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录综艺节目猝死 “玩命”真人秀引发热议，狂飙突进的综艺该刹车了

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丽 实习生 董锦蒙

11月27日凌晨，艺人高以翔在录制浙江卫视综艺节目《追我吧》时当场晕倒，经医院抢救无效后遗憾去世。随后《追我吧》节目组发布声明称，医院宣布高以翔为心源性猝死。

据悉，《追我吧》是浙江卫视推出的一档夜晚城市实境追跑真人秀。节目运动强度大，内含梅花桩、飞檐走壁、徒手爬楼等高风险运动，且由于节目要求在城市CBD录制，因此录制时间大多在深夜，对参演嘉宾体能消耗极大。

11月27日傍晚，浙江卫视发布声明回应高以翔猝死，表示愿意承担责任。

针对这一事件，

网友纷纷质疑，

综艺节目录制在管理方面是否合规？

节目录制中，

艺人的人身安全如何得到保障？

综艺行业时间特殊

熬夜录制成为常态

高以翔所录制的是一档都市夜景追跑竞技秀。这档节目让明星与素人进行高难度、高强度的竞技对抗，在“你追我逃”的硬核竞赛氛围中，突破体能极限，展现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竞技精神。因此，节目中出现了大量关卡挑战，包括“在两个旋转的滚筒上迅速找到身体平衡点，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吊威亚爬70米高楼登顶，然后通过一个索道，滑向对面大厦的顶楼”。

“这个综艺节目本身就挺危险的。”一位接近娱乐圈的相关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私下聊天时表示，无论是男女艺人，在长期节食、营养不良的身体状态下“连轴转”地高强度工作已经是职业常态，而包括经纪公司、艺人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

上述接近娱乐圈的人士透露，“熬夜录制”等非正常录制手段，让国内综艺制作进入了畸形状态。比如，之前大火的现象级综艺节目《奔跑吧》的录制时常是凌晨甚至清晨结束。

对于棚内节目为什么也会经常在夜晚录制，许多艺人经纪从业者表示费解，但已经习以为常。

“这就像是约定俗成的，很多节目都是说好了录制时间，观众到了，嘉宾也到了，但就是要延期两三个小时才开始。”任职为某艺人宣传的逍遥无奈地说。

针对许多网友质疑为什么节目在半夜一点多还在录制，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广电智库专家周逵认为，属于这个行业工作时间的特殊性。

“录制一个节目，往往下午两三点钟艺人就开始化妆准备，由于想避免人声和噪音等因素的影响，节目往往会选择在晚上录制，从傍晚录制到半夜两三点，艺人第二天早上还要再赶飞机，去赶下一场的节目录制等活动，工作完全是连轴转的。”周逵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

在周逵看来，明星或者艺人也是作为一个文化生产行业的劳工身份出现，“他也是一位‘工人’，大量的日夜颠倒。不仅是艺人们，工作人员、编导们的工作节奏也是这样的，这些由竞争性等因素带来的风险不仅针对明星。这次高以翔猝死引发大家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一位明星，但同时演艺行业的工作人员也时而出现此类悲剧，这是行业的某种客观性造成的”。

曾面试过综艺编导职位的刘航（化名）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制作公司当时就表态说为了节省成本，很多都是一次连录多期，早上开始准备工作，从傍晚六七点开始录制，一直录制到凌晨两三点，实际工作起来很可能更晚。

刘航在后来从事相关行业的朋友处了解到，一些比较有名的综艺类节目都是经常录制到凌晨三四点，“有时候能明显看出来常驻嘉宾的脸色很差了，但还是得接着录。剧组拍戏，横店因为夜里电费比较便宜，很多剧组选择都在夜里拍戏，横店大夜由此而出名，大夜指通宵不休息拍摄，小夜指拍到凌晨3点收工回去睡觉。可想而知大夜有多夸张，在这些通宵工作的剧组里，时常会有负责灯光、道具、场务等工作人员猝死，但因为他们不是公众人物，没有人关注，所以公众不得而知”。

一个曾在影视圈工作过的人说：“拍摄15个小时都正常，没有人能管得了，演员在片场要随时待命。”

