萨斯-洛林的德法之争，在东线则是泛斯拉夫主义与反泛斯拉夫主义的俄奥之争。

后者具体体现便是俄国由于泛斯拉夫主义的兴起，支持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国家，特别是塞尔维亚，其持大塞尔维亚的主张，一直觊觎奥匈境内的塞尔维亚人，以及与塞尔维亚有瓜葛的克罗地亚人等，所输出的大塞尔维亚/南斯拉夫思潮使奥匈内部的各斯拉夫族群大受鼓舞，威胁到了奥匈内部的脆弱政治平衡乃至生存。奥匈作为一个没有主体民族，走向联邦化的国家，一直放任与鼓励其下属的加利西亚，也就是今天西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以制衡加利西亚占统治地位的波兰人。

乌克兰是俄罗斯帝国事业的起点，正是与乌克兰的结盟，才使沙皇与波立联邦的斗争局面近乎决定性地导向俄国。同样如果不是乌克兰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人力，粮食与工业品，俄国也很难在卫国战争中击败拿破仑与希特勒。但乌克兰也是俄国最大的软肋，倘若被称作小俄罗斯的乌克兰有了自己的民族意识，那么不仅被划为俄裔的主体民族将立刻缩水，占国内人口的一半，俄国在自己的腹心之地的地缘安全也将打上大大的折扣，更不用说在斯大林建立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工业区以前，乌克兰是俄国唯一的工业区。

可以说，没有乌克兰，俄罗斯不会成为强国。

因此在一战前的政治环境下，德法、俄奥之间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也正因为存在不可调和的刚性政治结构，德奥、法俄之间两两结盟，形成彼此敌对的军事同盟。

由于最大的威胁都在欧陆上，以上的四个大国反而没有一个与英国有真正生死存亡的冲突，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德国太强以及其他一些阴差阳错，英国本来可以享有它历史上最喜欢的看大国之间打出狗脑子再下场的光荣中立，而不是一开始就登场当砝码。

另一方面，虽然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丧失一直耿耿于怀，但因为法国国力弱于德国，对德国一直呈战略防备态势，所以西线爆发战争的概率要小于东线，历史上也是东线爆发了战争，然后德国错误的决策，将英法卷了进来。

因此作者在开篇指出，某种意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取决于乌克兰的命运。而今天以后来者之明可以看到，这些矛盾冲突的由来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很大程度上也是意识形态导致的。或者说，正是各种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斗争，推动了列强争夺殖民地市场、原料和投资地点，而由于许多殖民地需要花很大力气投资改造，因此这些行动从经济上来讲往往是无利可图的，如果不是得不偿失的话。所以研究一战的起因，也必须了解当时的思想市场。

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到一战爆发前的欧洲，正是民族主义从争取各国共同的自由独立，蜕变为征服与统治弱小国家的帝国主义的时间段。欧陆列国无比嫉妒地打量欧洲东西两端的两大强国的殖民地，并对其潜在的无比庞大的人力物力而感到忧愁。另外，帝国不仅仅被视为衡量一国未来国力的尺度，欧洲上下普遍认为，胜利的帝国主义既是一国阳刚气概的标志，也表明它在达尔文式竞争世界中生存振兴的能力。

在更加富庶、边境也更加稳定的西欧，小国诸如比利时将自己的帝国野心投向海外。而在巴尔干半岛，从奥斯曼帝国中独立出来的许多小国历史上曾经拥有过比现在更加庞大的领土，并多多少少统治过周遭的各个民族。因此在穷困且边境尚未稳定的巴尔干，它们将视线投向了邻国，拥有比西欧小国更强，不逊色那些大国的扩张野心与动力，我们之前提到的塞尔维亚，是其中典型但并不唯一的一例。

用作者的话说，独立的塞尔维亚国家渴求有朝一日成为巴尔干的皮埃蒙特或普鲁士，也就是说，它会追求统一所有塞尔维亚人（甚至可能包括所有南斯拉夫人），建立由贝尔格莱德统治的民族国家。这对内部民族复杂，问题繁多，统治着许多斯拉夫族群的奥匈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潜在威胁。但另一方面，虽然奥匈感到塞尔维亚的威胁，可由于自居欧洲人的种族和文化优越感，使他们对塞尔维亚充满鄙夷与不屑，这是当时自诩文明开化的欧洲人，对欧洲外延以及殖民地人群的共同心理。

当时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巴尔干各国并不被视为欧洲，奥匈有强烈的冲动通过武力解决塞尔维亚问题，被维也纳视为居住在半殖民地外延的巴尔干斯拉夫人却在俄国找到了强大的斯拉夫保护者，特别是被欧洲人歧视，不被认同为欧洲一员这一点上，俄罗斯格外有心得。

