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会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通过个人努力摆脱出身、实现阶级跃升之后，经历的不是彻底解脱，而是与原生家庭和所在阶层的双重疏离，原生阶层带来的“羞耻”如幽灵般如影随形。

当代著名思想家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在《社会作为判决》中以一种更大的坦诚与更深入的内省，探讨了在《回归故里》中未能充分展开的个人叙事与社会思考，深刻剖析了这种羞耻感的来源：它是被社会与文化机制悄然内化的“判决”。通过教育和日常交往，特定的品味、谈吐被塑造为“高雅”标准，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不断自我修正与怀疑。这种分裂并非个人失败，而是社会等级在身体与记忆中的深刻烙印。

本书并未给出轻松答案，而是通过“上诉”——即思考与写作——拒绝将这种结构性的羞耻视为自然法则，以更清醒的目光审视个人经验背后的社会运作。

为什么我们会对自己的出身

感到羞耻？

文| 姜梨

来源 | 非虚构时间

在关于阶级流动的叙事中，“向上”常被书写为成功、荣耀与对过去的摆脱。然而，现实经验却揭示出另一种更隐秘的情绪：羞耻。它并非源自贫穷本身，而是源自对出身的迟疑；它不是对父母的否认，却常表现为不愿让他们进入某些场合；它不是自卑，却让人不断修正自己的语言、口音与记忆。这种羞耻往往具体而微——例如，一张被剪掉父亲的旧照片。那是对过去的切割，也是对现实的迎合；它撕开了一个事实：即便完成社会位置的跃迁，原生阶层的印记仍然留存在身体与记忆之中。我们之所以鲜少谈论这种经验，正因为它不够光彩、不够正当；而正是在这种沉默里，社会结构完成了最有效的运作。

《社会作为判决》正是从这种无法摆脱的身份羞耻出发。迪迪埃·埃里蓬回顾自己从底层小镇青年到知名学者的艰难上升轨迹，直面原生家庭与阶层差异带来的痛苦与撕裂。出身工人家庭的他进入知识阶层，却并未获得完整的归属，而是在双重疏离中反复审视自身处境：既无法回到旧有世界，也难以无缝融入新的世界。由此他提出质问——如果阶级跃迁改变的是社会位置，为什么身体与记忆仍携带旧有的痕迹？当“成功”被视为个人成就时，那些挥之不去的羞耻与分裂是否正是社会无形判决的结果？在对自身经验的剖析中，个体叙事最终转化为对这种判决机制的批判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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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羞耻如何被制造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作者与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惯习”理论形成呼应，也与安妮·埃尔诺关于阶级记忆的写作展开对话。但这本书的重点并不在理论本身，而在揭示一种被自然化的机制：社会如何通过文化与教育，把等级秩序转化为看似自然而然的差异。

文化从来不是纯粹的。它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区分的工具。当我们谈论“品味”“修养”“谈吐”时，往往忽略了这些标准本身带有历史与阶级的来源。某些文化形式被默认为高雅，某些表达方式被视为粗鄙，而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学习如何靠近前者、远离后者。正是在这种学习中，羞耻开始内化。

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阅读兴趣、音乐偏好或表达方式“不合时宜”时，他所感受到的并非简单的不适，而是一种被判定的感觉。社会并未明言谁更优越，但通过学校教育、媒体话语与日常交往，它持续地强化某种合法文化的权威性。那些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人，自然掌握规则；而来自其他背景的人，则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去弥补差距。更为复杂的是，这种努力往往伴随着对自身出身的疏离。当一个人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空间而不断修正自己时，他也在无意中接受了那场无声的判决。

迪迪埃·埃里蓬

教育体系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教育被视为向上流动的通道，但它同时也是筛选机制。学校不仅教授知识，还塑造表达方式、审美判断与思维习惯。那些从小在“合法文化”中浸润的人，更容易在课堂上显得自然、自信；而其他人则可能在表达前反复犹豫，担心自己的措辞不够准确、观点不够得体。沉默并不意味着没有思想，它有时只是对规则的不确定。长期以往，这种不确定被误认为能力不足，羞耻也因此更加稳固。社会的等级秩序在这里完成了最微妙的转化：它不再表现为外在强制，而成为个体对自身的怀疑。

