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长篇小说《四千里》研讨会在京成功举办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方涛 通讯员 肖媛龄

10月29日下午，罗伟章长篇小说《四千里》研讨会在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成功举办。本场研讨会由首都文化科技集团主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承办。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孟华，北京市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冷文波出席研讨会并致辞。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市管干部赵彤，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级调研员罗炜寰，四川省委宣传部出版处二级调研员吴蕾蕾，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刘龙章，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雷华，北京出版社副总经理、北京十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鹿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敬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淑红，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冯静，四川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吴坤等出席研讨会。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郭义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文艺报》原总编辑梁鸿鹰，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秘书长陈东捷，《文艺报》总编辑刘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北京作协副主席张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大先，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刘涛，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傅逸尘，中国作协创研部发展研究处副处长、副研究员刘诗宇等专家参加研讨会并发言。本次研讨会分为两个环节，领导致辞环节由赵彤担任主持，专家研讨环节由韩敬群担任主持。高鹿璐作会议总结。

《四千里》是作家罗伟章的最新长篇力作，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作品以肖小玲回乡祭祖时发现的一块无名烈士墓碑为引子，讲述了抗战时期，为给国家留下未来畜牧业发展的火种，以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场长王酉亭为首的八名教职工，带着一千余只珍贵的进口动物从南京出发，长途跋涉、历经艰险，跨越五省、行程四千里，最终抵达重庆的故事。

小说借“动物西迁”这一小小切口书写个体悲欢和家国命运。通过西迁路上的翻山越岭、跨沟绕涧、餐风宿雨、胆战心惊，写出了山河破碎、“国将不国”之时，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从惊惶到觉醒的心理变化和坚决不做亡国奴的民族精神，写出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历经磨难而文化精神不熄的力量之源。与会专家认为，作品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沉默的普通人，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命运中书写全民族抗战的精神史诗，是人民史观在文学创作中的生动体现，是中国抗战文学书写的一次突破与跃升。

《四千里》罗伟章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让被遗忘的历史重新发声”

孟繁华在致辞中谈到，罗伟章深耕文学创作数十年，始终以深沉的文学情怀、敏锐的时代洞察和扎实的艺术功力关注现实、关照时代，是四川文学界的重要领军人物。孟繁华认为，《四千里》是罗伟章创作历程中的一次新的攀登，也是四川文学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收获。“作者很有耐心地写这四千里，将路上的每一处脚印、每一处停息都细细描摹，让宏大历史通过细节逐步显现。这种写法既是对叙事耐心的考验，也是对读者信任的交付。作品把目光投向那些沉默的普通生命，让他们在历史的缝隙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书写姿态是对文学传统的接续，也是对历史记忆的创新性表达。”

冷文波在致辞中表示，《四千里》写的是八十多年前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以“动物西迁”这一独特切入点，以小见大，“既展现了抗战大背景下个体民众在历史洪流中的苦难和抗争，也呈现了民族危亡之际全民族的家国情怀和同仇敌忾的意志觉醒。小说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到历史记忆的保存，让被遗忘的历史重新发声，这正是严肃文学在当下的责任与价值”。

“罗伟章的写作在同一个方向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邱华栋与罗伟章相识已有三十年。为了这次研讨会，他把书橱里罗伟章二十年来出版的十多部长篇重新“捋了一遍”，从《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到《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再到《谁在敲门》《红砖楼》。他认为这些作品如同一块块拼图，拼出了巴蜀大地文化的、历史的、人文的、心灵的总体景观，“从体量上看，他已经可以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界相媲美，是当代作家里在长篇小说领域根本无法忽视的大象般的作家”。谈及长篇小说《四千里》，邱华栋指出，这部作品的种子早在十多年前罗伟章创作《太阳底下》、查阅重庆大轰炸史料时就已埋下。“作品的空间历程雄阔、艰难，呈现了中华民族精神里的坚韧和不屈。题材精巧，人物丰满，故事惊险精妙，语言带有独特的巴蜀味道，可以说是一部杰作。”他特别注意到小说为动物们一一起了名字，“这里面有众生平等，有对动物的关怀。它们是种子，是文明的种子，也是中国人精神的火种，实际上写了一部关于种子的书”。在邱华栋看来，《四千里》的出版是一种“跃升”，“跃升”不是跳到另外一个地方，而是在同一个方向上终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祝贺伟章写出伟章，写出雄伟的华章”。

“这就是人民史观”

