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政学之父—马斯格雷夫

张文春

马斯格雷夫是现代财政学的开拓者之一，被誉为现代财政学之父。他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开辟了税收研究方法之先河，使用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工具来研究税收的影响。他是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的倡导者，其“三职能”理论影响了美国乃至全球各国的财税政策的实践。

理查德·阿贝尔·马斯格雷夫，生于1910年12月14日，卒于2007年1月15日，享年96岁。马斯格雷夫是20世纪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学家之一，全球著名的现代财政学（公共经济学）家，是现代财政学的开拓者之一，被誉为现代财政学之父。

马斯格雷夫1910年出生在德国的柯尼希施泰因，于1930年在慕尼黑大学开始了经济学研究，1937年从哈佛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留在哈佛大学一直到1941年，然后作为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工作到1948年。1947年~1981年，他先后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教职。1965年，他被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和法学院同时聘为教授，成为该所大学中被两个学院同时聘为教授的第一人。他在这两个学院中讲授财政学、税收政策与经济发展和税制改革，直到1981年退休。马斯格雷夫还创办了《经济学季刊》杂志，是国际财政研究院（IIPF）创始人之一。另外，美国的《国家税务杂志》（National Tax Journal）也以他命名青年学者奖。

坚信政府有重要的经济作用

马斯格雷夫最为著名的学生马丁·费尔德斯坦（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经济研究局前局长、当今优秀的财政学家）在一篇纪念文章中称，马斯格雷夫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开辟了税收研究方法之先河，使用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工具来研究税收的影响。

马斯格雷夫在《预算决定的多重理论》一文中首先引用了“有益品（merit goods）”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经济学领域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他将有益品定义为“因制定干预个人偏好的政策而导致产出增加的物品”，这意味着有益品主要是由国家提供的。1959年，马斯格雷夫在《财政学原理》中再一次指出，有益品指对消费者有益但由于消费者的无知而消费不足的物品。例如，教育就是一种有益品，个人或家庭可能忽视教育的福利，或不理解教育的价值，或缺乏相关的信息，因而不愿意投资教育，但政府比个人或家庭拥有更多的信息，比个人更能理解教育投资的意义，因此更能洞察未来，在投资教育上的决策也就更明智，所以国家必须促进教育的消费。

马斯格雷夫主张，税收政策不仅要以公正的方式取得收入，而且要在对税制的公正性伤害最小的情况下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他倡导公正和累进的税收政策，在肯尼迪政府时期主张实行投资税收激励政策，在老布什任总统时（1989年），向政府建议提高税率，使税收负担的分布更加公正。他说：“我们需要削减赤字，但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实现这个目标所采取的方式。”

马斯格雷夫是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的倡导者。他坚定地认为政府是社会正义的工具和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他的著作《财政学原理》（1959年）被称为后凯恩斯时代的代表作，在现代财政学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本书对政府如何配置资源和满足各种社会需求进行了深入分析。过去，英美经济学家大多研究的是价格行为、供给和需求及与其他市场因素的互动关系。他们认为政府发挥的是次要作用，只是当市场失灵时才需要政府来弥补缺口。而马斯格雷夫认为政府有重要的经济作用，他研究出来了一种新的收支理论，提出许多商品和服务最好由政府提供。他首先提出了按照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来划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并提出了财政的三大职能：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稳定。他还简化了凯恩斯模型，发展了代际公平和税务归宿等理论，为以后财政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他和夫人佩吉·布莱沃·马斯格雷夫所著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

“三职能”理论影响各国实践

马斯格雷夫的理论吸收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典学派的背景，加上其在德国财政社会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有学者认为，如果说马克斯·韦伯是20世纪前50年中最重要的德国政治经济学代表，那么，后50年的代表就是马斯格雷夫。

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彼德·戴蒙德在《公共经济学杂志》纪念其创刊30周年特刊上发表的《财政学理论——过去与现在》一文中称：“在我开始研究财政学时（1961年师从凯瑞·布朗），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刚刚出版。这本书，以它的一般均衡分析结构，成为我20世纪60年代研究财政学的基础。将二元分析用作理论工具和次优分析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流行。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对我那个时期的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同一期杂志的另外一篇文章《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转型：1970~2000》一文中，马丁·费尔德斯坦称：“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英格兰开始学习财政学的时候，还是一名大学生。当时最经典的一本书是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理论》。与早期的散文式阐述的书不同，马斯格雷夫的大部分著述以图表和代数表明税收对价格和产量所产生的部分均衡效果以及对额外损失的相关影响。马斯格雷夫的书涉及税收归宿与效率的核心问题和税收对买卖双方行为的消极影响，而不是像早期的许多财政学著述那样关注税收规定或管理上的问题。这本书开启了财政学研究的新纪元。”普林斯顿大学的哈威·罗森（当今美国新生代著名公共经济学家之一）也称，他取得这样的成绩，就是站在了马斯格雷夫这样伟人的肩上。

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尤其是“三职能”理论影响了美国乃至全球各国的财税政策的实践，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财税政策的制定。他的学生马丁·费尔德斯坦和哈维·罗森分别担任了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积极实践了他的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马斯格雷夫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论文《财政自愿交换论》。后来，保罗·萨谬尔森将他的这一研究成果从实证理论转换成规范理论，并在1954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分析了“公共物品”的定义，并因此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认为马斯格雷夫应该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称其是被诺贝尔奖委员会“遗忘”的一名伟大学者。

一封回复中国学者的邮件

2004年末到2005年初，学校推荐我到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经济系去学习，需要联系对方的指导合作教授。我从哈佛大学网页上找出了马斯格雷夫的邮件地址，很唐突地给他写了一封电子邮件，问了一些问题。未曾想到，德高望重的马斯格雷夫给我回了信。

他在信中称，尽管自己已94岁高龄，对财政学的兴趣不减当年，却不能成为现在各种争议的积极参与者了。他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方面会不可避免地变化。人们对财政体制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是他不愿意见到的。他曾经认为政府有建设性和积极的作用，而现在人们却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但是，他坦言，他对于公共物品的重要性、税制的效率和公平，以及财政政策在稳定和增长方面积极作用的基本观点没有任何变化。他还分析了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认为财政学只是研究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诸如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及许多形式的管制等全部工具。不过，由于许多问题可能是用各种工具来解决的，因此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同时，无论是财政学还是公共经济学都还存在着用预算政策将各种预算工具组合的情形。

作为一名国际著名学者，他以这样的高龄给我回信，让我和我的同事及学生都激动了很长时间。我不仅得到了想要的答案，更看到了他做人的态度，也深深体会到了他对这个学科的后来者的期许和鼓励。

正如前人所言，我们之所以能够学习、研究和讲授现代财政学，就是因为像马斯格雷夫那样的开拓者为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和后来的财政学领域经济学家的成就一直是我们前进中的灯塔，时刻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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