“做节目的时候，感觉就是时间不够用，虽然每天都是远超八小时工作制，但依然来不及。”一位资深综艺从业人员直言，“不管是谁，录制当天生病了，也得坚持。去国外拍就更辛苦了，几乎没有时间睡觉。”

追求跨界暗藏风险

安全指数屡受质疑

近几年来，由于影视行业资本涌动，综艺行业也成为炙手可热的领域。综艺行业的狂飙突进在数据上可见一斑。据广电总局监管中心统计数据，2018年我国共上线385部网综，节目数量较2017年同比增长95%。

然而，伴随着综艺行业的迅猛发展，综艺事故也层出不穷。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2013年，释小龙的助理在浙江卫视《中国星跳跃》节目训练基地意外溺水身亡，年仅18岁。

《奔跑吧兄弟》第一季录制期间，李晨在和金钟国对抗时被甩出去，撞得头破血流，眉骨缝了22针。

《爸爸去哪儿》节目组虽然在每期出外景拍摄时都会先试玩一遍，也仍然出现了胡军儿子流鼻血、费曼脸被划伤等事故。

2018年，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录制期间，张杰在玩游戏时晕倒，脸砸到凳子上导致面部淤青。

发生意外后，节目组的处理方式也备受争议。

陈楚河受伤后，其经纪公司曾反映，节目组的队医第一时间没有重视嘉宾的安全，仅仅只是用了冰袋的方式简单治疗，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并且在态度上缺乏诚意。

张杰晕倒后，粉丝提出质疑，节目组在明知游戏有一定危险的情况下，无视张杰提出的对安全性的质疑，仍让其参与。

“早年间，诸如飞机航拍中摄像坠亡等意外事件时有发生。在节目录制中难以做到百分之百防范意外事故，我们时常耳闻在节目录制中有艺人发生车祸等意外。而对于高以翔的安全保护，经纪公司在事先绝对会有所考虑，节目方的安全意识也不是完全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在节目过程中也会涉及。”周逵说。

在周逵看来，高以翔事件之所以发生，除了偶发性概率之外，还有以下因素：

真人秀节目目前的竞争性很强。“一个顶级的真人秀节目往往会投入大量的资源，而同时带来的市场竞争就会非常强烈。真人秀节目为了吸引受众，就会相应提升其挑战性，而且这种挑战是真挑战、真竞赛，花拳绣腿观众不会爱看，观众想看的是真实的反应。因此，这就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周逵说，现在节目往往会追求跨界，比如，这次浙江卫视的节目将高强度的专项体育运动与作为非专业运动员的明星结合起来，这种模式就会带来一定的危险。

近几年，大型户外节目式微，节目组为了抓住观众绞尽脑汁。曾接触过此类竞技类综艺节目策划环节的张鲁说，综艺节目制作遵循的规律变了，制作人和导演会通过数据来揣摩受众喜好，“比如，这一段虐心了，他们会发现数据很高，所以下次做节目的时候会觉得这样的环节要多加，因为在这个环节收视率、点击量马上涨起来了”。

导演提前测试游戏

节目执行缺乏标准

随着户外竞技游戏花样百出，跳伞、速降等高难度游戏屡见不鲜。一些节目在介绍中也会强调“拼搏精神”“励志竞技”“突破自我极限”。然而，“突破自我”有那么轻松吗？从制作单位到明星团队，真的清楚“极限”在哪里吗？

《花样姐姐》《花样爷爷》等节目的导演李文妤曾对媒体说，面对不能确保人身安全的项目，导演组会提前安排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导演进行“人肉测试”，“多次测试下来我们才能对这个设施有大致判断，例如适不适合嘉宾做，或者是否要降低强度。如果不适合，我们会直接放弃”。

但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大型户外节目受伤已经是节目组的常态。作为测试者，张鲁曾在测试一个把人吊起来的道具时，虽然下面铺了稻草，但自上而下被扔下来的那一刻，他的脚还是被扭到了。同组的一位女导演也闪了腰。入行这么多年，张鲁对同事因加班进医院已经习以为常。