俄罗斯的泛斯拉夫主义是与它内政的失败，以及外部列强的挑战所共同激发出来的。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沙俄的内部改革既未使激进派感到满意，又惹怒了保守派，为了转移注意力，同时又对日益强大的德国感到畏惧，一种联合所有斯拉夫民族，并由俄国主导的泛斯拉夫主义越来越与俄国扩张性的帝国主义合流。除了种族主义以外，它向巴尔干扩张的动力还包括宗教热情。为东正教收复君士坦丁堡，同时也是借机确立俄国作为拜占庭帝国继承者和东正教捍卫者的身份。然后在这两者以后，还有关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商业与军事安全问题。

不过这三点前人也多有论述，本书作者真正重要的洞见，也就是为什么他在书中大谈特谈俄国上层精英的看法的原因——随着俄罗斯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的相对衰落，导致它的帝国主义越来越力不从心，君士坦丁堡、海峡与巴尔干霸权并没有前人所想象的那么重要，都是可以跟奥匈妥协的。它最终走向战争，还是因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威胁到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根基，俄国上层认为有必要为了控制加利西亚，让这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闭嘴而铤而走险。

并不是没有聪明人在战前意识到俄国与奥匈及其盟友德国的对抗存在巨大的风险，作者在书中就例举了一位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头子，镇压1905年革命的俄国内政大臣彼得·杜尔诺沃在战前写就的备忘录，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相比俄国统治阶层的其他人，俄国警察部门对战争的后果总是特别悲观。在备忘录中，他指出即便俄国战胜德国和奥地利，照样什么都得不到。这样的胜利会将俄国的保守政权置于它主张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前盟友的支配之下。

对德战争不仅将损害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破坏欧洲保守主义的重要壁垒，它的巨大开支还将让俄国靠向英国和法国借贷过活。俄国可能要承受陆上战争的主要负担，却得不到盟友的任何感谢。他认为就算控制了海峡，照样会被英国海军封锁，守住在地中海与大洋的利益如同痴人说梦。他还反对吞并奥匈的加利西亚地区，他认为现阶段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俄国境内的威胁是完全可控的。相比同时代大多数人，他认为战争会旷日持久，而由于经济基础太过薄弱，俄国无法支持与世界上最可怕的军事/工业强国之间的长久战争。

同时不管战争胜利与失败，俄国都会增大革命的风险，战争中的需求和伤亡往往会毁掉政权对抗革命的主要壁垒——和平时期的军队，并使其变成革命的温床。虽然对俄国而言，最后被打败不是必然的，但在战场上和经济上遭到重大挫折也是确凿无疑的。上层和中层俄国人会本能地把这些挫折都归于政府，而不会接受它们是经济落后和地缘政治薄弱的结果。

政治变革和将权力移交给杜马的呼声，在战斗受挫和困难时期必然戏剧性地高涨。然而，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下，警察国家的任何削弱都会让革命不再仅仅是主要威胁，而是一种必然。从事后来看，这些观点他几乎全都预言正确。作为重臣他的意见却没有被重视，这自然有一部分原因是俄国的决策层存在问题。

虽然1905年的革命给俄国带来了一部宪法与议会，但这种效仿俾斯麦给第二帝国制定的混合威权与自由的宪制，不仅执行机关与立法机关容易产生冲突，而且存在严重的宪制漏洞。理论上所有权力归于君主，但实际上一旦君主能力不足，就会变成多头政权，难以协调内政、军事与外交。像1914年当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一开始试图息事宁人的时候，德国总参谋长小毛奇却敦促奥地利人进军，并要求进行针对俄国的军事动员。

根据俄国传统，人们不仅期望掌权者行使权力，还期望他表现出这一点。俄国政局中，最令人憎恶的术语就是“大维齐尔”(Grand Vezir)，换句话说，也就是替君主分担政府职责的首相。用作者的话说，在20世纪，俄国君主国的最狂热支持者往往希望沙皇集教皇、国王、独裁者这三种角色于一身。

但当政的尼古拉二世显然是一个无法满足需要的庸人，他个性内向、敏感又易受影响，与妻子都不是社交达人，因此与贵族阶级关系紧张，被打上了不可信赖、狐疑不决的标签，关于沙皇家庭与妖僧拉斯普京糟糕的传闻几乎都起源于大贵族，他不受圣彼得堡上层社会待见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他格外强调他心目中沙皇与俄国最普罗大众的紧密联系，并迷信俄国底层对沙皇的拥戴，1905年的革命让他大吃一惊但显然没有使他摆脱这个念头。