“一部真正写抗战的小说出版了”，最初听到韩敬群老师对《四千里》的评价，郭义强有些好奇和疑问，但认真读完后，他认为《四千里》是目前比较深刻、全面地揭露和反思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作品。“小说借动物的迁徙描写，显示了作者长期以来对抗战问题的深入关注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八个人与上千只动物离南京越来越远，但南京的枪炮声、南京沦陷、南京大屠杀的反人类暴行，却像黑云始终笼罩全书，像一块巨大的伤口在流血。”郭义强特别关注作品中的鲜明反差：在人的生存都难保的时候，王酉亭等八个普通人仍千里迢迢、克服重重困难把动物护送到重庆；侵略者却把人当作动物一样任意宰割。“中国人热爱和平，甚至连动物都这么保护，这种精神与日本侵华暴行的反差是巨大的。作者浓墨重彩地写这段故事，想说的不仅是一段‘动物西迁’的历史，而是中国人面对侵略不屈的抗战精神，是知识分子浓浓的家国情怀。”郭义强认为，这部作品结构设计精心，内容厚重，文字干净，富于哲理。在揭露展示侵略者罪行的同时，写出了中国人的英勇抗争与浴血奋战，讴歌了中国人深刻到骨子里的爱好和平的基因，也对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与强盗逻辑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在抗战题材创作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他还建议推动作品翻译成日文等外文出版，让更多海外读者看到。

刘大先呼应郭义强的观点，认为王酉亭、任贵春等人对待动物的态度是人道的、文明的，而侵略者把中国人当作动物，这是暴行、是野蛮。刘大先从“历史叙事的主权”的角度谈到，同一段历史，日本的叙事与中国的叙事、官方的叙事与民间的叙事，往往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四千里》反转了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等级论叙事，作品没有站在狭隘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文明的角度、众生的角度，打开了记忆的伦理。他还认为，罗伟章寻找被湮没的历史，实际上是在打捞文学，大的历史节点在小说中只是背景，“这部小说写的是在历史中行走的人，在路上行走的人就是历史本身”。“阶级论史观也好、人性论史观也好、唯物史观也好，最终会落在人民史观上。什么是人民史观？这就是人民史观。”刘大先强调，《四千里》中的“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落在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爱恨情仇、有生老病死的普通人身上，“这是人民史观最好的体现，是叙事主权的回归”。

活动现场

“为抗战文学开辟了全新的写作视角”

孟繁华认为，罗伟章是一位有宏大文学抱负的作家，他的乡土中国系列作品构成了一幅相对完整的当代乡土叙事图景。《四千里》以独具慧眼的发现，书写了抗战中一个惊心动魄又鲜为人知的事件，“小说用真实感人的细节、平凡普通的人物，书写了一段四千里山河跋涉的后方史诗，以个人命运和民族大义相互交融，为抗战文学开辟了全新的写作视角”。孟繁华谈到，王酉亭是真实人物，作者没有将他英雄化，而是塑造了一个有恐惧、有牵挂、勇于担当的普通知识分子形象。码头诀别、宜昌求渡、朝天门重逢等细节令他深受感动。“‘八千里路云和月’，写的是岳飞的金戈铁马；‘四千里路云和月’，写的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志不可夺。《四千里》证明民族气节不只存在于枪林弹雨的正面战场，同样存在于那些默默无闻的家国利益守护者身上，这是一部打捞民族记忆、重塑民族大义的大作品。”

白烨坦言，以罗伟章已有的成就，本不必再去冒险，而《四千里》恰是一部“冒险之作”，“他化一则旧闻为一部小说，背后有他的功力、眼力，还有情怀”。白烨认为，作品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题材本身无可替代、不可或缺，“这段历史在全国性的抗战史上几乎没有记载，他把它写出来，就拓展了举国抗战的图景，丰富了全民抗战的内容”。他注意到，小说始终把“动物西迁”放在南京沦陷、武汉会战等抗战进程的大背景下，还经由新闻报道和人物言谈，使西迁并非孤立行动，而是大抗战中的小插曲。最令他感动的是人物：队员们在迁徙中从“完成工作”变成“参与战斗”。抵达重庆最后点名时，王酉亭一个个点名，包括已经牺牲的伙伴也不漏过，不在场的牺牲者由同伴代为答“到”，场景尤为动人。“在王酉亭身上，对工作的敬业、对学校的负责、对国家的热爱融为一体，在一定意义上，这部作品既为动物西迁的史事留下了影像记，也为王酉亭个人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潘凯雄与罗伟章的交集始于2007年，罗伟章的长篇小说《磨尖掐尖》正是在他当时任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他感慨，从《磨尖掐尖》到“三史”，再到《谁在敲门》《四千里》，罗伟章“把自己也磨了、也掐了，脱胎换骨，不知上了几个台阶”。他指出，抗战时期写文物西迁、学者西迁的作品不少，但就他所读过的文学作品而言，书写“动物西迁”的，这是唯一一部。“人少、动物多，人和动物之间的巨大反差，恰恰见出这次西迁的艰难和不易。一千多头动物都是活生生的个体生命，骨子里是民族意志不屈的象征。看上去写的是动物，实际上仍以人为中心，写的是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历史。”潘凯雄还谈到，小说呈现在面上特别质朴，背后蕴藏的东西却非常丰富，“我们好多抗战小说是比较类型化的，这部是高度个性化的，在中国抗战题材小说里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