02

过去为何不会消失

书中有一个极为残酷的洞察：逝去的过去会攫住现在的自己。阶级跃迁改变的是社会位置，却未必改变身体与记忆。一个人可以拥有新的学历、新的职业、新的社交圈，但他无法彻底摆脱那些早已嵌入身体的经验方式。阶级并不仅仅是收入或头衔的差异，它更是一种长时间形成的感知结构，是在童年与青少年时期逐渐内化的世界理解方式。

这种内化往往体现在最细微的地方。说话的节奏，使用的词汇，对权威的态度，对陌生场合的紧张程度，对“高雅”与“粗俗”的直觉判断——这些并非经过理性选择，而是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惯习。当一个人进入新的社会空间时，他往往最先意识到的不是制度的差异，而是身体的不适。那种不适并不剧烈，却持续存在。它表现为对自己言谈的反复审视，为进入某些场所时的迟疑，为担心暴露出“不够自然”的焦虑。

过去因此并不会自动消失。它不是一段可以被剪辑掉的历史，而是一种仍在运作的结构。作者指出，阶级跃迁常常制造出一种双重疏离：向上的移动使人逐渐与原有环境拉开距离，而新的环境又始终保留某种隐形门槛。于是，人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他不再完全属于出身之地，却也难以毫无裂痕地融入新的阶层。这种中间状态并不总是显性冲突，它更多表现为持续的张力。

当过去不再被视为单纯的负担，而被理解为社会历史在个体身上的沉积时，分裂本身获得了另一种意义。它不再只是失败的象征，而成为观察社会运作的视角。正是在这种视角之中，《社会作为判决》完成了从自我叙述到结构批判的转变。羞耻不再是秘密，而成为一种分析入口。通过揭示过去如何持续作用于现在，作者让我们看到，阶级并非外在标签，而是一种持续在身体与记忆中运作的力量。

《红与黑》剧照

03

如果社会是一场判决

正是在这里，《社会作为判决》显露出其真正的意义。它并未承诺解放，也不提供简易的解决方案。相反，它坚持揭示：羞耻如何被生产、如何被内化、如何在个体身上留下持续的痕迹。当我们谈论阶级固化、代际焦虑或所谓的“向上流动”时，这本书提醒我们，不应只关注收入或职业的变化，更要看到文化与象征层面的再生产。阶级不是简单的经济差距，它是一整套被身体化的经验，是一种在无数日常细节中被重复确认的秩序。

书的结语题为“上诉”。如果社会是一场判决，那么写作与思考便构成一种象征性的上诉。上诉并不意味着推翻所有判决，而是拒绝把它们当作自然法则。通过命名羞耻的来源，通过揭示文化与教育的筛选机制，作者试图打破那种将一切归因于个人努力的叙事。在这种意义上，阅读本身成为一种行动。它让我们意识到，个体经验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更大结构的一部分。

也许，我们无法完全摆脱出身，也无法彻底消除分裂感。但当我们不再把所有刺痛都视为个人缺陷时，某种新的空间便被打开。那不是轻松的空间，而是诚实的空间。在那里，我们既承认结构的存在，也保留反思结构的可能。《社会作为判决》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提供的不是慰藉，而是一种更为清醒的目光。它让我们看到，羞耻并非偶然的情绪，而是社会秩序在个体身上的投影。当这种投影被照亮，哪怕现实没有立即改变，我们至少拥有了提出疑问的权利。

如果阶级跃迁带来的不是单纯的骄傲，而是复杂的分裂，那么承认这种复杂性本身，或许就是对那场无声判决的第一次回应。阅读不会抹去过去，却可能改变我们理解过去的方式。而在理解之中，羞耻不再只是秘密，它成为一种可以被讨论、被分析、被重新安置的经验。或许，这正是“上诉”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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