他接受的是军人教育，只有被军人围绕的时候他才自在，这种教育使他视怯弱为不名誉的事情。他也异常在意国家的威望，所以才会与德国皇帝一样大造军舰，因为同时代人视这些日后派不上用场的吞金怪兽是国家威望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虽然是多民族帝国统治者和泛德意志君主（因为沙俄频繁与德意志邦国通婚，到尼古拉二世时，他身上的德国血统比重要大大压过俄国血统，以至于沙皇被许多革命者视作外国人）中的一员，他却认为自己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人。所以他不愿意放弃权力成为立宪君主，因为他像大多数俄罗斯人那样，相信只有专制才能拯救俄国。然而强人政治对统治者的要求，是所有政体中最高的，尼古拉二世显然不能与斯大林相提并论，尽管今天的俄罗斯总喜欢将两人扯到一起。

但俄国与同时代的强国一同走向火焰，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俄国政府虽然问题很大，但宏观上来讲，是整个欧洲的事情，并不只是俄国人的责任。之前提到奥匈有强烈的冲动通过武力解决塞尔维亚问题，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19世纪下半叶并非孤立事件，由于缺乏制度性的国际调解机制以及对战争作为解决手段的推崇，当时的欧洲盛行武力外交。

我们今天废除了战争作为外交行为的合法性，是因为我们经历和见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与绵长。但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战争带来了进步，像拿战的普鲁士经历短暂的战争并战败后奋发图强剔除身上的腐肉才是常道，被拖入一场漫长的战争最终导致文明近乎崩溃是当时大多数人没法预料到的事情。在当时的外交官中，频繁使用武力恫吓，并期望对手被吓退，也是很常见的事情，不过是延续往前几个世纪流传下来的故智罢了。

之所以此时出现问题，是由于君主之间的密室外交正被大众民主时代的民族主义外交取代。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腾飞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特别是在中东欧地区，相比婚姻产业遍布各国而更加国际主义的贵族，和因为受教育低下相对不感兴趣的底层来说，他们是民族主义最大的载体，所谓的民意其实也就是他们的意见。

在大众民主时代，中产阶级不是有选举权，就是有话语权。也因为大众传媒的腾飞，统治者能比以往更容易动员群众，相对的，也就更难外交妥协乃至调头。如果统治者经常动员群众，却不能得到群众想要的成果，就会被民意反噬，被指责为软弱，丧失合法性，乃至轰然垮台。

于是武力外交与民族主义热情一点点恶化了国际环境，并促使列强两两结盟，泛斯拉夫主义也是对国际上盎格鲁-美利坚联盟、德奥联盟的回应。然后将环境进一步恶化，最终使所有人相信战争的到来不可避免，柏林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都鼓吹，未来必有一场左右欧洲命运的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之战，之后所有人双向奔赴，实现自我预言。

与其他国家一样，俄国人也不是一开始就不知道克制的。在德奥同盟与法俄协约刚签订时，一切都只是防御同盟，俄国不会为了让法国进军非洲或收复阿尔萨斯-洛林而对德国开战，法国也不愿意为了巴尔干投进战场，一如德国不会为了摩洛哥，或者欧洲以外其他殖民地而将自己卷入战争。在当时，甚至有人认为这种关系明确的防御同盟，以及对未来爆发战争的恐惧，成功阻遏了战争的爆发。

但一如作者所指出的，1905年以后的俄国政权比以往更需要成功对外政策带来的合法性基础。不得民心的灾难性日俄战争激化了习惯性疑虑：“宫廷”操纵的对外政策既不合格，又脱离真正的民族利益。它也令俄国爱国者感到羞耻和屈辱。所有这些国内因素都给决策者施加强大又矛盾的压力，它们也有助于解释决策者的声明与行动之间的危险差距——这些人言辞坚决，但采取的措施往往温和得多。

这加剧了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此外，战败和革命导致俄国急剧衰弱，这破坏了欧洲权力均态的关键一环，进而引发不确定、诱惑与不安。于是1905年以后欧洲的国际冲突格外的多，几乎每年就有一起。参与各国虽然行为保持克制，可是放出的声明火药味却越来越浓，战争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在1905年以前，因为俄国致力于经营东亚，奥地利被内部的种族冲突折磨，所以双方并未爆发冲突。相反，如果能在支持巴尔干地区的稳定和既存秩序上达成一致，这会有利于两国的利益。

随着俄国因为日俄战争的失败被迫将视野转回欧洲，以及奥匈试图向巴尔干扩张，两国的关系迅速破裂。因为俄国尚未走出1905年带来的虚弱，所以1908～1909年波斯尼亚危机中，俄国需要在德奥施压下退让；1912～1913年巴尔干危机中，俄国需要在奥地利动用被尼古拉视为武装敲诈的手段时退让。但到了1914年，俄国不管出于尊严，还是为了合法性，它都觉得自己再也不能退让了，自认恢复元气的它也不需要退让了。尽管萨拉热窝的消息传来时对俄国高层来说也无异于晴天霹雳，塞尔维亚这个附庸国显然也没有傲慢的俄国高层所想象的那样恭顺。