梁鸿鹰认为，这部小说的内容十分丰富，主题深刻而多元，具有反思历史、牢记过去，建设自我、开辟未来等多重价值。在他看来，《四千里》既是抗战题材作品，也是关于民族深刻沉痛的记忆、关于“人如何成为人”的佳构。“小说告诉我们，不做亡国奴，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做精神上的奴隶。作品把动物纳入了同胞、战士、国家财产的共同体。西迁的意义不是廉价的先验答案，而是在行动中、在步履蹒跚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他特别指出，小说书写了难民如何从逃亡者到国民的转变，如何由零散的个体凝聚为力量。“迁徙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文明的转移，在军事上节节败退的年代，文明以最卑微的方式完成了最顽强的存续。”梁鸿鹰还认为，小说纪实与虚构交织，议论与叙事融合，大量历史材料、观点的交锋嵌入叙事，增强了作品厚重感，是向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致敬，也是“大文学观”的一次成功实践。

陈东捷是罗伟章多年的老朋友，罗伟章第一部长篇小说《饥饿百年》的研讨会他就曾参加。他坦言，初读《四千里》时心存一些疑问，这几天从头到尾细读一遍后，观点有了改变。他称赞罗伟章是一位被低估的小说家，在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三方面的能力尤为突出。他指出，动物大军在小说中有三重价值：“第一重是国家财富，第二重是鲜活的生命，第三重是结构的工具。借助这个独特的结构工具，小说展开了特殊年代的战争图景、生活图景和人的心灵图景，宏大叙事通过细小的动物大军的设计得以实现。”他还谈到，七名虚构的队员各有身份与性格设计，罗家伦、卢作孚等真实人物寥寥数笔便十分传神；语言精确又接地气，化用四川方言，幽默而不流于油滑。“上个世纪我们打了那么多仗，作为文学从业者，总为没有足够好的战争小说感到遗憾。这部小说，是写战争的小说里用心、用情的一部力作。”

研讨会现场

“种子不灭，火种不灭”

刘颋笑称，罗伟章是给她“反差感最大的作家”，研讨会开得轻松，读他的书却很痛苦。刘颋认为，罗伟章的写作是唤醒人的痛感的写作，这种发自内心的痛感体现着深沉的人文关切，在今天非常珍贵。她用三个关键词概括《四千里》。一是“种子”：“不仅动物是种子，护送它们的那群普通知识分子也是种子，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明种子。”二是“缓慢”：“缓慢的叙事节奏与队伍的缓慢行进高度匹配。这种缓慢不是软弱和拖沓，而是生命生长与文明延续的必然节奏，有效地对抗了侵略的迅猛与毁灭的急速。”三是“恐惧”：“王酉亭他们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大英雄，恰恰是最深切地感受到恐惧的普通人。在恐惧中生长出来的力量、在恐惧中完成的抵抗，才是最有力量的证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力量，从恐惧中来，从缓慢而坚决的抵抗中来。”

张莉认为，罗伟章是“知道小说在哪儿的人”，也是一位深知如何把小说写好的人，他有一颗“小说之心”。“‘动物西迁’为我们打开了抗战岁月中中国人精神面貌的一个新面向。作家在思考战争年代什么是生命的伦理、什么是文明的伦理：难民与动物相遇时如何相处，人在极端困境下如何理解文明。这是一种高维叙事，也是深具洞察力的叙事。”她特别谈到小说对无名者的书写，包括对慰安妇历史有尊严的书写，“他写了那些疼痛和暴力，也写出了这些女性的不屈和尊严”。在张莉看来，作品中的沉思与思辨让故事具有了隐喻性和艺术质感：“种子不灭，火种不灭，小说在为战争中那些无名的抗争者立下纪念碑。那些在战争中任何受伤害的人都值得被面对、被书写。”