曾从事安全管理相关工作的Carol向“娱乐资本论”透露：“像录真人秀时，一些过于激烈的运动或是设计的桥段可能都会有不安全的情况发生，很多时候虽然节目组说我们这边安保已经很好、有一定的保护措施，但其实你去仔细确认的时候发现很多设施都是不完善的。”

Carol曾在一场爆破戏前去检查现场灭火器材，发现器材已经过了质检期。还有一些剧组的脚手架也不符合规范，但这些通常只有熟悉安保工作的人才能看出来。

不过，根据“娱乐资本论”中对一些综艺节目导演的采访，有业内人士也表示，一般这类节目在最开始为了达到最强烈的感官刺激，会在初期设置成极限值，然后节目组的人去挑战，再从极限一点一点往下降，降到艺人可以承受的难度，“基本上导演组测试完极限状态，在录制过程中肯定会降低很多难度。”所以事实是，在艺人受伤之前已经有不少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替他们受了伤。执行团队里有专门负责的游戏执行和艺人导演，需要对整个游戏环节在极端条件和非极端条件下进行完整的测试，还要对整体游戏过程中的危险性进行评估和预判。

虽然大多数节目从制作角度都要优先考虑艺人安全，包括节目设置等环节，但这其中可以执行到什么程度，也有业内人士透露，是和从业者的素质以及节目准备时间等因素有关。更为关键的是，不少受访的业内人士均表示，整个行业对此并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标准。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现场的救援措施。11月30日，央视《新闻周刊》节目在“人物回顾”中报道了高以翔猝死离世一事，而这则报道的题目为“高以翔：生命的警示”。

《新闻周刊》节目中首先回顾了高以翔去世的来龙去脉，介绍他平时喜欢健身、篮球、旅行、极限运动，身体素质良好，缘何猝然离世？节目说道：“痛心之余，有人质疑通宵高强度的节目录制隐患重重。黄金4分钟没有专业医护人员和急救设备，救护车也因路障没能第一时间到位。或许足够的健康意识和及时的抢救措施不能将他挽回，但至少能保护住更多生的机会。”

同时，央视还指出，节目现场基本没有应急救护的器械和相关的环境，不能说救护车直接开到身边或者有体外除颤仪，高以翔就一定能够救过来，但是没有那就一定救不过来。“这就难怪，一边是痛心，而一边是担心。”

加大综艺监管力度

全面保障生命安全

高以翔离世事件发生后，也有舆论表示是否要加强这方面的立法。

对此，周逵说，目前该行业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并且形成了新的共识，“现在去节目组里，艺人方往往会在合同里加上‘确保艺人生命安全’这样一个条款，艺人工会等也会相应作出举措保障艺人的健康安全等”。

周逵认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界定已经足够，不能要求有关部门事无巨细地对每一个出现的问题都予以详细界定。“更多情况下，更应从媒介伦理出发，在传统关注内容伦理之外，更加关注生产过程中的伦理，从行业工作者自身的生命健康考虑，重视人而不是牺牲人，加强对台前幕后的明星、工作人员等所有从业者的重视。让这个行业形成一个更好的工作习惯，促成良性的循环。”

不过，对于综艺节目行业多有研究的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温艳秋则提出，相关管理机构应进行相应规范。“目前，对于电视还没有基本的立法，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19-2028年立法工作规划》，5年内完成《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的修订，10年内完成《广播电视节目管理条例》《广播电视从业人员管理条例》的制定工作。另外，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的立法进程，10年内完成制定工作。”

“在目前综艺节目尤其是竞技类综艺节目发展比较混乱的情况下，要增强监管力度，作出更有效的制裁，如加大处罚力度，促使相关的节目制作方更关注可能产生的风险防控，也可以出台一些具体的措施性的防范措施，细化节目可能产生的高风险以及强化制作方面的安全保障。”温艳秋说，将收视率和播放量作为目标的综艺节目该冷静下来了。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娱乐是有底线的，不能一味地赶进度、求速度，忽略了基础安全措施，更不该以艺人的安全作赌注。

“亟须对录制的综艺节目进行安全级别评定，最好邀请专业的安全机构给出建议，在安全防护方面保障万无一失。”张鲁说。

来源：法制日报

编辑：渠洋 张博 朱婵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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