在尼古拉二世看来，他的表哥威廉二世虽然行为浮夸，经常咆哮一场条顿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但和往常一样，一旦战争真的迫近，他还是会退缩。毕竟1905年至1906年那样的好机会他都放弃了，所以尼古拉二世相信威廉二世依旧会是维系欧洲和平的中坚力量。然而遗憾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反复出现胆小鬼游戏，以中上层为主的民意已经厌倦了退让与妥协，甚至渴望来场战争一了百了。

尼古拉二世忽略了，由于1905年以来频繁爆发的各种国际冲突中反复出现张牙舞爪恐吓对手的胆小鬼游戏，欧陆列强各自都认为自己在国际上露了怯，需要在接下来的争端里报复回去。俄国自认自己在波斯尼亚危机和巴尔干危机中吃了亏，德国认为自己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被大国孤立，只能抱紧唯一的盟友奥匈，法国则因为摩洛哥危机意识到法德和解无望，与其退让索性重新打一场战争洗刷1871年的耻辱。考虑到法德差距未来会越来越大，那现在打就好了。

从巴尔干战争开始的1912年秋到1914年7月，对“如果巴尔干冲突演变为欧洲战争，法国将会支持俄国”的信心是影响俄国整体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就圣彼得堡的意愿——坚决维护它的塞尔维亚附庸——而言。

于是，这群聪明人一同投身火焰。

相比二战更多的是因为希特勒的试探与赌博，和英法的纵容与绥靖。一战的爆发有其必然性，就算1914年没有爆发战争，之后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高，这样大家都参与进去的胆小鬼游戏明显是不可持续的。而在战场上，与战前预料的大大不同是，俄军被德军摧枯拉朽，最终俄国爆发革命，濒临解体，但德军并没有很好的利用战争的胜利。

虽然本书作者将一战投入德俄争夺欧洲霸权的大历史中，但在逼苏俄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前，德国应该还不存在建立霸权的概念。可能令后世德国人感到抑郁的一个史实是，德国在它国力最强大的年代根本不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并不存在一个关于未来走向的清晰思考，它宪制上的弊端，使得它的行为因国内各个政治集团的激烈斗争而左右摇摆，变得无比机会主义，得罪了很多原本可以不用得罪的邻国。

直到1917年俄国的轰然倒塌，根本没准备好统治俄国吐出来的庞大地盘的它，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在西线达成平手的同时，似乎可以主导东欧的霸权。也正是俄国的这场大失败，才使德国右翼战后大谈特谈向东方扩张，并轻视俄国人的力量。但德国控制东欧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无限潜艇战引来美国下场干预，打破了西线的平衡，德国只能无奈投降。

尽管如此，由于俄国与奥匈的同时崩溃，以及英法美各种原因无法干预，虽然魏玛德国实力远不如第二帝国，但只要耐心经营中东欧，德国以非战争手段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东欧秩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结果德国人却将希特勒捧上台，自狮子亨利八百年来向东方的开拓一切俱已成空。而再往前看，早在一战前就有人意识到德国扩张型对外政策有害无利，因为现代世界中重要的是经济实力，只要和平再维持一些年，德国无论如何也能主宰欧洲经济，就像今天的德国那样。

而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俄国不仅抵御了德国的入侵，并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俄国的势力扩张到柏林以东的半个欧洲。即使苏联解体以后，日益反共的俄国保守派，也对此念念不忘，只恨斯大林不是真的尼古拉二世的表弟。但斯大林将加利西亚兼并进乌克兰的做法，最终应证了杜尔诺沃的预言：由波兰与哈布斯堡长期统治的乌克兰西部，直接催化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对乌克兰东部的感染，以至于苏联解体时，乌克兰也一并独立出去，而不是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组建共同的罗斯联邦。

而从俄国领导人的角度讲，放任乌克兰从境内独立出去，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普京挑起的这场战争其实是迟到三十年的苏联内战，遗憾的是普京作为强人，并没有他塑造的公众形象的那样能干，远远不配与斯大林相提并论。

然而对俄国历史危险的是，只要普京不能征服乌克兰，那么战争积累下的仇恨将使俄国彻底失去乌克兰，并在俄国的腹心之地出现一个强烈的反俄中心，使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在欧洲的扩张退回原点。从这个角度讲，当兵临基辅城下时，泽连斯基没有听从美国人意见流亡，而是选择抵抗到底，或许永远改变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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