刘涛用几个关键词解读《四千里》。他认为，小说中叙事者与人物的议论，延续了鲁迅以来国民性反思的传统。八个人与一千多只动物的西行“是一部《西游记》”：在寻找意义的路上，西迁精神沿途感动了许多人，“得道多助”，各方力量在国难之中凝聚汇集。它也是一部公路叙事，打开了抗战时期中国的整体图谱。刘涛指出，这次西迁至少有三重意义：一是普通人在关键时刻显现出的职业伦理担当；二是四千里行程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宣示了决心，也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三是“动物本身是种子，这次行动也是一颗种子”。

傅逸尘梳理了中国当代抗战叙事的演进脉络，认为它大体经历了从家国叙事到国家叙事、再到文明叙事的逐级升维，这一变化在《四千里》中得到了集中而显明的体现。“罗伟章没有正面大量书写战争场景，这不仅是叙事巧妙与否的问题，更是因为今天的作家已经从更高的文明选择、文明价值判断的视角出发，去弥补以往抗战叙事所稀缺的独立而深邃的哲学思想。”他指出，人与动物的关系视角可以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立场的受众接受甚至共情；而这些动物恰恰是从国外引进的品种，却被中国知识分子如此悲悯、呵护，“这就具有了文明论意义上的超越性”，与敌人相比高下立判。他还认为，小说摒弃了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把不同身份的个体凝聚成一个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重新填补了一度被抽空的集体英雄主义”。

刘诗宇谈到，读这样一部厚重的书之前，他先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今天为什么要读、作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抗战故事？读完后他的答案是，相比呈现英雄传奇和惨烈场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在于复盘和反思当年中国为何遭受侵略者蹂躏，“为惨剧不再重演作出一点贡献”。书中关于当时国民心态的诸多反思振聋发聩，是全书的魂魄，把分散的声部与视角串联在一起。他认为，小说有意淡化悬念与紧张感，正如《西游记》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取经人会不会遭遇不测，而在于对社会现实以及中国文化、文明的观察与反思。刘诗宇还认为，作品具备影视、戏剧等多种形式改编的潜力，期待它在未来打通雅与俗，呈现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文化景观。

活动现场

“这也是我们要走好的出版传播的四千里之路”

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之一，韩敬群借用纪德的比喻说，遇到好作品的时刻，就像一只金丝雀翩然降临肩头。他回忆，看完书稿最后一页，不到五分钟便忍不住给罗伟章打电话祝贺，“作为责任编辑，这种阅稿之后的自然反应就是最好的评论与肯定”。他还记得罗伟章说过，自己没有所谓的“舒适区”，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而是把人物写好、把故事写好。韩敬群表示，《四千里》是一部“自己等了好久终于等到的书”，是中国抗战文学的突破与跃升。对于专家们提出的细节意见，出版社将认真核实、精心打磨，并积极推动作品译介出版。

冯静从出版者的角度分享了对《四千里》的感受，认为这部作品有“两个难得”和“一个珍贵”。一是题材稀缺：“写历史不只有宏大叙事一条路，普通人的坚守、微小生命的跋涉同样值得被书写、被记住。”二是文学品质过硬，好读、有哲思、有温度。最珍贵的是信仰的力量：“王酉亭一行人本可以撤离，却选择了坚守。这种精神对当下的年轻人弥足珍贵，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力量之源。”作品出版以来已走进书店、高校开展多场阅读活动，“这也是我们要走好的出版传播的四千里之路”。冯静表示，京川两社合作愉快顺畅，期待未来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罗伟章感谢各位领导、专家的支持和意见。“一本书的产生不光是作者一个人的事情，还有很多环节共同促成，如果是一本好书更是如此。”他感谢两家出版社编辑团队为打磨和推广这部作品付出的心血，表示会认真思考专家们的意见，把该修改、可以修改的地方改好，“以后写出更好的作品”。

活动最后，高鹿璐作会议总结。她表示，一本书印出来不算完成，摆在台面上让人谈、让人挑，才算真正站住了。从天府书展首发到北京研讨会，《四千里》的背后是一次跨地域合作，把编辑力量、评论资源和发行通道放在了一张桌上。“会后我们会认真梳理今天的发言，把专家们宝贵的判断存下来。”高鹿璐表示，首文科集团将在影视、戏剧等方向布局，希望与罗伟章、与四川文艺出版社携手推进，争取让作品“走出去”，“用真实的故事影响海外，把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讲给更多的读者听”。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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